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 登陆 | 注册 | 留言 | 设首页 | 加收藏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读书文摘 > 文章 当前位置: 读书文摘 > 文章

唐朝为何多实干家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王春南

唐朝多良相,与唐太宗崇尚实干有关

唐朝多能臣、才臣,为汉朝和宋朝所不及,这是王夫之在 《读通鉴论》 一书中告诉我们的。唐朝多良相。洪迈 《容斋随笔》 一书说:西汉宰相共45人,而唐朝宰相有300余人。其中能称为一代名相的,除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外,还有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等19人。他们的事迹、功业是汉朝的那些宰相不能比拟的。唐朝的良相都是实干家。唐朝为何多实干的宰相?答曰:跟唐太宗反对空谈,崇尚实干有关。

据 《资治通鉴》,贞观二年 (628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生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 《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唐太宗讲到了南朝梁武帝君臣的空谈,以及梁武帝第七个儿子梁元帝萧绎的空谈。

唐太宗还对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说:“朕近来读 《汉书》,书中收入的 《子虚赋》 《上林赋》,浮华无用。本朝修国史,议论朝政的奏章,凡文字、议论恳切、率直的,不管我是否采纳,都要收入国史中。”唐太宗说的是文风,但又不局限于文风,实际上还讲了官场风气。他要求力戒浮华不实,崇尚朴实、率直。魏征的谏诤就体现了唐太宗提倡的文风和作风。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朝官场一扫空谈之风、浮华之风,崇实、务实精神大为发扬。唐朝的良相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涌现出来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他们的代表。

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唐太宗十分赞赏二人的务实精神

唐太宗即位之初,对文武百官论功行赏,房玄龄的功劳排在第一。唐太宗曾要求宰相王珪,当着别的宰相的面,对他们一一加以评论,并且要跟自己作比较。王珪评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他说房玄龄为了国家,专心一意,勤勉不懈。王珪有知人之明,他的话是符合事实的。

据唐太宗说,房玄龄和杜如晦每天都要亲自听取数百起关于诉讼案件的汇报。唐太宗一方面赞赏二人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去办,集中精力抓一些大事。

房玄龄的一大功绩是领导了機构改革。贞观元年 (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说:任命的官员不必多,但要称职。优秀的官员,少一些,也能办好事情;不良的官员,多了也没用。他要求房玄龄等本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制定全国官员编制。房玄龄等拟定了全国文武官员730名 (一说640名,一说643名) 的编制。唐太宗批准了这个编制,并且说:我以这个编制安置天下贤才,够了。这次机构改革达到了省官和提高效能的目的。

房玄龄的另一大功绩是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参考隋律,主持制定唐律 (贞观律)。贞观律跟古代刑法相比,死刑减少一大半,得到广泛好评。《资治通鉴》 记载:房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跟隋律相比,降死刑为流放九十二条,降流放为徒刑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这是一部有重大意义的法典,影响深远。

房玄龄还推荐了杜如晦,称他为“王佐之才”,即辅佐帝王之才。说是治理国家,非杜如晦不可。

杜如晦为人机敏,军国事务繁冗,他一一剖明、决断,毫不迟疑,连同时代的一些名人都佩服他。房玄龄每次在唐太宗那里讨论政事,都要说,杜如晦不在这里,此事不能谋划。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个善于谋划,一个长于决断。两人相知甚深,同心协力辅佐唐太宗。

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及典章制度,都是两人所定,被当代人所称誉。人们谈起良相,必定要说,房、杜是良相。

杜如晦掌管文官铨选、封赏、考绩,深知铨选的弊端,有改革之意。据 《贞观政要》 一书记载,贞观三年 (629年),太宗对杜如晦说:近来吏部选拔官吏,只看其言谈、文笔,不了解其德行。数年之后,本性暴露,犯了重罪,虽被惩处,但百姓已受其害。他问杜如晦:如何才能得到善良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汉朝选官,先由州郡选,要了解被选拔的人在本乡本土的一贯表现,然后推荐到朝廷,所以汉代人才济济。本朝每年集中选拔人才,都有几千人参加。有些人外表忠厚,言谈得体,为人到底如何,难以知悉。选拔官员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所以选不到真正的人才。唐太宗准备参照汉朝的做法,对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改革,后来因故没有实行。

杜如晦英年早逝,46岁就去世了。唐太宗痛悼不已。有一次吃瓜,吃了一半,想起了杜如晦,马上派人把剩下的半个瓜送到杜如晦灵前祭奠。

姚崇机警务实,宋璟革除旧弊,二人推动了唐朝的多项改革

姚崇聪明机警,他是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并且都兼兵部尚书。由下面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精神:有关边境军营、哨所、兵马、军械、物资的数字,他这位兵部尚书无不默记于心。

唐玄宗在即位次年 (713年),召见了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向他咨询天下大事,姚崇滔滔不绝地作了回答。玄宗要任他为相,姚崇提出了条件,他说:我有十条建议,陛下如不能采纳,我就不能当这个宰相。十条中有:改变武则天时代以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做法,实行仁政;奸邪之人触犯法律,不得网开一面,执法要从皇帝身边的人开始;武则天时,重要位置的官员的任命,取决于宦官,不能让宦官再干预政治。玄宗说,这十条我都能实行。第二天,玄宗就任命姚崇为宰相。

当时正值外戚、公主干政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唐睿宗末年,宰相多至17人,担任中央各部要职的官员数不胜数,机构臃肿,无法运转。姚崇裁汰冗官,严格选拔官员,量才录用,改变了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的状况,收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效果。

玄宗开元三年 (715年),山东爆发大蝗灾,这对姚崇的胆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据王谠 《唐语林》 及 《新唐书·姚崇传》,当时迷信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认为蝗灾是天灾,捕杀蝗虫违背天意。姚崇敢于向迷信和愚昧宣战。他对玄宗说:《诗经》 云,要将螟、螣、蟊、贼等害虫“秉畀炎火”,扔进火中烧死,这是灭蝗之术。古人这样做,陛下也可以这样做。只有用此法灭蝗,才能“安农除害”,这是国家大事。玄宗这才相信,捕杀蝗虫有古书作依据;但对杀灭蝗虫还是信心不足。他问姚崇蝗虫能否杀灭,姚崇说:魏朝山东发生蝗灾,没有捕蝗,以致人相食。后秦发生蝗灾,草木皆尽,牛马没有草吃,只得吃自己身上的毛。蝗灾牵涉到国家的安危,灭蝗纵然不能尽,也比养以遗患好。玄宗同意他的看法。姚崇派出御史到各地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仍认为蝗灾是天灾,认为要用“积德”的办法灭蝗,对捕蝗有抵触。姚崇一方面跟他说理,一方面警告他:坐视蝗虫吞食禾苗,忍心不救,导致没有收成,你这个刺史怎么说?倪若水害怕了,于是发动捕蝗,捕得14万担。山东连岁蝗灾,由于领导得力,督促指导有方,终于平息蝗害,避免了颗粒无收和大饥荒。

姚崇从宰相位置下来之前,向玄宗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的工作。宋璟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多项。在任广州都督时,当地土著居民多住茅屋,宋璟教人烧瓦,将草房店铺改成瓦屋,即使发生火灾,也不会延烧一大片。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奏玄宗:请皇上下令,从我开始,禁立“遗爱碑”。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各地都不敢立“遗爱碑”。

唐朝有一项制度,各地每年都要派遣朝集使(汉朝叫上计吏),于十月二十五日赶到京城,向朝廷报告地方政务和财政情况。春节这一天,朝集使所带货物,都放在圆形竹筐里,陈列于殿庭。春天,朝集使返回前,大多升官。宋璟奏请一律退回朝集使所送货物,以革其弊。

唐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公主等卖官,杀猪、卖酒的,只要花钱30万,就能得到官职。这种官称为“斜封官”(因韦后及公主们降墨敕,斜封,交中书省授官,故称“斜封官”)。这种歪风至唐睿宗时仍很盛。前后掌管铨选的宰相都被权门所控制,官吏的选拔、任用乱了套。《旧唐书》说,宋璟任宰相、掌管吏部后,与吏部侍郎李乂、卢从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 (730年),裴光庭任宰相,兼吏部尚书。本来铨选官员的机构,在确定官员或升或降时,只看人能力如何,能力强的,或破格升迁;能力差的,或终老于低级官职。裴光庭一改这种做法,开始按照论资排辈提拔官员。平庸、愚蠢,多年没有升迁的,都喜出望外,欢呼雀跃,把裴光庭当作圣人崇拜。而才俊之士无不怨恨、叹息。史书说,裴光庭之弊法,后人沿袭,不能革除。宋璟反对裴光庭的弊法,但不是他能革除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

唐朝的良相,不但都是实干家,有些还很清廉,甚至清贫。据 《贞观政要》,岑文本住房低矮潮湿,戴胄居室“弊陋”,温彦博、魏征死后,唐太宗才知两家都没有正厅。据 《资治通鉴》,姚崇无宅第,寓居罔极寺 (后改兴唐寺)。王夫之 《读通鉴论》 则说:“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

(选自《人民论坛》2015年第31期)

上一篇:“不忧不惧”与人生“三戒”

下一篇:一封改变晚清命运的举报信

推荐阅读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