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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提防”的陈独秀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孟庆春

当年,鲁迅曾简要而深刻地评价过陈独秀,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确实,陈独秀有着自信、倔强、敢说敢为、义无返顾的性情;有着正义凛然、坦诚直率、实事求是的品格。今天,我们品味一番他的性情、品格,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爷爷非常伤感地说,这个小东西“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父辈的兄弟四人中,大伯、二伯早年去世,排行老三的父亲,以教书为业,陈独秀出生不久,父亲就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幼就过继给了四叔陈衍庶。四叔是一个举人,曾任知县、知州。陈独秀的爷爷陈章旭,一直教授私塾。爷爷看中了陈独秀的聪明,便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他六七岁时,爷爷就开始教他“四书”“五经”,可他对此始终不感兴趣。有一次,他又因背不出读过的书来,被爷爷痛打了一顿,但无论挨了怎样的毒打,他都绝不哭一声,小嘴闭得紧紧的,两眼直瞪着刚打过自己的爷爷,直气得爷爷伤感地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啊!”并且断言他“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陈独秀的母亲看到儿子的桀骜不驯,也只是伤心落泪而已。

17岁那年,陈独秀到安庆参加科举试的初级童试。当时,宗师出了一个很古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一见这个题目,陈独秀就觉得“很怪”,与所读过的“四书”“五经”相差甚远。怎么办呢?他认为,对于这类不通的题目,就应该用不通的文字来对付,于是,他把 《昭明文选》和 《康熙字典》 上的鸟兽草木之类的生僻怪字,草草编织成篇,然后就交了上去,谁知竟使判卷“大师”找不到北了。回家后,他把考试情况向哥哥叙述了一番,哥哥听后,认为这下肯定“没戏”了。不久,消息传来:陈独秀不仅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呢!

18岁那年,陈独秀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乡试,却一败涂地。从此,他视科举为妖孽而恨之,决心再也不参加乡试了。经过这样两次考试,他目睹了当时考场上的种种黑暗,看到了考生们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官迷心窍的百般丑态,心想,倘若“这班动物”得了志,那么国家和人民将如何地遭殃。基于这种认识,1897年12月,陈独秀进入杭州新式学校—— 中西求是书院,开始学习新学和西学,执著地阅读起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维新派的 《时务报》 等,开始了他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漫长征程。

剪掉姚学监的辫子后,他痛快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

维新变法失败后,为了探索救国图存之路,陈独秀决定去日本留学。1901年10月,就在陈独秀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当天,他就找来了剪子,将盘在头上、象征奴才身份的辫子剪掉了,并往辫子上倒上煤油,当众将其烧成灰烬,以此表示:誓与清王朝彻底决裂。他的这一举动,使同去的中国学生目瞪口呆,十分惊讶。

留日期间,陈独秀因“励志社”有鼓吹君主立宪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人,就以退出该社,表明自己宁当叛逆者,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决心;在“青年会”,他也同样表现出与清朝势不两立的态度。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日本的姚文甫 (学监) 经常干涉或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因看不惯姚学监的奴颜媚骨,一天夜里,陈独秀与邹容、张继一起闯进姚学监的住处,说要砍掉姚的脑袋,姚就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操起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姚学监的长辫子,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回到宿舍后,陈独秀把手中的辫子扔到了桌子上,大口喘气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当时,这一富有戏剧色彩的行动,震动了整个留学生群体,许多人为之拍手称快!

姚文甫被剪掉了辫子,十分恼怒,随后就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陈独秀、邹容、张继。时隔数日,蔡钧照会了日本政府外务部。这样,他们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回国之后,他们三人一起去看望从事反清活动的斗士章士钊 (时任 《苏报》 主笔),章士钊听了他们剪掉姚学监的辫子、被逐回国的经过后,哈哈大笑,赞赏不已!

陈独秀在留日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潮,思想上逐渐由维新转向了革命。

不满马林对中共粗暴干涉,声言“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推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委会主任之职,回沪专任此职。但在他与马林的会谈中,马林强调,中共必须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制定方针和计划。陈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由于两人几次都谈不拢,一度出现了陈独秀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马林则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极端对立局面。

陈独秀和马林僵持到这般程度,马林的翻译张太雷从中调解,对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岂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大声说:“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罢,不理张太雷,拿起皮包,气冲冲地走了。

10月4日,有3个“白相人”忽然从前门闯入陈独秀住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 《新青年》 杂志。此时,陈独秀正在楼上与 《民国日报》 副刊主编邵力子交谈,闻声从楼上趿拉着鞋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被人把守住,走不出去了。不一會儿,来了两部汽车,不分青红皂白,迅即把陈独秀、高君曼 (陈妻) 以及正在陈家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押上汽车,连同《新青年》 等印刷品也被搜去。抓捕陈独秀的是法租界当局。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抓捕汽车驶出后,陈独秀的老友褚辅成 (上海法学院院长) 正巧前来拜访,也被留守在陈宅的巡捕逮捕。褚辅成被押到捕房见到陈独秀时,不慎直呼了陈独秀的大名,使其真实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释放了他们,陈独秀等5人则被关入牢房。

陈独秀被捕,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顿时群龙无首。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被捕既是共产国际在华事业的巨大挫折,也是马林修补与陈独秀关系的难得机会。因而,马林开始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首先通过熟人请到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然后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疏通关系,以打通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由于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营救,会审公堂最终判决罚100大洋,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一向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知恩必报。出狱后,当他得知马林在营救中费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钱,深受感动。从此,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峰回路转,经常晤面,坦诚相见。后来,陈独秀接受马林建议,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促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局面。

“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对陈独秀实行逮捕并将其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33年5月,一些报纸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审判长问过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国民政府?”他毫无迟疑,慷慨激昂地回答,“有这事,不否认。一、国民政府的政治不民主;二、军阀官僚贪污腐化;三、对日本的侵略不抵抗。”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轰炸南京。有一次,陈独秀所住牢房的屋顶被震坍了,他只好躲到桌子底下,才幸免于难。鉴于此,陈独秀对潘兰珍 (他的第三任妻子)说:“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你快回南通家里去吧!”潘却说:“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随即,陈钟凡 (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与胡适、张伯苓等联名保释他。国民党当局要陈独秀出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随后,国民党在国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于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

就在陈独秀出狱不久,国民政府大员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宴请陈独秀等人。宴会上,陈果夫郑重地宣布:“鄙人受蒋先生委托转告,他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如何?”陈果夫话音刚落,陈独秀说:“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谢意。不过,他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真是异想天开。”言辞犀利,颇有骨气。

这时,在座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说:“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的委托,要请独秀先生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如何?”多年前,朱家骅曾与陈独秀一起在北京大学任教,俩人过从甚密。现在,他替蒋介石当说客,陈独秀当即拒绝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即便往日的同仁好友,也左右不了他!

当年 《新青年》 杂志的盟友、时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的胡适,这时也隔洋托人传话给陈独秀:“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之名,邀请独秀先生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陈独秀不愿接受这份邀请,但也感谢老友关心,就取了婉然谢绝之态度,对传话人说:“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厌烦见生人。”并且,告知传话人,“请你转告胡适先生,我是决意不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陈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陈独秀的几番话语表明,他是有着独立精神的“硬骨头”,恰如他自铭的那样,“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

拒绝任卓宣、张国焘的资助:“你们比我‘穷”

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从南京出发,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武汉的轮船。然而,武汉的生活也不如意,而且日军很快逼近武汉。于是,他们便顺长江进入四川。

船抵达重庆后,陈独秀的老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和高语罕等前来码头迎接。

进入夏季以后,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暑气逼人。如此酷热的天气,即便重庆的老市民也难以忍受,又何况初到重庆、年迈体衰的陈独秀呢!没多久,他的血压升高,心脏病开始发作了。待病情稍有缓解,他和妻子就乘船溯江而上,到达四川江津县城。

在好友方孝远的帮助下,陈独秀到江津名流曹茂池的“郭家公馆”住下。后来,他们夫妻又迁居至鹤山坪杨庆余家。所以迁此,主要是陈独秀对杨庆余祖父杨鲁承编撰的 《皇清经典》 十分感兴趣;而杨庆余呢,又正想找个名人来整理祖父的遗著。

当时,陈独秀没有职业,没有正常的经济收入,除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酬之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他生活清苦的程度,非同一般。

在困苦的病难中,陈独秀曾诗云: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这首诗,反映了陈独秀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和并肩战斗的朋友、同志无限眷恋的情感。

1939年冬,曾任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 (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曾任安徽省督府秘书长。都督是柏文蔚),到重庆开会便顺路来探望陈独秀。当他看到陈独秀此时还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心中很不是滋味,立马将身上的狐皮袄赠送给他,但固执的陈独秀坚决不收。柏文蔚说:“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时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了!当年你年轻有为,不怕杀头坐牢,豪气冲天。现在你穷困到这个地步,作为老朋友送你一点儿东西难道也不行么?你再坚持,我就立即告辞!”见老友这般坚持,陈独秀只好收下了。

陳独秀是一个个性强烈、极有操守的人,尽管经济上这般困苦,但他不会牺牲原则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例如,1928年被捕后背叛共产党的任卓宣,知道陈独秀的生活困境后,给他寄了200元,陈独秀收到后,立即退了回去。他的学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赠送其5000元,陈独秀当即拒绝。朱家骅无奈,又托张国焘 (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 转赠,陈独秀再次退回,并写信斥责张:“请你以后不要多事!”并且,指斥张国焘、任卓宣:“其实,你们比我‘穷。”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们不解其意,还觉得陈独秀的说法很怪,再不敢多言了。

北京大学的一些毕业生,曾是陈独秀的学生,这时已成了国民党的政要。如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北大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等人,来到四川时,必定专程看望自己的老师,不免资助。对此,陈独秀反而气愤地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我挑明了说,即使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当陈独秀的生活处境,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后,蒋也叫国库局拨一笔钱给他。国库局派大员亲自去办理,江津县银行办事处主任陪同前往陈家,希望落实此事。陈独秀仍是坚决拒绝,“原封退回”,毫不含糊。

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陈独秀入川以后,蒋介石接受了张国焘的建议,派国民党大员胡宗南和戴笠去陈独秀家拜访。1939年的一天,胡宗南、戴笠到江津看望陈独秀。敲响门后,出来开门的是高语罕。当年,高语罕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他的学生。

彼此落座后,胡宗南起身把 《大公报》 剪报送到陈独秀面前说:“陈先生不久前无端被延安诬骂为汉奸 (王明、康生等这时对陈独秀诬陷,其实质是借此抵制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从而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笔者注),但我党精英都为您鸣不平。这是他们 (指国民党要人)写给你的辩护文章,真是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啊……”胡宗南的这番话,是煽动陈独秀起来反共。虽然陈独秀对中共满腹怨气,却丝毫不为胡宗南的言辞所动。

胡宗南接着说:“我们今天特来请教先生谈谈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这时,戴笠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他们的谈话。陈独秀说:“本人是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这时,高语罕站起身来打圆场说:“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这两位学生是最尊重他人意愿的。”

陈独秀见势险恶,咳嗽了一声。高语罕的妻子是医生,理解陈咳之意,她说:“陈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胡宗南、戴笠心知此乃“逐客令”,站起身来,胡宗南说:“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不便多打扰,先告辞。”显见,他们想借陈独秀之口制造舆论的谋划泡汤了。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偏方治病,喝了发了霉的蚕豆花煮的汤,感到腹胀不适。第二天,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前来探望。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炖猪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请了好几位医生医治,不见疗效。

就在陈独秀生病卧床的时候,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朱蕴山的陪同下,赴江津探访陈独秀。二人刚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说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与陈独秀握手的同时,忙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周恩来此次前来拜访,仍然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回到延安去,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对此,陳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 (陈的儿子) 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临走时,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圆,陈独秀也坚持退了回去。

到了5月17日,陈独秀更感身体虚弱,冷汗淋漓。27日午时,他已处于弥留状态,医生交替使用平血针和强心针,采取多种挽救生命的办法,但也无力回天。当晚,陈独秀溘然长逝,享年63岁。

陈独秀去世后,老友朱蕴山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说陈独秀已经“盖棺论定”,言之过早;说他至死未改清白、清贫的书生本性,却是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这个“用不着提防”的光明磊落之人。历史将他推入政治舞台的要职上,但是像他这样性格的人,其实并不适宜担任政治家的角色,只能在凄怆、孤独中走完其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了。

(选自《文史精华》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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