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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四八”空难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秦立海

1946年4月8日,在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突然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空难事件:当时,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秦邦宪、刚刚获释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搭乘美军C—47式运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途中迷失方向,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连同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亦称黑茶山事件。由于遇难人员中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物,而且发生在国共关系日趋紧张的特殊时刻,自然容易使人们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并引发诸多猜测。70多年过去了,关于“四八”空难事件的真相仍然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属于暗杀还是意外?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相关人士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但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新华社的原始报道

“四八”空难发生在1946年4月8日,但由于失事地点偏离前往延安的既定航线,再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和通讯落后,第二天在黑茶山发现失事飞机残骸和遇难人员遗体遗物后,经过当地中共区委实地勘察和晋绥分局确认无误,直到4月11日才将飞机失事的确切消息上报延安。

中共中央在得知这一噩耗后,当天便通过新华社以极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这一简短的公开报道,将空难原因归结为“飞机迷失道路”,遇雾撞山焚毁。至于为什么会迷失道路,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不过飞机遇雾撞山焚毁,应属天气原因。

第二天,即4月12日,新华社又发布了 《王若飞同志等遇难经过》,进一步披露空难发生的原因和过程:王若飞、秦邦宪因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决议的实现遭受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討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特于本月八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重庆乘C—47式运输机飞回延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亦同机来延安。“该机由美军兰奇上尉等四人驾驶,离渝后即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取得联络,飞抵边区上空时,天空正在阴雨,但在该机离开西安卅分钟后,尚与延安电台联络一次,时为十二时廿五分,其位置据情况判断,当在甘泉一带,甘泉居民并曾于蒙雨中听见机声,但以后即失去联络,不知所往,九日、十日、十一日三天,虽经美机在边区境内多方寻觅,仍无结果,直到十一日晚十时始得晋西北电讯,谓该机已于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发现,机已焚毁,人员均已遇难。”“据附近居民称,八日下午该地亦在阴雨,飞机想系于浓雾中触山失事。”这一较为具体的遇难经过,实际上指出了空难的两大原因,直接原因是“恶劣的天气”,当时不但陕甘宁边区在下雨,而且晋西北黑茶山地区也在下雨,还有浓雾,导致飞机触山失事;间接原因是国民党当局毫无和平民主诚意,蓄意破坏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和政协决议,致使王若飞、秦邦宪不得不冒着恶劣的天气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讨对策,结果机毁人亡。此外,该报道还提到,飞机飞过甘泉以后,“即失去联络,不知所往”,究竟是何原因,尚不清楚,从而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

接下来,人们在追悼“四八”烈士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思考这次空难发生的原因,不约而同地将矛头对准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例如,晋绥 《抗战日报》 曾发表 《谁促致你们的遇难?》 一文,明确指出:“是谁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以致你们不得不奔走力争呢?那是中国法西斯派”,“促致你们惨死的就是他们,继续杀害中国人民及人民的代表的就是他们”。当时,还有一首悼念诗这样写道:“苍天大雾呵我不恨你,撞碎的飞机呵我不恨你,高大而荒凉的黑茶山呵我不恨你。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冒险奔波,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殉难在路上,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恨独夫暴政!”毫无疑问,正如周恩来在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的悼文中所说:“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自然也就没有这次空难的发生。但这只是空难发生的间接原因,还不能说是国民党当局直接制造了这次空难。

顾逸之的调查分析

“四八”空难发生后,时任晋绥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及其机要秘书兼机要股长顾逸之,即于4月10日赶赴飞机失事现场,负责寻找、收集、辨认和保护烈士遗体,同时仔细清理所有现场遗物,并具体调查飞机失事原因。随后,4月18日,谭政文和顾逸之又受中共晋绥分局派遣,作为护灵专员乘飞机亲自护送烈士遗体回延安,并向中共中央专门汇报空难调查情况。为此,顾逸之不但详细绘制了空难现场的示意图,还根据对空难现场的调查和当地群众的问询,专门撰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

1998年初,作为当年“四八”空难现场的重要见证人,80岁的顾逸之老人亲笔撰写了一篇宝贵的回忆文章 《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其中专门有一节“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的内容,回顾了当年在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所作的三点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痕迹非常明显,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焚毁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飞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得高一些,就不会撞在巨石上了。第三,“从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至于是否可能由于飞机出现机械故障而失控撞山焚毁,顾逸之的报告没有提及。综合以上三点分析,在当时飞机没有“黑匣子”,也缺乏有效技术手段对失事飞机主要部件进行分析和鉴定的情况下,只能根据上述判断将飞机失事原因归结为恶劣天气所致,从而得出了“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

不过,顾逸之在回忆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当时,这架美军飞机曾中途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休息后又起飞来延安的。本来,“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对于飞机偏离航向的原因,顾逸之一直没有搞清楚,也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具体分析。但他在回忆中提到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后来听谭政文局长讲,在烈士遗物中发现了一份飞机“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令顾逸之更加难以理解:“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怎么可能会“迷失方向”呢?这在顾逸之心中一直“存疑”。

周恩来的分析判断

周恩来对“四八”烈士的遇难极为痛心,曾在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同一天,他还在重庆 《新华日报》 上发表悼念文章指出:“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这次空难不但使周恩来深感“突然”和“意外”,也使其对空难原因产生怀疑,怀疑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

据叶挺长子叶正大在2003年7月撰文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在从苏联回国参观学习期间,特地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拜访。在吃午饭的时候,周恩来与他们谈到当年“四八”空难的情况,明确否定了过去说飞机是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结论:“今天我可以告訴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显然,周恩来对飞机飞行途中“迷失方向”也感到奇怪,并根据自己对蒋介石的了解,断定飞机迷航的原因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属于人祸而非天灾。

为什么当时没有指出国民党特务的这一滔天罪行?周恩来解释说:“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此外,“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周恩来在1951年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仍属于一种主观分析和判断。不过,吃一堑长一智,这次空难事件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故伎重演,“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这也算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吧。

其实,当时持国民党特务破坏说的不止周恩来一人,而是中共党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据当时负责“四八”烈士治丧工作的杨尚昆回忆,这次空难震动了延安和重庆,“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中共领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是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这种怀疑也不可能直接向国民党当局求证,最后只好将空难性质定为飞机遇雾撞山“失事”。

叶正大的专业破解

叶正大作为一位为中国航空事业服务几十年的飞机设计专家,在将周恩来关于“四八”空难的谈话内容公之于世的同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从航空技术的角度对当年飞机中途“迷失方向”的“不解之谜”进行破解,具体分析了国民党特务所做的“手脚”。

叶正大根据“四八”烈士的遇难经过和顾逸之所做的调查分析,作出三条“事实”推断: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停留加油后,再次起飞至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地区时,“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正常”。“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是飞向延安,而是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第二,黑茶山海拔只有2000多公尺,“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而飞机在2000多公尺撞山,显然经过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后,飞机的高度表失灵了”。第三,在烈士遗物中发现了一份关于飞机“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航向”。叶正大根据以上三个“事实”推断,作出如下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叶正大进一步指出:“飞机的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非常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飞机和现代的飞机不同,没有无线电磁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与现代的客机相比,C—47式运输机是很原始的,“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它们失灵”。

从飞机设计的专业角度讲,叶正大无疑是这方面的航空专家,他的上述分析和判断是有一定道理和科学依据的,但仍没有找到当年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国民党特务做“手脚”的真凭实据,只是将周恩来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为国民党特务用“定时破坏装置”破坏了飞机的磁罗盘和高度表,致使飞机迷失航向和高度而撞山失事。在缺乏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仍然属于一种主观分析和判断,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

杜吉堂的惊人爆料

在叶正大的上述回忆和分析“四八”空难原因的文章公开发表三年后,也就是2006年“四八”空难发生60周年之际,包括官方的 《新华每日电讯》 在内的许多报刊和网站都转载了一篇回忆文章,说是一个隐居台湾半个多世纪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终前主动爆料,承认自己当年奉命制造了那起震惊中外的“四八”空难事件。

根据杜吉堂的爆料,当时国民党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时任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在得知有多位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将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后,立即报告了国民党军统当局。军统头目随即找到时任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长杜吉堂,让他负责执行这次暗杀行动。杜吉堂知道此次行动事关重大,便召集手下几个特务骨干,秘密商量具体行动方案。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原理的特务“献策”:只要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后自然坠落,便不易被人觉察。杜吉堂认为此计甚妙,遂通过王平安排一个略懂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混入飞机检修队伍,趁机在飞机的磁罗盘和高度表背面放置了磁铁。结果,在飞机飞往延安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磁铁的强烈干扰,飞机的导航系统和高度表相继失灵,致使飞机迷失航向和高度,飞到了雨雪交加的黑茶山地区,最终在浓雾中撞山焚毁,酿成了机毁人亡的惨剧。

杜吉堂的上述爆料,自然具有轰动效应,似乎也进一步验证了周恩来的判断和叶正大的分析。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特务破坏版本,2007年7月,有读者披露了另一版本的特务破坏说,而且该说法的转述者是叶正大的弟弟叶正光。据叶正光介绍,2005年初,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告诉他,一个居住在新加坡的原国民党特务发表回忆文章披露,当年叶挺等人乘坐的飞机在西安停留加油时,蒋介石曾密令他用一种非燃料油代替飞机燃油。由于这种非燃料油比重较大,会自然沉积于油箱底部,当油箱燃油实际耗尽时,飞机仪表上却仍然显示有足够的燃油。这种燃油替代所造成的假象,自然会使飞机因燃油实际耗尽而坠毁。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定性为因恶劣天气而失事的“四八”空难,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原国民党特务争相“邀功”而且说法各异的奇怪现象。显然,其中一定有假。究竟孰真孰假,还是两个皆假,从目前两种说法的传播情况来看,大多数媒体和读者对“燃油替代说”认可度并不高,因为蒋介石不可能直接密令一个特务干这件事,而且特务对所用非燃料油是什么油也语焉不详。与之相比,杜吉堂爆料的“磁铁干扰说”,则因与周恩来的判断和叶正大的分析相一致,因而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秦铁的调查质疑

杜吉堂的惊人爆料公开后,引起了叶正大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父辈遇难的真相问题,而且为自己此前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为此,叶正大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的后人约到一起,说“四八”空难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军统特务在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

秦邦宪之子秦铁感觉这件事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建议还是做一番调查,把事情搞清楚为好。为此,秦铁等人专门找到当时刊载杜吉堂爆料消息的权威媒体 《新华每日电讯》 报社核实情况,没想到对方却告知:该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四八”烈士遇难60周年,又适逢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才在4月8日這一天转发了这条消息。随后,秦铁等人又去分头查找这条消息的原始出处,但都没有找到。此外,秦铁等人还通过各种渠道查找“杜吉堂”这个关键证人,但结果都是查无此人。这使秦铁对杜吉堂的上述爆料产生怀疑,认为爆料文章漏洞百出,根本不可信:如当时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人由重庆飞赴延安的消息都是公开的,所谓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探到这一重要情报,纯属“无稽之谈”;此外,秦铁还认为,当时驾驶C—47式飞机的是美军“飞虎队”成员,国民党特务恐怕没有胆量连美国人一起加害!那么,杜吉堂的爆料文章由何而来?恐怕不能排除人为造假的可能:有人看了叶正大的上述回忆和分析文章后,为了提供“四八”空难的所谓确凿证据,人为制造可能的轰动效应,故意假借国民党特务之名而编造出一场“历史”闹剧。否则,“杜吉堂”怎么可能查无此人?爆料文章也查不到原始出处呢?当然,这也只是一种主观分析和猜测,纯属一家之言。

其实,在杜吉堂爆料之前,秦铁已于2005年专门重访过飞机失事地黑茶山,向当年参与寻找和搜集失事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遗物的民兵队长张根儿进行仔细调查。秦铁在调查中还得知,飞机失事后的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曾派裴周玉前来调查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延安天气不好,飞机难以降落,只好返航西安。但由于能见度很低,飞机的导航设备又较差,结果在返航途中迷失方向,误入黑茶山地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从而导致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综合2005年和2006年两次调查的结果,秦铁认为,“四八”空难应该是一场“意外”事件。

70多年过去了,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真凭实据,“四八”空难发生的原因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现在看来,虽然属于“天灾”的可能性要大于“人祸”,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祸”的可能。但愿有一天,“四八”空难无论属于“天灾”还是“人祸”,能够早日真相大白,以告慰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选自《百年潮》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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