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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改变晚清命运的举报信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刘绪义

小人物的大动作

同治四年 (1865年) 三月初五,恭亲王奕訢按惯例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端坐在紫禁城的东暖阁,慈禧待恭亲王行礼毕,对他说:“有人劾汝!”说着便拿起奏折递给恭亲王看,谁知恭親王并不接折,追问:“谁人所为?”慈禧告诉他:“蔡寿祺。”恭亲王失声叫道:“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说完便声称要逮问他。

这本是一个平常的开端,官员听到有人举报他,首先下意识便想知道举报者是谁。恭亲王,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同治帝的叔叔,此时的身份是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等,集大权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一国总理。他要逮问一个人,岂不是一句话的事?

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弹劾议政王?此人就叫蔡寿祺。

蔡寿祺,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 (1840年)进士,同治四年 (1865年) 二月初七署日讲官。一看就是个“黑翰林”—— 长期升不了官的翰林学士。刚刚当了日讲官 (主皇帝敷陈经史、回答皇帝咨询、兼记皇帝言行的官员),不到七天便上疏八条痛陈时弊,“摺留中未发”。这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广言路、勤召对、复封驳、振纪纲、正人心、整团练、除苛政、复京饷。

从这些条目看起来,像是一篇改革大文章,其实奏折的核心,只有“振纪纲”一条。此处,蔡寿祺历数劳崇光、骆秉章、刘蓉、李元度、曾国藩、曾老九、薛焕诸公之短,这几人都是晚清督抚重臣,且绝大多数是湘军将领。这些人在两宫太后眼里都是朝廷的有功之臣,一个“黑翰林”一口气攻击这么多功臣,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自然没被上司理睬。

蔡寿祺为何要一口气弹劾这么多重臣?难道他们真的有问题吗?这里暂且放下。见自己的告状信没有动静,蔡寿祺又于三月四日再次上疏,这次的矛头直指当朝第一权贵恭亲王奕訢,弹劾他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

疏中言:“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反皆案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这一条弹劾恭亲王“贪墨”,理由是“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无疑就是指湘淮军;那些“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弃之不用,看起来指向很模糊,其实他是有具体所指的。

再看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的其它几条罪状:“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议政王之骄盈。”这一条弹劾恭亲王“骄盈”,理由更荒唐,原因是“大功告成”四个字讲多了。金陵克复,太平军被灭,这对于大清来说,去了心腹大患,难道不算“大功告成”?

也许在蔡寿祺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指认恭亲王“骄盈”:“近日台谏偶有参劾,票拟谕旨多令其明白回奏,似足以杜塞言路……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分,而利害而缄口,臣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弹劾大臣,要求弹劾者提供明白清楚之事实,在蔡寿祺看来是“杜塞言路”,因此,指斥恭亲王“揽权”:“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总理通商衙门是当时大清国的外交部,是第一权力部门,恭亲王主管,保奏更优,就认定为“徇私”,可以说是毫无逻辑。

但蔡寿祺不愧是进士出身,他的举报信写得非常有技巧: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虽没有事实,但不是我要指责,都是臣民猜疑出来的。基于这四条,蔡寿祺提出的结论是干脆要奕訢引退。

此时的恭亲王仅32岁,慈禧才30岁。

醉翁之意不在“王”

不过,若以为蔡寿祺是要扳倒恭亲王,那就大错特错了。蔡这一招是精心算计过的,目的是想讨慈禧的欢心,因为他从种种渠道揣测到慈禧不满于恭亲王,便企图借机敲打,引起慈禧注意得以升职,顺带搞掉他痛恨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便是前一次奏折中提到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陕西巡抚刘蓉。奏折中所言“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就是指他们二人。

蔡寿祺痛恨此二人,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七年 (1857年) 蔡父病死,因家乡九江为太平天国沦陷,不能返乡奔丧,便取道山西陕西入四川,想寻找升官发财之路。正逢骆秉章和刘蓉入川,发现他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便将其赶出了成都。

蔡寿祺升官发财之路受阻,因此对他们恨之入骨。

在四川时,他结识了帮助骆秉章总理营务的江西同乡朱孙诒。朱孙诒原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担任县令,曾国藩草创湘军,就是以朱孙诒组织的团练为基本力量,后担任湘军营官跟随曾国藩东征。然而,朱孙诒实在不是带兵的料,与太平军一接触就大败奔逃,而且连逃了好几次,受到曾国藩的申斥。然而,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反而将他升为宝庆知府,朱孙诒自此脱离了湘军。

此时的朱孙诒是道员兼按察使衔。论资历和官位,朱孙诒都要比刘蓉高得多。朱孙诒做县令时,识拔刘蓉为生员。但刘蓉入川后担任四川布政使,后又做到陕西巡抚,反而高于朱孙诒。朱孙诒深为不满,加上与骆秉章、刘蓉意见不合,便愤而离去。朱孙诒离开四川后也到了北京,与翁同龢、蔡寿祺多有来往。此后,朱孙诒和刘蓉更是反目成仇,二人都刻印诗文相互讥讽。

刘蓉则与曾国藩是莫逆之交、儿女亲家。这样,刘蓉就成了朱孙诒、蔡寿祺共同的敌人。薛焕则是四川宜宾人,恭亲王岳父桂良特别赏识的人,而此前刚刚有人参劾过他。

这就是为什么蔡寿祺接连两道奏折直指刘蓉及薛焕等人的原因所在。而蔡寿祺奏折中历数刘蓉在四川的“劣迹”,其背后高参便是朱孙诒。

蔡寿祺刚做了七天日讲官,就迫不及待地向刘蓉等湘军将领发难,报一箭之仇。他自以为手段很高明,却不料引发了一场惊天大案。

万千余地下狠手

恭亲王失声说出“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后,引发慈禧震怒,随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垂泪对诸臣子说:“(恭) 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位大臣一听此事太过诡异,谁都不敢表态。慈禧反復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堂堂一国总理,在三年多前的“祺祥政变”中还是两宫太后的铁杆同盟,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罪不可赦了呢?

周祖培赶紧顿首回答:“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说:“要是这样的话,还用汝曹干什么?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赶紧替自己解围:“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一听与倭仁共治,慈禧稍稍放心了,这才命众人退下。

三月的北京城春寒料峭,诸臣们却“均流汗沾衣”。

倭仁,著名的保守派,与属于改革派的奕訢政见不同。但是这一回,围绕四条“罪状”,他也没有查出实据来,只好这样回答慈禧:“查恭亲王身膺重寄……若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说辞意为:尽管没有证据,但事出有因。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有问题。至少说明你平时律己不严,人际关系不好。至于具体说到贪墨,外人看不见;说到骄盈、揽权、徇私,自然难逃两宫太后洞鉴。

聪明圆滑的倭仁,两边都不得罪。太后说有罪就有罪,说无罪就无罪。可大可小,留下万千回旋余地。得到这样的答复,慈禧果断亲笔下令: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恭亲王聪明太露”

恭亲王有没有问题?

近代学者吴相湘认为,恭亲王“自入枢廷,以交接亲王,犒赏太监,费用繁重,收入颇不足用,王忧之。后从福晋父桂良言,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财货猥积……”吴氏此话不知何据。不排除从政四十年的恭亲王没有受贿,没有徇私,但假如蔡案发生时,恭亲王果有贪墨,能逃过慈禧的耳目吗?

其实,此时的恭亲王顶多就是诏中所言:“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不大注意小节,尤其是礼仪。

在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可谓吃亏不少。他一生四次被罢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 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死后不久,咸丰帝便颁发谕旨:“恭亲王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礼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付朕成全之至意。”

作为哥哥,为什么因为弟弟礼仪疏略而开除他职权?难道真的是怕他不知敬慎,再蹈愆尤吗?说到底还是怕这个弟弟权势太重构成威胁。由此可见,咸丰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只好小题大作。终咸丰一朝,奕訢不受信任和重用,绝不是真正因为礼仪问题。

这一次慈禧要罢恭亲王,理由还是礼仪小节问题。据史料记载,恭亲王每次上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两宫忘记赐茶,恭亲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按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亲王却往往不注意,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

这是不是问题?在规矩森严的宫禁之地,当然也算。然而,我们考虑一下,恭亲王毕竟只30来岁,年青人的性格还没有老成起来,实属常情。

也有人举出安德海的离间导致慈禧恼怒恭亲王。作为慈禧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经常到内务府索要东西,恭亲王几次训斥,使安德海不满,伺机构陷,慈禧愠怒:难道我的日常饮食都要受到约束?据说恭亲王面圣,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

与“才具平常”的两宫相比,恭亲王思想开明,临事敏决,年富力强。人总有缺点,举止高蹈,如果在亲近的人看来,是可爱的一面;如果是对手看来,却是可恶的一面。究其实,是慈禧要揽权,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恭亲王要办事,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份,将二人关系看作是自家叔嫂关系。曾国藩就说:“恭亲王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断。”

两宫决策,恭亲王议政,决策来自于议政,谁也离不开谁,这一点宫廷内外谁都明白。而恭亲王又想办事,办事不得不倚重督抚,他能跟督抚打成一片,这等于将各地督抚与两宫又隔离开来,权力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于恭亲王,矛盾就这样不可避免了。

令人长叹的结局

蔡寿祺的举报信恰好打破了二者微妙的平衡,苦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慈禧借机发难。

但是,慈禧想得太简单了。诏令发布的次日,惇亲王奕誴便上奏为恭亲王申辩。惇亲王是道光帝的第五子,他说得非常直白,恭亲王没有昭著劣迹,只是平时说话语气不检点而已,加上查无实据,却要这般处置,关系重大,要求重新审议。

慈禧看了奏折震怒,只是这一怒更道出了恭亲王没有过失—— 当年政变时,正是惇亲王指认恭亲王也有谋反之意,如今反而替他出面力争,这恐怕是慈禧没有料到的。

紧接着,在东陵监工的醇郡王奕譞也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说情:“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醇郡王本与恭亲王不和,他的说法更坐实了恭亲王只是小节问题。

同时,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具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肃亲王华丰、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纷纷上疏,舆论皆倾向恭亲王。

这样,压力反倒都到了慈禧那边,见此情景,慈禧迅速转弯,于四月十四日下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被剥夺,慈禧达到了基本目的。得旨后,恭亲王进宫谢恩,慈禧更是面加训诫,恭亲王“深自引疚,颇知愧悔”,亲王总理之颜面由此扫荡殆尽。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十八日,醇王再上一折,剑指倭仁。他指出,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亲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共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仅交内阁发抄,“显系固违谕旨”。

表面上看起来,醇王意欲问责倭仁,其实是想借此恢复“王大臣同看”这一军机处权威,不能允许慈禧擅自越过军机处的做法。

醇王此举关系重大,正因为这样,使得恭亲王与慈禧之争稍稍平息了十余年。

这次风波,引起朝论大惊疑,甚至外国使臣也纷纷关注,多次询问。

在这之后,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信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 (倭仁) 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亦深感“朝廷之不能长治久安”。

一封举报信,改变了晚清的命运。从此以后,恭亲王行事格外谨慎,小心自保,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随着慈禧的權力一步步巩固而逐渐消逝。

作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无疑是同光时期卓有份量的改革家,后人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恭亲王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谋划,他是清朝最后一百年宗室中的贤者”。(蒋廷黻语) 慈禧也不得不承认,恭亲王之死为“失兹柱石”。“纵观恭亲王一生,以过人才智处内外交困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推心置腹于将帅,昭示信义于欧美,内政外交都有起色,清国国祚得以延长,实在是爱新觉罗的好子孙”。(吴相湘语)

恭亲王的才能体现在他作为晚清改革家恰当的策略上,使晚清的外交、教育、工业都走上了近代化的路子。

外交上,恭亲王的策略获得了诸多地方督抚的支持,这一策略方针指导了晚清外交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改革上,恭亲王显得举重若轻。对内,恭亲王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使大多数人都转变成了改革派。对外,他多次提醒西方,勿操切行事,争取到他们对大清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本来他可以更好地在议政王的位置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然而,蔡寿祺这一举动,不仅导致恭亲王逐渐心灰意冷,而且打碎了改革所应有的权力资源,为此后他的多次被罢免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蔡寿祺想要告倒的薛焕、刘蓉,都因查无实据,经吏部议处,降二级调用。相反,蔡寿祺本人因诬告而被即行革职,勒令回籍。蔡寿祺被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不过,从此潦倒,50多岁就须发皆白,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正是政治玩火者的结局。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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