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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头衔:历朝“公关”大戏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刘瀛璐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孔子”,历朝历代为表“尊孔”,在赋予其称号上煞费苦心。有官方封谥,让本来只是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孔子在作为“形象大使”的路上越走越远。

循循善诱的师

孔子,名丘,字仲尼。仲,是说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尼”是他最亲民的一个昵称。生存在春秋战国时代背景下的孔子,胸怀治国理想。然而,孔子的政治生涯一波三折。政治上未能有所突破的孔子,23岁开始收徒讲学,在业内打造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门十哲”的良好口碑。因此,谈及孔子,一个最普识性的标签多半是“教育家”。

“孔子”和“孔夫子”是当时最常见的对孔丘的敬称。在感受了老师的渊博和智慧后,孔门弟子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沉浸在以孔子为师的自豪中,进而仰视其为“圣”。

弟子子贡评价老师“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圣人”在论语中,被推上了新的高度:不仅头脑聪慧,同时也要具备高尚的德行。

公元前500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不久,其政治作为在齐国干预下被迫中断,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迎回故乡鲁国尊为国老,却并未受鲁哀公重用。鲁哀公十六年 (前479年),73岁的孔子逝世,鲁哀公在诔辞中尊称孔子为“尼父”,为其离去深感内疚,悲伤到不能自已。而“尼父”也成为孔子死后获得的首个官方敬称。

独领风骚的神

顾颉刚曾说:“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的低谷后,儒家思想在汉代迎来了春天。

对儒学的认可在汉武帝时迎来了巅峰,孔子入世的政治理想也在加工改造之下得以实现。儒家学说在西汉后的思想界独领风骚,孔子也顺理成章地被推上文化界“一哥”地位,堪称完美。

在汉代,孔子获得了官方赋予其最早的谥号。《汉书》 记载,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位列头等爵位。“褒成”为国号,“宣”为谥号,“公”为爵号。“宣”在 《谥法》 中被解释为“圣善周闻曰宣”。此后,以“宣”字为孔子的谥号延续到之后的许多朝代。

为奠定孔子地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笔,便是司马迁作 《史记》。《史记》 中有200多处提及孔子,引用孔子言论近100处,还将他一介布衣与王侯将相置于同等地位,作 《孔子世家》。孔子“至圣”称号便来自 《孔子世家》 中“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的评价。

除却官方记载的封谥与褒赞,江湖上还流传着孔子身为“素王”的传说。成为素王的标准便是“有圣智而无位”。称孔子为“素王”,首见于 《淮南子·主术训》:“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称赞了孔子虽不居帝位,却具备帝王之徳,肯定了其“圣人”之智与“刑德兼治”的政治主张,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在汉一朝,将“天降大任”于孔子演绎得有声有色。纬书里,孔子变身“黑帝之子”,身高两米多、手长过膝,胸口天生带有六个大字“制作定世符运”,超凡脱俗,自带气场。为了将“素王”一说演绎得有声有色,仅“手垂过膝”一项,就跟后来刘备、司马炎、苻坚等“帝王之貌”出奇地一致。

至此,官方肯定和民间润色的双管齐下,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首次得到了肯定和弘扬,孔子本人也成为带上了神秘色彩,功在千秋的“神”。

回归正统的王

汉代以后,追孔的热潮渐渐恢复到常温。自魏晋到隋唐,儒、佛、道三教并流,佛讲修心,道重养生,儒论治世,受到佛教和道教冲击的儒学,逐渐失去领导地位,三者在发展中渐渐走向调和。北魏孝文帝定孔子谥号“文圣尼父”、北周静帝封“邹国公”、隋文帝追其为“先师尼父”、唐高祖定“先师”、唐太宗先定“先圣”又改为“宣父”、唐高宗尊为“太师”、武则天定“隆道公”。至此,对孔子的敬称一直保留,却让人深感“不愠不火”。

特别是乾封元年 (666年),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太和宫以祭;唐玄宗天宝年间近乎痴迷地对老子“三连封”: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让与之“同期”的孔子望尘莫及。这一时期,当政者对孔子或师,或父,或公,或圣的称号,更像是“面子工程”,未曾有所突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四年后,真宗追尊道教之神赵玄朗赵氏皇族先祖,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孔子谥号因避讳圣祖“玄”名被改为“至圣文宣王”。

孔子也曾“称帝”。西夏人庆三年 (1146年),夏仁宗颁布詔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西夏给予孔子以皇帝的名分,与皇帝相同规格的庙、殿、庭院,以儒家思想治国,对孔子的崇拜也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从形式的叠加上来看,孔子的“至尊”称号出现在元代。尽管自忽必烈起就有意识地学习“三纲五常”和“孔圣治国之道”,但对于儒士和儒学的认同在元一朝也仅停留在“皮毛”阶段,元朝统治者看重的也无非是其在促进民族认同、笼络人心上的长处。

无论元代在“尊孔兴儒”一事上是否出于真心,在追封孔子上却显得颇具其民族气质,敢作敢为,异常“大方”。元大德十一年 (1307 年),刚即位不久的元武宗玺书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此举不仅是为了元朝的长治久安,所谓“尚资神化,祚我皇元”,也在试图用儒家的“君臣之义”处理关系。

至此,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叠加,让孔子获得了一个“顶级”称号。这种来自战斗民族的“表态”之爱,比之前任何一种循规蹈矩的尊崇都来得更加猛烈。

走下神坛的人

在明代,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儒家本身经历着“由台前走向幕后”的过程。明太祖朱元璋“愿与诸儒讲明治道”,并且设立各类学校进行儒学教育,科举取士全部依据理学经典,明代儒学进一步理学化。但明成祖朱棣灭方孝孺十族后,一批儒者不再对治国平天下孜孜以求,而是退隐修身,追求“内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一批心学家,在发扬儒家思想上功不可没。当政者的态度又进一步扭转了儒学在明朝的处境。嘉靖九年 (1530年),明世宗朱厚熜授意大学士张璁改孔子“王”谥。以孔子称王名不正言不顺,去王号和大成文宣之称,坚定地认为称孔子为“王”是“僭越”了。至此,孔子由“王”转为“师”,称“至圣先师”。

清军入关后,儒学成为清政府获得百姓认同的有力手段。清帝请儒者讲学,而且钦定、御纂经学。孔子在清代顺治二年 (1645 年) 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亲自为孔庙写下“万世师表”的匾额、雍正帝颁诏“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

至清末,皇权专制制度接近土崩瓦解,单纯的儒家思想已经无法挽救濒危的政局,一批寻求改革的思想力量逐渐强大。思想革新和实用主义逐渐兴起,一批新理论、新思潮让儒学地位岌岌可危。1905年,清政府下诏停止科举考试,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养分,儒家也只能以传统文化的形象继续单纯生存下去。

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历朝历代崇拜的“偶像”,或为粉饰太平,或为齐一天下,孔子和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都为封建统治提供了捷径。作为老师、圣人、王者的孔子,其实都是“被需要”的。“包装”孔子就这样成为中国古代历朝的“公关”大戏。

(选自《华声》2017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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