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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7,北平读书人的生活剪影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胡悦晗

1960年,作家林海音出版了以记叙1920年代末“老北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城南旧事》。这部作品以温暖的笔调,描绘出小英子眼中旧时皇城根儿百姓市井生活的千姿百态,淡雅的文字隐透出一丝怀旧的哀婉。在历史记忆和部分文人学者眼中,1927年至1937年间的北平,在当时是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

四合院、洋房与会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上海确立为经济中心。北方的银行、商业机构纷纷将总部和资本南迁,北方经济开始萧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北平降格为故都,经济命脉也呈恶化趋势。知识界发出了无奈的感慨:“北平之历史意义,从此殆摧毁无余矣。”

然而,在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同时,北平发展出一套以低廉物价水平与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系统。尽管大量权贵阶层携巨额资本南迁,但此时的北平却用低廉的物价水平加之各行各业良好的服务态度,维持着活络的消费经济。散布城内大大小小的二手市场在为中下层民众提供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学者邓云乡看来,北平城市居民享有“物价低、服务好”的低消费成本生活质量。

这一时期,大量文人学者聚集于北平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国民政府对北平的文化事业予以扶持,加之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疏离,既为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又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使得读书人得以维持较体面、稳定的生活。无论是知名教授还是低级教员,都能获得一份足以保障“衣食无忧”的薪金收入。物理学家李书华于1920至1930年代先后供职于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等,他回忆,“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佣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

这个时期,较好的四合院宅邸分布于内城,贵族的王府多集中在内城的西北、东北一带。城市贫民的陋宅大部分集中在外城。由于经常数家合用一院,且仅有一两进院落,级别很低,也比较简陋,被称为大杂院或四合房。

不过京派小说家张恨水却认为北平的四合院能与上海花园洋房媲美: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不是花果扶疏?

政府对北平各大学、图书馆及中央研究院的经费每月照发,保证了读书人的安定生活,使他们能择居而住。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文人学者多居于四合院内,散文家梁遇春住在东城报房胡同56号;周作人的住宅是位于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约四亩的大宅院;陶希圣刚到北平时,暂住在王府井大街会贤公寓,把家眷迁来后,定居西城学院胡同;杨树达1933年9月定居回回营郑叔靖家西院,11月迁居头发胡同。

也有一部分文人学者选择住在校内的西式洋房。一来缘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留洋经历,生活习惯偏西式,二来缘于工作场所提供住宅,十分便利。清华园的北院与西院全部为西式洋房,房屋构造十分宽敞,室内装潢陈设均体现西式生活风格。1920年代末从美国回清华任教的浦薛凤回忆:“三十年代的清华教授不啻全部居住清华园内外,亦即北院、西院及内院,未婚或不携眷属者则住工字厅。计居北平城内者只有金龙荪、张奚若、钱稻孙、燕树棠等约六七人而已。”1934年10月,俞平伯由清华园南院七号迁居到清华园新南院四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并与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萧公权等为邻。

如果说生活方式传统的文人学者多居于四合院,生活方式西式的知识分子多居于洋房的话,学校周边的各色会馆、公寓则是青年学生的聚居地。在环绕北大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公寓。“这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学校中寄宿舍少,学生全住不下,势必另寻出路;其实一方面乃是公寓老板投机,为迎合学生哥儿们怕在校受拘束的心理,所以才开设的。”栖身其中的当然有正式的学生,但更多的或许是像沈从文那样的“北漂”青年。他们被北大开放的校风、自由旁听的制度,以及周边浓郁的文化氛围吸引,游走于课堂、图书馆、街道和公寓之间,彼此联系,互通声息,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沙滩一带甚至有了北平“拉丁区”的美名。

书房·书肆·写作

选完了住所后,文人学者在书房的布置上也颇费心思。浦江清1926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经吴宓推荐,至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陈寅恪的助教,后又转入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教。这一时期的他虽然只是一名青年教员,在清华的宿舍条件较为简陋,无法与知名教授相比,但他仍因地制宜地装饰宿舍。“房间甚小,余迁入后,书架、床、桌、字画一布置,亦殊幽雅。”无独有偶,在日本留学生活多年、受日本文化浸淫甚深的周作人,把苦雨斋的书房按照日本家居住宅的式样精心布置。

晚清以降,许多城市老城区的规模与繁荣程度日渐被新兴城市空間超越,产生新的城市中心,但在北平,这一变化并未影响到城市的文化空间。民国时期北平的图书市场延续明清的特点,集中在以庙会与集市为主的琉璃厂及附近的厂甸一带,多为售卖文房四宝、线装书的古旧书店,成为文人学者频繁光顾之地。每逢旧历年关便是读书人至厂甸淘书的最佳时期。不少读书人每逢淘到中意之书,便如获至宝,在日记中记录品评。胡适在1931年2月间便多次至厂甸淘书,颇有收获。时任教于清华的朱希祖也喜欢到书肆海淘:“至琉璃厂各书店阅书,购得书六七种。”据《钱玄同日记》记载,钱玄同仅在1928年1月20日至2月10日间,就前后13次到厂甸游逛,购得不少书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光顾北平书肆的文人学者多为各大高校的教员及部分自由写作者。这些人通常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与书商之间大体处于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网络”关系,这使得书商需依靠更人性化的服务才能吸引回头客。在读书人的回忆中,北平琉璃厂大小书肆的掌柜与店员都给人厚道与敬业之印象,如任教于清华的蒋廷黻就认为书商与店员的服务给买书之人带来极大便利。

北大学者姜涛指出,1930年代的北平,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随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文坛以及各种刊物的出现,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开始形成。在这个场域里,知名文人学者凭借文凭等级制度与话语权占据了场域的顶端,他们已有足够的文化资本约束自己的文字发表。然而,当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学青年纷纷加入后,势必对既有的出版与发表空间构成冲击。栖身于会馆或公寓之中,通过投稿赚取微薄的收入,对于那个时代文学青年来说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模式。

另一方面,由于北平知识群体大都在学院内部,具有相对充裕、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物质条件,故其阅读与写作的生活更多是为了自身在专业与创作上的造诣,而非为了生计而压榨生命健康。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时,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读书计划。浦薛凤在清华时期,依据医生的囑咐更改了自己的写作习惯。“用胃需血,用脑亦需血,同时进行,相互冲突;饭后必须步行或休息,不可立即用功写稿。此一教训,此一领悟,使予受惠良多。”即便如田涛之类经济上尚未自立的青年学生,也能借助公共图书馆之类的机构完成阅读和写作。

聚餐、打牌与吃茶

1927年至1937年间北平读书人的家庭生活内容多是聚餐、打牌等活动。胡适1930年代初从上海迁至北平后,家庭生活照旧以频繁的聚会、打牌为主,身边往来的多是学界名流与政界要人。1934年3月至6月间的《胡适日记》载,胡适多次在自家或别人家打牌。尽管胡适视此地为一个清静、适宜做学问的好去处,但他并未减少社交生活的频度,家庭生活中也始终人头攒动,热闹不断。各大学校园内的教师宿舍也为同事的相互走访提供了便利,知识分子们时常在家设宴招待同事。浦江清在清华任教时,时常在同事家中吃饭。即便与留洋归国的清华同事格格不入的朱自清,也时有与同事相互串门赴宴的情形:“晚到平伯处打桥牌,连胜二局。”

在北平读书人的家庭生活中,可以窥见不同类型的文人学者在业余爱好与日常交往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的欧美留学归国者将家庭舞会、沙龙等西式生活方式带回国内。浦薛凤“自赴欧研究回校后,生活兴趣似略改变。一则无形中形成家庭舞会之不定期举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生活的业余爱好在读书人中得到延续。俞平伯自幼酷爱昆曲,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与身边的昆曲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研究、演唱昆曲的组织——谷音社。俞平伯也时常在自己寓所及友人住处与志同道合者聚餐、纵谈,切磋昆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园被视为一种现代产物从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清末民初,北京城开始涌现许多公园。北洋政府于1914年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开放,为市内第一个公共园林,初称中央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邓云乡等读书人时常在闲暇时间去散步、赏景。当公园这种新型休闲场所逐渐得到广大市民认可时,传统茶馆也很快与之结合,演变出大受欢迎的茶座。当时许多公园都设有各类茶座,供游人休憩饮茶,市民把公园茶座当作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聚会、宴请的好地方。

随着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分化,不同群体在喝茶等日常消费方面开始形成差异化的空间格局特征。史学家谢兴尧曾言:“凡来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譬如说你本来是个旧式人物,便应该规规矩矩到‘春明馆去坐下,而你偏要‘偷闲学少年跑到‘柏斯馨去现代化……因为环境不适于生存,与空气的不相宜,都可以使‘瞎碰者感到坐立不安,结果只好忍痛牺牲一角大洋的茶资迁地为良……”192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等主办 《新语丝》 杂志时,将中山公园的茶社作为聚会的主要地点。在谢兴尧看来,中山公园长美轩茶社的雇主也“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至1930年代,北海公园的茶社也被 《大公报》《益世报》 等京派文艺报刊作为编者与作者之间沟通交流的聚会地点。

总的来说,这十年间北平读书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开始产生分化,发展出各异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一群体整体仍处于学院体制内,与三教九流的社会群体接触有限,生活稳定度与舒适度相对较高,北平也正处于城市社会稳定分化的阶段。因此,日常生活的分化并未导致内部亚群体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北平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不仅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因素,且相互间和谐融洽。可惜,当北平读书人建构出自身的身份与阶层认同时,抗日战争也打响了,北平读书人在硝烟弥漫与家园沦陷的战火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命旅途,“老北平”的日子从此只能停留在记忆最深处,一去不复返。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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