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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亡与新生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读史老张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战机轰炸位于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导致商务印书馆办公大楼、总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出版物和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几十万册中外图书 (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 全部化为灰烬。

在这场浩劫中,一些留存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印刷所的名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剧本、文艺评论、随笔、访谈录和译稿等,也一并葬身火海。“一·二八”以后,这些作品命运多舛,有的重见天日;有的杳无声息;有的经过重写,焕发了生机;有的虽经重写,但已不复原韵……

《新土地》 销声隐迹

葬身火海的名家作品,大部分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十三卷1932年新年号上。新年号已印好,正待从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发往发行所;还有一部分是拟刊发于后几期的作者原稿,存于 《小说月报》 编辑部。其中第二期已经编好,拟于2月15日出版;第三期是“歌德专号”,也已收到了不少稿子。

《小说月报》 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是当年文坛的权威杂志,每期约十二三万字,而新年号可达三四十万字。当时,《小说月报》 主编郑振铎请假赴北平,由徐调孚代理主编新年号。按出版流程,新年号应该在1932年1月10日出版,后来因故脱期,直到1月27日才印完。徐调孚收到第一本杂志样本后,再三叮嘱印刷所,务必在1月份内送发行所发售,“不能挨到二月以后”。不料第二天 (28日) 晚上,成捆装订好的新年号在爆炸声中化为纸屑,飘向了天空。

这期新年号,厚约三四百页,同时刊出了三部连载的中长篇小说:茅盾的 《夕阳》、老舍的 《大明湖》和巴金的 《新生》;还刊登了几部短篇小说,如施蛰存的 《残秋的下弦月》、穆时英的 《夜》、张天翼的 《蜜蜂》、沉樱的 《时间与空间》 和蓬子的《喜剧》 等;同期刊发的,还有戴望舒、田汉、丰子恺、夏丏尊、方光焘、徐霞村、郑振铎、马宗融、傅东华、俞平伯和许地山等人的作品。另外,后几期的未刊稿,作家阵容也非常强大。

据徐调孚回忆,在上述作品中,有的作家留有底稿,有的通过作家续写或重写,后在别的刊物上刊出,起死回生,“没有完全的毁去。”例如,茅盾的 《徐志摩论》 一文,徐调孚已经编辑好,并配好了徐志摩遗像和遗札,准备刊于 《小说月报》第二期头条,“这篇 《徐志摩论》,作者也没有留着原稿,后来重写了发表在 《现代》上,不过内容已经不同了。”(徐调孚 《记〈小说月报〉 第二十三卷新年号》)

然而,还有一些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从此销声隐迹。瞿秋白的译作 《新土地》 即属此例。《新土地》 是苏联作家、苏维埃文学代表人物革拉特珂夫的小说。在当年白色恐怖下,瞿秋白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小说译稿。徐调孚说:“译稿已经由茅盾先生送来了,完全的。蝇头细字,横写在有蓝线的稿纸上,也还记得。署一个什么笔名,却忘记了,除了茅盾先生等一二人外,当时怕没有谁知道的罢。我记得准备在登完了陈瑜 (田汉的笔名—— 引者注) 的 《北美三部曲》 后续登本稿,大约要从第四期开始。”《新土地》 译稿被焚毁后,翟秋白因忙于地下工作,无暇重译作品。两年后,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因此,翟秋白的这部译作,也就永远消逝了。

《子夜》 前的 《夕阳》

在 《小说月报》 新年号上,最引人关注的,是三部连载的中长篇小说 《夕阳》 《大明湖》 和 《新生》,本期“各登了二万字左右”。

《夕阳》 是茅盾的著名长篇小说 《子夜》 的前身,署名“逃墨馆主”。当年因国民党当局通缉茅盾,茅盾的名字不能在商务印书馆刊物上出现,茅盾便取了这个古奥的笔名。为了避免某些“文坛消息家”索引,徐调孚还特意在要目预告上称,“逃墨馆主”的 《夕阳》 是“一位新的作家的处女作”。

1931年,茅盾经过一年多时间搜集材料、酝酿构思,决定写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本家崛起和崩溃的长篇小说。他向“左联”领导人冯雪峰请假,表示要专门从事创作。鲁迅听说茅盾要写长篇小说后非常赞同:“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从当年10月开始,茅盾克服神经衰弱等病痛,断断续续写了几万字,取名 《夕阳》—— 在现存 《子夜》 手稿首页上,标题即为竖写的“夕阳”两字。茅盾的寓意很明显:旧中国日薄西山、暮气沉沉。

茅盾的 《夕阳》 稿子并没有写完,交到 《小说月报》 的只是第一、二期的稿子,又是誊写稿,所以原稿得以幸免于难。茅盾后来说,《子夜》 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5日脱稿,可见交给 《小说月报》 的字数应该还不算多。1933年1月,《夕阳》 改名 《子夜》,正式用“茅盾”的笔名由开明书店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从此诞生。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有人曾写文章称,茅盾的 《夕阳》 原稿,是徐调孚冒着生命危险从商务印书馆“一·二八”火场抢救出来的,同时抢出来的还有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 《科尔沁旗草原》。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有必要进行澄清: 第一,徐调孚自己都没有说过“火线救 《夕阳》 手稿”的情况。他在1933年写道,“《夕阳》 其时还没有写完,交到《小说月报》 社里来的只是首二期的稿子,并且交来的又是经过誊写的副稿……”第二,茅盾晚年在 《我走过的道路》 中回忆,他交到 《小说月报》 的《夕阳》 那部分稿子“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 (指茅盾夫人—— 引者注) 抄的副本。”这印证了徐调孚关于“副稿”的说法。第三,端木蕻良在 《我的创作经验》 里自述,他是在1933年突然收到鲁迅回信的。当天,“像一线阳光似的,鲁迅的声音呼叫着我”,“那一天,我找到了稿子和笔,我开始写下了 《科尔沁旗草原》 的第一页……”查1933年8月25日《鲁迅日记》:“得叶之琳小姐 (指端木给鲁迅写信所用的女性化名—— 引者注) 信,夜复。”因此,《科尔沁旗草原》 的写作不会早于1933年8月,不可能与 《夕阳》 同时出现在1932年的“一·二八”大火现场。第四,徐调孚确曾冲进火场抢救过茅盾和端木蕻良的作品,那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期。其时,《科尔沁旗草原》 经茅盾介绍拟由开明书店出版,日军炮击引发闸北大火,已从商务到开明工作的徐调孚冲进华美印刷厂,将准备排版印刷的 《科尔沁旗草原》 手稿和茅盾的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抢救了出来。据端木蕻良回忆,“八一三”以后,“在我一次去茅盾家时,他高兴地取出一个布包,那里面是两部书稿,一篇是先生的,一部就是 《科尔泌旗草原》。两部书稿是徐调孚先生跑进火场抢出来的……那时,我不过是个25岁的青年 (端木蕻良生于1912年—— 引者注),是这些前辈,以他们发出的光和热,细心维护了我的作品,使它避免了化为灰烬或遣散的恶运。”(端木蕻良 《我的文学创作道路》) 可见,说茅盾的 《夕阳》 手稿被徐调孚从“一·二八”火场救出,是将1932年“一·二八”与1937年“八一三”兩个日子、《夕阳》 与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两部作品混为一谈了。

《大明湖》 “覆水难收”

1930年夏,老舍接受齐鲁大学聘书,到济南教书,成为齐大文学院教授和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教课之余,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大明湖》,这是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1931年暑假以后,老舍把 《大明湖》 原稿寄给了上海 《小说月报》 主编郑振铎。

郑振铎与老舍素不相识。1926年8月,《小说月报》 第17卷第7期至第12期连载了老舍的处女作—— 长篇小说 《老张的哲学》,郑振铎对老舍的文笔非常欣赏。1927年6月,郑振铎到欧洲游历,与正在英国的老舍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初,老舍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时住进了宝山路郑振铎家里。在郑家的半个多月里,老舍天天埋头写作,完成了童话小说 《小坡的生日》 最后的两万字。

收到老舍的 《大明湖》 后,郑振铎回信说,《小说月报》 刚刚连载完老舍的 《小坡的生日》,《大明湖》 就留着过了年再登吧。1931年底,《小说月报》发了将于1932年1月出版第23卷新年号的预告,《大明湖》 赫然在列。预告写道:“《大明湖》 (长篇创作)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之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

然而,“一·二八”的大火,让 《大明湖》 原稿和刊登其部分章节的 《小说月报》 新年号化为灰烬。更令人痛心的是,《大明湖》未留底稿,这是老舍一贯的写作方式。他后来在 《我怎样写〈大明湖〉》 一文中写道,“想好就写,写完一大段,看看,如要不得,便扯了另写;如能要,便只略修改几个字,不作更大的更动。所以我的稿子多数是写得很清楚。我雇不起书记给另抄一遍,也不愿旁人代写……无论故事多么长,总是全篇写完才敢寄出去,没胆子写一点发表一点。全篇寄出去,所以要烧也就都烧完,好在也痛快!”正因为如此,老舍的 《大明湖》 一字未留,“覆水难收”。完整读过这部小说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齐鲁大学教授—— 老舍写完 《大明湖》 后,曾给作为同事兼邻居的张西山读过;另一位是 《小说月报》 代理主编、《大明湖》 责任编辑徐调孚。

《大明湖》 被烧以后,有好几位朋友劝老舍重写 《大明湖》,但老舍却说:“我打不起精神来。创作的那点快乐不能在默写中找到。”不过,老舍后来根据 《大明湖》 的部分情节,写成了中篇小说《月牙儿》。老舍说,因为写过 《大明湖》,对故事人物非常熟悉,所以他才敢“大胆的试用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 《月牙儿》”。《月牙儿》 是老舍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母女俩的悲惨命运:女主角“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因无力养家,被迫做了暗娼;后来,“我”长大后,继续以暗娼为业。老舍说,“聚焦小人物时,我只代他们伸冤诉苦,也描写了他们的好品质,可是我没敢说他们应当如何革命。”从 《月牙儿》 中,读者可以一窥 《大明湖》 的基本思路。

有意思的是,1951年8月,老舍在 《〈老舍选集〉自序》 中写道,“《月牙儿》 的前身 《大明湖》 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他是 《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 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节否?”在 《月牙儿》 里,继父是个“稍纵即逝”的人物,小说全篇总长43节,继父只出现在短短的3节中。继父对母女俩不错,因为有了他,“我的被子也比从前的厚实暖和了。妈妈也渐渐胖了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净。”但不久,继父突然走了,“他上了哪儿,妈似乎也不晓得……他许多日子没回来,连封信也没有。”正是因为继父的离去,母女俩又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境地。这位继父的身份,《月牙儿》 中一直未作交代,让人疑惑。不知在 《大明湖》 里,老舍是否披露过继父的行踪—— 他究竟干什么去了?后来回来了没有呢?

1933年寒假,老舍从济南到北平探亲,郑振铎邀他和几位友人吃饭。席间,当谈到老舍的早期作品时,老舍说,“《大明湖》 像样一点……”郑振铎对 《大明湖》 被毁表示痛惜和歉意,老舍笑着说:“国难嘛。我想说 《大明湖》 比咱中国值钱,可谁相信!”据参加聚会的吴组缃回忆:“他走了以后,郑先生说:‘老舍非常之有趣。我们谁都感到那是一种难言的苦趣。”(吴组湘 《〈老舍幽默文集〉 序》)

《新生》 的“新生”

与老舍的 《大明湖》 一样,巴金的 《新生》 也未留底稿。

1927年,正在法国的巴金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灭亡》。《灭亡》 是有关爱与恨的浪漫故事:男主角杜大心早年曾受爱情挫折,到上海后参加了革命,成为工会领袖,他将爱奉献给了群众。在一次汽车意外事件中,他邂逅了李冷和他的妹妹李静淑,李静淑热烈地爱上了杜大心。后来,杜大心不顾李静淑的劝阻,行刺戒严司令,事败被捕,壮烈牺牲。

《灭亡》 写完后,巴金将书稿寄给他的好友、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嘱他联系出版社,准备自费出版。谁知索非接到书稿,就把它交给了正代理郑振铎主编 《小说月报》 的叶圣陶。后来,《灭亡》 在 《小说月报》 上分四次刊出,“巴金”的名字震动文坛。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返沪。1929年1月,他入住宝山路宝光里14号。其时,用夏志清的话来说,“他 (指巴金—— 引者注) 有点惊异地发现,自己已是颇负时誉的作家了”(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宝光里,巴金同时写作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 《激流》 (后来改名为 《家》),另一部就是《新生》。《新生》 是 《灭亡》 的续集:杜大心死了,李冷一度彷徨、苦闷,最后在妹妹李静淑和恋人张文珠的鼓励下,继续起来战斗。他们深入工厂办夜校,出刊物,成为五卅运动的骨干。《新生》 描写的理想不灭、对爱情和革命的热烈追求,部分反映了青年巴金的思想脉络。

1931年8月,《新生》 完成,仍由周索非把它送往 《小说月报》,《小说月报》 决定从1932年新年号开始连载。巴金后来回忆,“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巴金 《谈〈新生〉及其它》) 对于 《新生》被焚毁,巴金并不作声,也没有因此感到难过。他后来写道:“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

“一·二八”以后,商务印书馆主办的 《东方杂志》 酝酿复刊,主编胡愈之请徐调孚编辑 《文艺》 专栏,徐调孚想到巴金的 《新生》,便催促他把《新生》 再写出来,而巴金也正有意重写 《新生》,“我要来重新造出那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的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克服。”1932年7月,巴金冒着酷暑一口气完成了 《新生》 第二稿。他在 《〈新生〉自序》中回顾了写稿经历:“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弹忘了饭食,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爆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地存在着来证明东方侵略者的暴行。”

1933年,《新生》 第二稿在 《东方杂志》 上连载。徐调孚感慨道:“巴金毕竟是巴金,他終于使《新生》 新生了。”

(选自《档案春秋》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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