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 登陆 | 注册 | 留言 | 设首页 | 加收藏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读书文摘 > 文章 当前位置: 读书文摘 > 文章

陷入死结的大清首发公债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晚清财政的沉重负担

甲午战争,清廷战败,被迫签署 《马关条约》,背上了白银2亿两赔款和3000万两“赎辽费”的重负。当时的中国“于战败之后,库空如洗,欲增益赋税,以弥补战事之损失,则又以财政及一切制度之不完全,势有所不可”。财政入不敷出,赔款催得又紧,该如何是好?

自己没钱,只能借钱。可是,找谁借呢?

清廷曾认为,“举借外债,遂为惟一之解决途径”,从而走上了向西方列强借款的不归路。分别向俄法两国和英德两国借款,款项巨大,利息高昂。此后每年都要拿出1500万两银子还本付息,成为晚清财政的沉重负担。不光如此,由于两次借款均以海关税收为担保,不仅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提供了便利,而且使中国的外贸主权进一步沦丧,形成恶性循环。

清廷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举借外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不是根本出路。

小官员提出大举措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九 (1898年1月30日),一个名叫黄思永的官员呈送了 《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折》,提出了三点主张。

第一,举借外债,隐患从生。他说:“时事孔棘,库藏空虚,舍借款无以应急,舍外洋不得巨款。前已种种吃亏,近闻各国争欲抵借,其言愈甘,其患愈伏。”

第二,虽然战时的“息借商款”弊端不少,但不能因噎废食。向国民发行内债可行。

第三,举借内债的方式是发行股票。“每百两为一股,每股分期收缴,还以十年或二十年为度,每年本利共还若干,预定准数,随股票另给票据,十年则十张,平时准其转售,临期准抵交项。”

黄思永在朝中只是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詹事府在清朝只是翰林院的辅佐机构,黄思永的职务是负责纂修皇家实录的,级别正六品,相当于今天的副厅级。然而,一个写实录的小官,怎么会提出举借内债的观点呢?

首先是源于个人的观察分析。黄思永认为,当时的民间财富有外流势头。“在外洋与在通商口岸之华民,依傍洋人,买票借款者甚多,不能自用,乃以资人;且搢绅之私财,寄顿于外国洋行,或托洋商营运者,不知凡几。”他相信,民间财富巨大,在“忠君爱国”的旗号下,用股票筹集资金问题不大。

其次是源于西方公债思想的影响。洋务派人士对西方的公债制度早有耳闻。左宗棠曾嘱咐替他筹集军饷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好向华商借款,做到“楚弓楚得,利益归之中华,而取携又较便也”。郑观应在 《盛世危言》 里,专门辟出一节,介绍西方列强发行国内公债,既可集中民间财力办大事,减轻财政负担,又能增加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和经济收益。无论是左宗棠,还是郑观应,都主张内债优先。黄思永对内债的了解,离不开这两位大人物的科普。

黄思永的主张很有建设性,给正在为筹款焦头烂额的户部提供了新思路。奏疏批转到户部后,很快就得到了答复:“息借华款为补救万一之谋。”户部不仅对黄思永的主张予以支持,而且奏请朝廷“印造股票一百万张,名曰昭信股票,颁发中外”,取“以昭大信”之意,以取信于民。两个月后,户部制定的 《昭信股票详细章程》 获批颁布。

那么,这份章程里都讲了什么呢?

匆匆出炉,发行不畅

《昭信股票详细章程》 共有17条,讲了五方面问题:

第一,数额和面额。发行100两、500两和1000两三种面额的股票,总筹款额1亿两。以盐税和地丁银为担保。

第二,还款和利息。20年还清,年息5%。利息比“息借商款”的月息7%要低得多。每年二月以现银方式付息一次。

第三,管理机构。户部设昭信局,选派专员任职;各省布政使司设昭信分局。

第四,财产属性。昭信股票准许抵押售卖,官员认购不受升迁调转影响。

第五,奖惩措施。户部对认购较多者给予奖励,严禁地方借机勒索,违者一经查实,从重治罪。

跟甲午战争期间的“息借商款”相比,昭信股票更具有近代公债的特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昭信股票的发行仍然难以“脱俗”。

按说,官府和认购者作为股票发行的双方,是债务和债权关系,而当时很多人不这么看。黄思永就曾建议,“先按官之品级,缺之肥瘠,家道之厚薄,酌定借款之多少,查照官冊分派,渐及民间”。虽然户部没有采取这种强制摊派的做法,但许多王公大臣主动要求免领债票,情愿将所缴银两作为给朝廷的报效。

恭亲王奕訢带头“报效”库平银两万两。有王爷带头,其他官僚跟着认缴。以江苏为例,两江总督刘坤一认缴2万两,漕运总督松椿、江苏巡抚奎俊各认缴1万两,江宁将军丰绅认缴1500两,然后逐级减少。全省大小官员认缴了60多万两。江苏还动员两淮盐场的商人认缴了100万两。

对于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捐款”,清廷自然乐意接收,表扬大臣们“深明大义,公而忘私”,堂而皇之地给予奖励。于是,昭信股票从发行之初,就成了变相的捐输。

昭信股票的发行,并没有像黄思永想象的那样,“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发行工作持续了半年,直至戊戌变法时停止,募集资金仅1000多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对于缓解财政困难,特别是偿还赔款的作用不大。无奈之下,清廷不得不以厘金为抵押,向英德两国第二次借款。要知道,多省军饷出自厘金,一旦被抽去还外债,军费就没了着落,真可谓“拆东墙补西墙”。

如果说昭信股票没起什么作用,那也有点儿冤枉它。募来的银子属于清廷的计划外收入,在赈灾、拨补厘金、修建卢汉铁路、购买军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只不过,这些都不是昭信股票最初设计的去处。

那么,以缓解财政困难、偿还战争赔款为主要目的而发行的昭信股票,为什么会遇冷呢?

问题复杂,死结难解

昭信股票从发行之始,就遇到三个死结,不仅无法解开,而且越系越紧,导致发行失败。

第一个死结,是顶层设计之困。昭信股票发行前,在顶层设计上就留有许多问题,最明显的疏漏是发行面额的设计。张仲礼在 《中国绅士的收入》 一书中估算,19世纪后期中国的中等收入者约为150万户,户均年收入 (含现金和实物)450两银子。普通百姓3.7亿人,年人均收入5.7两银子。这种收入水平与昭信股票发行的每股面额,形成了鲜明反差。就算有心尝试这一新鲜事物,投资门槛和持有成本过高,一般人很难买得起。特别是在民族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的情况下,社会上根本无力承购如此规模的公债。

即便有人出得起钱,但除了那些报效拍马的官员外,很多斥资买入昭信股票的公众,还是因为相信朝廷的信用,追求稳定的收益。然而,当时清廷的财政连年亏空,偿还外债压力巨大,昭信股票的集资目的主要是偿还赔款和外债,没有任何投资收益,怎么可能拿得出钱来回报投资者呢?

第二个死结,是投资渠道之困。19世纪西方国家的国内公债,虽然以国家信用和部分税收为担保,但发行都不由政府部门出面,而由专业金融机构出面。19世纪末,中国具有近代色彩的金融业基本都被西方列强的大银行垄断,汇丰、道胜、德华、东方汇理等外资银行成为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主要金融平台。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钱庄、票号,虽然业务范围已超出了高利贷,但比起近代银行仍有诸多局限。因此,钱庄、票号即便“汇通天下”,也无法承担起国家公债的发行职能。

就在昭信股票发行前一年,也就是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中国人开设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然而,连户部都觉得,“若通商官银行,唯上海一处开设,其余省会口岸,现时尚未设立,未便以通行之案,仅令一处承领”。一个没有分支机构的小型银行,即便够近代化,也很难承担起发行全国性国债的功能。因此,户部和各省只能内设专门机构,拨派专员,承担发债的具体工作。不仅发行渠道受限,发行的专业性和公开透明程度也被广为质疑。当时的中国,虽然有些企业开始发行股票,但没有规范的证券交易所,导致昭信股票即便发行,也很难作为“有价证券”在市面流通,帮助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获利。

发行渠道窄,交易渠道窄,投资变现难,使昭信股票失去了作为国债应有的吸引力。

第三个死结,是利益主体之困。昭信股票发行过程中,最受伤的莫过于普通民众和中小商人。他们本来就买不起这种大面额的国债,对购买国债也没什么积极性。然而,有些地方官府为了完成征缴任务,或从中牟取私利,就“拘集商民,勒令认捐”,强制摊派,激起不满。就在发行昭信股票同年,清廷还决定加征“铺税药牙”,给普通商人增添了新负担。陕西巡抚魏光熹奏称:“商民财力有限,若同时并举,诚恐顾此失彼,难期有济,请暂为展缓。”

连地方官都看不下去的摊派,显然已是捂不住的大事了。这样做的后果,是驱使中国更多的富民投靠洋教,寻求保护,导致洋教势力恶性膨胀,为此后盲目排外思潮的愈演愈烈,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就在发行昭信股票之后几个月,四川就爆发了余栋臣起义,席卷川东。余栋臣打出的旗号是“但诛洋人,非叛国家”,提出“事必有成,则日本兵费二百兆之赔偿,本年昭信股票六千万之派款,朝廷厚爱,一切免矣”。

一些主张招抚的官员,看到余栋臣的诉求,就提出由法国传教士认购昭信股票。虽然这只是个空头支票,但得到了余栋臣的积极回应。至此,昭信股票从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国内公债,转化为官府消弭农民起义的工具,以及平衡各派势力诉求的砝码。虚无缥缈,不伦不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它的失败。

(选自《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唐博 著/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上一篇:吕布为何会在三国历史中被淘汰?

下一篇:1942: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一段“不痛不痒”的军事外交

推荐阅读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