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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十年:故人往事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翩翩学者宋云彬

宋云彬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家、杂文家,民主人士,新中国建政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文史馆馆长、文联主席等职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撤销了职务。1958年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与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我第一次见到宋先生则是在1959年的春节期间,那时我才不到十一岁。

宋先生到北京后一度被安排住在东城南小街一带,距离我家也就两三站路的距离。父亲那时也从商务印书馆被调到中华书局,他们在机关单位里肯定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但是宋先生来家里,我的印象中,1959年的大年初一是第一次。

在我记忆里,宋云彬先生是位极其注重仪表的文化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风度翩翩,仪态潇洒。他第一次来二条的时候,好像戴着一顶呢子制服帽,穿一件厚呢子长大衣,大衣里是很漂亮的格子毛围巾,还戴着黑框的眼镜。那时他的年龄大概是六十多一点,比我父亲大将近三十岁。

那时,我家每年春节都是要摆供的,也就是从大年三十的下午开始祭祀祖先,直到第二天(即初一)的中午才撤供,恢复常态。与旧日相比,二条的住房已经算得是逼仄窄小了。每年摆供只能利用我父亲的大书桌,那是张菲律宾木的硕大写字台,上面有很厚的玻璃面。摆供时会撤去桌上所有的文具,摆上祖先牌位和五供。年三十晚上是祭祖的菜品,晚饭时撤去,换成果品鲜花;直到初一的中午,再摆上汤圆和茶水,基本到下午就撤供了。这已经比旧时的仪式要简化多了。

我家向无守岁的习惯,小孩子又起得早,那天大约十点来钟,我和院里的孩子正在放爆竹,看到从跨院的门外步进一位老者,问我这里是不是赵家。当时来访不可能事先约定,都是不期而至。大年初一宋先生来访,是不是有拜年的意思,还是宋先生不拘俗礼,都未可知。看到来客,我立即到屋里招呼父亲。适逢摆供未撤,父亲显得有些尴尬,只好将宋先生让到书房。宋先生看到家里正摆着供,就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频频点头,理解地道:“啊,祭祖先,祭祖先。”这个神态,我至今印象深刻。

之后,宋先生常来二条,也曾邀请我们去吃饭、看戏。宋先生的爱好广泛,涉猎很广博,除了和父亲谈工作,也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谈,与父亲成了忘年之交。1961年以后,他们都搬到西郊翠微路,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宋先生住在翠微路二号的一区,而我家住在二号院里的西北楼,来往更多了。其实在二条时期,宋先生就已经开始标点《史记》了。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云彬日记》里,我发现宋先生在日记中至少有两三处写到给我诊脉开药方。对此,我也有些印象。我小时候爱闹病,尤其是在出麻疹后得了支气管哮喘的毛病,不时就会由感冒引起支气管哮喘。宋云彬先生深通医道,也喜欢给人开方子,从大人到孩子,只要他知道周围的人有谁生病,就会主动给人家诊脉开方子,让人家拿到药铺里去抓药。我记得他在二条和翠微路都给我开过方子,但开的方子到底我后来吃了没有,至今已没有印象。宋先生为人和蔼亲切,他诊脉的时候样子很儒雅,也十分认真,令人感动。

说到开药方,令我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那就是孙毓棠先生。

孙毓棠先生也曾来过二条,但是印象不深了。他也是特别关心我哮喘的一位。孙先生和陈梦家先生一样,早在30年代也是一位新月派现代诗人,后来才成为中国古代史的著名学者。孙先生似乎自己也有哮喘病,他来二条的次数很少,但是却不时让我父亲带回药方子。这些药方子有经方,有验方,甚至也有偏方。在我印象中,宋云彬、孙毓棠和启功三位老先生都对我的病特别关心。

宋云彬先生生活很讲究,印象中无论是早年来二条,还是后来在翠微路大院,他永远都是穿白色的衬衫。北京的尘土大,白色的衬衫穿上两天就会脏,但是他的衬衫领子和袖口永远没有任何污垢。那时他理发都要到全国政协的理发室去,再不就是去新开的四联理发馆。住在西郊翠微路的時候,也不顾路途遥远,必须去这两处理发。无论何时,都不会看到宋先生衣着不整或是头发过长。我想,这也是宋先生自爱和对别人尊重的一种表现。

宋先生也喜欢戏曲,他曾主持过浙江省文联的工作,对于昆曲很有研究,对江浙昆曲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

那时,四川省的川剧多次晋京演出,像陈书舫、袁玉堃、许倩云、竞华、杨淑英、张巧凤、李笑非、戴雪如等还属于风华正茂的中年演员,而像曾荣华、周企何、周裕祥等老一辈演员也都还活跃在舞台上,晓艇、晓舫等才崭露头角,真可谓是花团锦簇,人才辈出。

宋云彬先生对川剧情有独钟,每有川剧来京演出,宋先生几乎是场场必看。

我家看川剧大约也都是受陈梦家和宋云彬两位的影响。我虽年幼,也对川剧很迷恋,像《玉簪记》、《绣襦记》、《御河桥》、《铁笼山》、《评雪辨踪》、《萧方杀船》等都是看了多次的剧目。宋先生经常自己买好票送来,他知道我也喜欢川剧,后来居然也多给我买一张票。

我记得他对《玉簪记》里陈书舫和袁玉堃饰演的陈妙常和潘必正有许多评论,演得好在哪里,他都会给我讲出道理。例如“琴挑”一折的细腻,“追舟”一折中艄公的诙谐,经他指点,更能看出其中的门道。川剧的“帮腔”是京剧里从来没有的,其实对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气氛的烘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宋先生对此有过很多评论。还说后来许多剧种的《秋江》一折,都是从川剧的“追舟”移植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宋云彬先生算不得收藏家,他收藏的字画多是当年比较时兴的国画家作品,再就是他在张宗祥先生的鼓动下购买的清代书画,这些在50年代用不了太多花费。张宗祥与宋云彬是海宁同乡,并且都是硖石镇人。张宗祥在1949年以后曾任西泠印社社长、浙江图书馆馆长,与宋先生往来密切。

宋先生在我家经常谈到张宗祥先生,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能感受到他对张宗祥先生的服膺。宋先生还多次提到张宗祥晚年改编昆剧《十五贯》的许多细节。

60年代初,宋先生和父亲先后迁居到西郊翠微路二号院,一方面是邻居,另一方面因为二十四史的标点整理工作,来往更加密切。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健走者楊善荃

母亲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但是在辅仁就读时师从的老师很多,她也曾听心理学专业和西语系的课。杨善荃就是她在辅仁上西语课的老师。

今天,可能知道杨善荃先生的人并不太多,我想大概是他留下的译著不是太多的缘故。其实,杨先生在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资格很老,他和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张谷若都是同辈。

杨善荃先生的主要成就是在外语教学方面,他早年任教的学校很多,曾在山东大学做过助教,后来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并任西语系的系主任。20世纪30年代也任教于南开大学、辅仁大学。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据说晚年还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他经常来二条的时期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也就是在1957年到1959年。

杨先生从年轻时就开始谢顶,因此许多辅仁的学生在背后都戏称他“杨秃子”,他那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不过,我见到他时他头上依然还有些稀疏的头发。

最令我难忘的是,他住在北大,可每次到二条都无一例外是步行前来,从来不乘公共汽车。这是我家里人都不可理解的事。从北大燕园步行走到东四二条至少有二十多里路,完全靠两条腿步行,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那时他大约每个月都会来二条一次,我一见到他,就会好奇地问:“杨爷爷今天是怎么来的?”他总会轻描淡写地回答一句:“当然是走着来的。”他的个子不算高,小眼睛,很瘦,但人很精神。他之所以每次都是从北大步行到二条,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当时他已经五十出头,据说还洗冷水澡。

杨先生每次到二条的时间大约都是下午两点多。据他说每天仅吃两餐,早饭过后出发,有时在我家吃过晚饭才启程回去,那就不可能再步行回北大。他说,要早些坐上32路汽车,才不至于回不了家。

杨先生在翻译和教学方面,是个不讲情面的人,他经常会慷慨激昂地对某些翻译作品提出批评意见,有时甚至非常犀利尖锐。他主张学习外国文学必须要阅读原著,而且要精读原著,如此才能理解原著,达到精准地翻译。他对莎士比亚的作品非常熟悉,我曾几次看到他在我母亲的书房里举着原著,大声朗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却深深被那种气氛所震撼。那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回荡在整个西厢房内,其中的感染力难以言表,于听者而言,真是种莫大的享受。

杨先生来主要是和母亲聊天,而且谈的都是些关于翻译方面的话题。母亲那时在朝内大街九爷府的科学院情报所上半天班。那时来二条的著名翻译家除了杨善荃之外,还有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赵萝蕤很少和陈梦家一起来,多是自己一个人来。这两位都是母亲的师长,因此母亲在翻译问题上向他们请益之处很多。不久前,商务印书馆送来母亲翻译的《女权辩护》一书,该书已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这又令我想起当年母亲向赵、杨两位师长字斟句酌地请教翻译问题的情景。

面如重枣贺次君

平日父亲上班,贺次君似乎不便去中华找他,因此每次贺次君来二条都是在星期天。由于长期的政治压力,贺次君处世极为谨慎,走路小心翼翼,说话亦轻声轻语。他来找父亲,谈的都是工作中的问题,很少说闲话。他的样子我也记得十分清楚,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春秋天穿一件深色的斜纹布中山装,冬天是厚呢子的制服,但是领子上的扣子永远扣得严严实实的。我想,平时他在工厂里是不会穿戴如此整洁的,只是到我家才刻意修饰一番。他的脸很有特征,永远像是喝醉了酒似的,说是面如重枣也不过分,其实并非喝了酒,只是天生如此罢了。

二条总是人来客往,就是父母这边也经常会有人来。每遇到家里有人,贺次君都会静静地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好像屋里就没有这个人似的。每当这种时候,只要我在场,他都会把我拉过去,找些话题和我聊天,说些我也听不太懂的四川话,无非是嘘寒问暖之类。如果旁边有些小人书或是其他书籍,他也会找出一本拉着给我讲,态度非常和蔼。不过,我总有些怕他,认为他是喝醉了的人。

后来时间长了,和我父母也熟悉了,在谈完工作之余也会说些其他的话,不过他从来没有在二条吃过饭。他带来的稿子都是装在一个蓝布口袋里,怎么带来,怎么拎走。贺次君人非常老实本分,只是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结婚,估计一是政治压力,二是收入窘迫。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外公家与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专家徐荫祥大夫交谊甚笃,我母亲与徐荫祥也非常熟络。徐大夫开私人诊所时,有位护士跟了他多年,名叫凤淑琴,后又跟随他到了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这位凤淑琴也是四十岁上下,一直没有结婚。于是我母亲介绍她和贺次君认识,没想到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婚后生活美满,因为都过了生育的年龄,后来就领养了一个女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好。

贺次君结婚后,人随和多了,每次他们两口子来二条看望我们,也不都是谈工作了。记得在父母搬到西郊翠微路后,我还在西北楼见他们夫妇来过。至于他们在“文革”中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前几年听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说,贺次君的女儿曾因她父亲的事来中华书局找过他。我想,这个孩子今年也应该有五十多岁了。

多年后我听父亲说过,贺次君不但精于古代史地考据,他的经学基础也是很好的,并且熟悉《山海经》、《水经注》等,在古籍整理方面是个人才。我想,如果不是那些年被埋没,他也许能做更多的工作。这里,就算给不为人知的贺次君先生的生平做个注脚罢。

八爷溥佐

溥佐是赵家的女婿,他的夫人是我曾祖的堂房侄女,名韫华,从小在赵尔巽身边长大,小时候也经常住在北兵马司赵尔巽的宅邸里。

溥佐是爱新觉罗宗室,父亲是载瀛。载瀛的长子即是著名画家溥伒(雪斋),也是溥佐同父异母的大哥,而毅斋溥僩、松窗溥佺都是他的兄长。按照大排行,溥佐行八,因此家里下人都以“溥八爷”或“佐八爷”呼之。

我曾在前几年写过一篇《松风画会旧事》,较为全面地叙述了松风画会的始末。

不久前,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了“松风画会作品展”,并出版了《松风画会纪事》大型画册,收录了松风画会成员1949年以前的百余幅作品,也收录了我的《松风画会旧事》全文。这个画会是由松风溥伒先生首创,集合了逊清皇室子弟多人参加,当时,溥佐和启功先生都是其中年龄较小的成员。

溥佐有良好的绘画功底,幼时临摹古人绘画,尤擅画马,也擅山水翎毛花卉。我在《松风画会纪事》画册中见到他早年作品多幅,大抵是二十岁左右的作品,虽然还不算成熟,但可见幼时是有很好基础的。

画册里有一幅他和兄长们的合影,他戴着深度的大圆框眼镜,相貌颇为清秀,与我在50年代见到时几乎判若两人。

溥佐生于1918年,比我父亲大七岁,但是按照辈分,父亲称他为“小姑夫”,而我称他作“小姑爷”。他在40年代中期结婚后,孩子众多,后来在北京大学出版部有了份小差事,收入甚微,50年代又没有正式工作,所以生活十分拮据。什方院时代和二条时代,他经常来我家,亦常常留下来吃饭,饭后祖母总是塞给他两块钱,让他回去买粮食。

溥佐的长子满文名字叫“淖勒斡勒哥”,我们家叫他“小淖子”,大名应该是“毓”字辈。那时他仅带这个儿子来过二条。至于他钟爱的小女儿毓紫薇,到我家来时已经是80年代初了,那就是后话了。

我初见溥佐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是已经很胖,脑袋显得特别大,似乎超出常人,谢顶,只有后部有些头发。溥佐不大修边幅,不打理头发,所以脑袋后面的头发总会支起两撮,因为深度近视,他看东西总是眯着眼睛。

溥佐的脾气特别好,人憨厚,说话也诙谐。我每次一见到他,叫他一句“小姑爷”后,就开始和他闹,叫他“大老猫”,他从来不恼。两位祖母有时说他什么,他也不会有任何不高兴,只是一个劲地憨笑。

老祖母和他关系最好,只要他一来,就叫他画画,说是画好了给他包饺子吃。

溥佐特别馋,好吃而不能常得,因此对一顿好饭是很期待的,画画的时候总是问:“饺子得了没有?”老祖母就会说:“你先好好画,画好了就得了。”溥佐无奈,只好乖乖伏案作画,不再言语。

我母亲小时候,家里请了徐北汀教她画画。住在什方院的后期,母亲大病初愈,又开始画画。她学的是四王山水,但是功力遠不如溥佐,因此在什方院的后期和搬到二条以后,溥佐来了常指导她作画。在溥佐的精心指导下,母亲完成了一幅仿李龙眠的人马图,与溥佐的风格极其相似,目前还挂在我儿子的卧室里。溥佐为我祖父寿诞画的水墨山水,也被我保留至今。

溥八爷嘴馋是出了名的,只是那时生活拮据,不能随心所欲地吃好东西。但是他很讲究,外面买的辣酱油多是上海梅林公司出产,他觉得既贵也不很中意,于是自己动手做辣酱油,味道确实很好,超过了梅林的出品。母亲问他是怎么做的,配方如何,他总是笑着不答,只说,“那不能告诉你,想吃,我给你做。”他定居天津以后来北京,还常会拎两瓶自制的辣酱油来。

溥佐来二条,有时赶上祖母那边人多,他就到我父母的西厢房去。他不喜欢和不熟悉的人寒暄应酬。到了西厢房不是和我父亲聊天,就是指导母亲作画。溥佐喜欢说笑,说了笑话逗得别人发笑后,他自己也跟着乐。每次他来,我就特别开心,喜欢缠着他闹。

溥佐没有架子,更不以宗室炫耀,他与长兄溥伒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他的绘画技艺多是得到了这位长兄指导。他们虽然不同母,但是关系不错。

溥佐多才多艺,以他们旗人的生活习惯,每个人都会些大鼓、单弦、子弟书之类,溥佐也颇精通此道,只是因为我家没人懂,在此无法施展。不过,偶尔谈起这些,他总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60年代初,是他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溥佐被聘到天津美术学院任教,举家迁往天津,从此告别了生活的艰难,才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天津美院很受重视,也获得了各种荣誉。

平心而论,溥佐的画作虽谈不上性灵与才气,但是他的基本功深厚,工笔花鸟、鞍马等皆取法宋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相比今天画风的浮躁,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溥八爷是1976年的秋天,他还是老样子,朴实憨厚,不修边幅。他是个本色的人,从不矫饰造作,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80年代紫薇来家中看望我祖母时,我也常问及他的近况。

溥佐是我非常怀念的一位长者。

朱海北、张学铭郎舅

朱海北是北洋时代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的第二个儿子,小名唤作“老铁”(因为出生在辽宁铁岭,故而叫老铁)。在我家,家人都叫他朱老铁,社会上则称他“朱二爷”。

朱启钤字桂辛,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僚属,与袁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北洋政府时代曾代理国务总理,后创办营造学社。曾伯祖赵尔巽领修《清史稿》时,一应清史馆的支出用度等,都是找他联系。

朱启钤有二子,长子居住在天津,我没有见过。次子朱海北倒是二条的常客。我们家搬到二条不久,就与朱家有了更多的来往。那时,朱海北和朱老太爷住在一起,宅子在东四八条路北,原来曾是朱五小姐的房子。朱启钤先生搬到那里大约是在1953年,比我们搬到二条早两年。周恩来总理也曾几次去那里拜访朱启钤先生。周总理几乎每次去都由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章文晋的母亲即是朱家二小姐朱淇筠,章是朱启钤先生的外孙,在其身边长大,后来赴德国留学)陪同下,朱海北也是章文晋的舅舅。

我的祖母与朱老铁很熟,当他面也称他“朱老铁”,两家时常走动。他没事常来我家,我祖母也去过东四八条。那时,朱海北的夫人是徐恭如,而他的另一位夫人就是曾为天津雍鼎臣第一位夫人的周氏。当时这位周氏夫人还没有到八条来居住。

说起来,朱海北和雍鼎臣经常在京津两地一起玩乐。雍鼎臣为人很颟顸,对太太周氏并不在意,有时和朱海北一起去舞厅跳舞,径自去与别的女孩子周旋,把自己的太太丢在一边,还对朱海北道:“你陪陪三妹(周氏名季藏,小名三妹)。”这样时间长了,周氏与朱海北就有了恋情,最终雍鼎臣只得自让徐州,与周氏离婚。

说来奇怪,后来雍鼎臣与朱家、李家都照常来往,也真是匪夷所思。朱海北与周氏结合后,并没有将之接回家中,直到1956年他的前一位夫人去世后,他才将周氏接到东四八条院内。

与我祖母有接触的是朱海北前面的太太徐恭如,也称“朱二奶奶”,和我祖母的关系不错。

50年代,这位徐氏夫人为了排遣寂寞,也想为社会做点事,就在八条她家附近开了一间锦星毛衣社,用机器织毛衣,可以加工定做。1956年夏季的一天,徐氏夫人派人给我祖母送来一件织好的毛衣,我至今记得毛衣的样式,是浅灰色的开身毛衣,袖口和对襟两侧上沿是灰色和紫红色相间的小格子花边。这件毛衣我祖母穿了很多年,因此我印象深刻。但是就在第二天的下午,听说徐氏夫人自杀了。徐恭如自杀的原因是多重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此后不久,朱海北将周氏接到八条照顾朱老太爷和朱海北父子。

朱海北比我祖母小一岁,那时也已经五十岁了。我印象中的朱海北是高个子,小眼睛,略有些驼背,最突出的是一张大白脸,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穿衣服喜欢别出心裁,衬衫的颜色有时很鲜艳,还经常穿件美军夹克,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时来得较勤,但坐得不久,聊聊天就走了。

我在《老饕漫笔》中曾写过他和张学铭带我去隆福寺喝豆汁,那大概是1959年前后的事了。

張学铭和朱海北是郎舅关系,他是张学良的同胞弟弟,行二。那时张学铭在天津,也常来北京。我家与张家是儿女亲家关系,张学良的三妹嫁到赵家,也是我的叔祖母。1949年以后,张学铭在天津先任人民公园园长,后来又得了个天津建设局副局长的虚衔,其实并不做什么具体工作。张家兄弟中学良、学铭和学思的年龄接近,因此关系也密切些。学思和我的叔祖母怀瞳是同胞,与学良和学铭并不同母。

我对张学铭的印象极深,虽然接触并不太多,但是他的样子却犹在眼前。他是朱家的女婿,夫人是朱家的六小姐朱洛筠。他们是自由恋爱,后来一同去了法国。没想到到了法国不久就赶上二战爆发,希特勒进攻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巴黎沦陷,他们只好逃到布列塔尼,再辗转到马赛,然后乘船回国。朱六小姐我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来过二条,倒是这位张二爷和舅子朱海北一起来过。张学铭很胖,一点也不像张学良,坐在上房的沙发里能把整个沙发都撑满。

朱海北曾当过张学良的少校副官(张学良身边的几位副官都是出名的贵公子,其中有曹汝霖的儿子曹璞、东北保安司令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香港富商何东的儿子何世礼、朱启钤的儿子朱海北四位),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事就是曾陪同张学良第一次谒见蒋介石,并负责接待过“国联”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考察。后来离开东北军界经商,实际多是挂名而已。晚年还算顺遂,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朱海北与周氏夫人的儿子朱文相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学习文学,70年代末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了研究生,后来成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朱文相青年时代就喜欢戏曲,后来与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的女儿宋丹菊结婚,我们之间接触得比较多。我也去过东四八条,那时他们夫妇住在外院的南房里。可惜文相2006年去世了。前几年,在故宫举办的朱家溍先生的纪念会上,宋丹菊又将他们的儿子朱天领到我座位旁介绍给我。这样算来,我家与朱家的关系已历经四代人了。

(选自《二条十年(1955—1964)》/赵珩 著/中华书局/ 201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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