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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各国退还“庚款”经过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王小梅

庚子赔款是1900年 (庚子年) 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等11个国家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 《辛丑条约》 中规定的赔款。赔款总数达4.5亿银两,分39年偿付。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亿两,尚不计地方赔款2000余万两。这是列强对中国的一次空前勒索,其中俄国勒索的庚子赔款数额最大,占总数的28.9%,其次是德国占20%,法国占15.7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美国占7.3%,意大利占5.9%,比利时占1.88%,此外还有瑞典、挪威、葡萄牙的少量民间索赔。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自身难保,停付庚款。但不久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下,继续偿付庚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3月8日中国正式向协约国列强提出延付庚款。不久,北京政府对德宣战,于是协约国各国同意自当年12月1日起延付庚子赔款五年,免加利息。俄国庚款因所占份额最大,只同意延付1/3,其余2/3仍继续支付。中国与德、奥因已处于战争状态,故德、奥庚款立即停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因战败而放弃庚子赔款。但未加入协约国的荷兰、西班牙、挪威、瑞典等国的庚款并未延付。

此后,俄、美、法、英、日等国的庚款先后退还。

俄國庚款的放弃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北洋政府担心上海道胜银行将俄国部分庚款交付新生的苏俄政府,决定扣留当年12月份应交份额。但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立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交涉,要求将俄国庚款中的2/3仍交上海道胜银行,专供“远东各使领馆向该银行支取经费之担保金”。于是,从1918年1月份起,北京政府继续交付俄国庚款。

然而,苏俄政府对中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1918年1月1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正式致函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宣布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不能代表苏俄政府,并同刘镜人公使非正式接触,表示愿废除沙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担心继续支付俄国庚款、支持旧俄公使,会得罪苏俄政府,因此决定自1918年5月份起,再次停付俄国庚款。但不久北京政府在协约国列强的诱逼下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从1918年8月起北京政府又继续照付俄国庚款。1919年5月,因发生旅俄华商巨款被扣案,北京政府又扣留俄国庚款两个月。以后,北京政府继续交付俄国庚款直至1920年7月。

早在1918年7月4日,苏俄外务委员契切林即表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庚子赔款。同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会议又作出决定:“将取消中国向俄国交付军费赔款一事知照中国政府”。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废除沙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部分庚款。1920年3月26日,北京政府正式收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6月北京政府即派出以边防处官员张斯麟为首的非正式代表团赴苏“实地考察”,备受苏俄政府的欢迎。同时,在苏共 (布) 中央指示下新成立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也派代表来华,准备同北京政府进行谈判。7月2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正式通知旧俄驻华公使停付庚款,9月23日北京政府便宣布取消旧俄使领资格。

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苏俄政府放弃庚款,但要求中国方面不得将此款支付前俄国领事及俄国其他团体或个人。1924年5月3l日,中苏两国签订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作为附件的 《声明书》 规定:“(一) 苏联政府所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于该项赔款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中国教育款项之用。(二) 设立一特别委员会管理并分配款项。该委员会以三人组织之,其二人由中国政府委派,其一人由苏联政府委派。凡议决事项,以全体一致行之。(三) 该款于随时收入时,应存储于上述特别委员会所指定之银行。”但后来这部分俄国庚款除清偿所担保之各种优先债务外,虽尚有余款9700多万元,名义上为专供教育之用,而真正拨付教育经费者,前后不到400万元,仅及余款的4%。

美国庚款的退还

美国比原先约定多索取了很多庚款。美国政府为示好中国,培植亲美势力,最先退还多索的庚款。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在国会咨文中提出退还多索庚款,作为中国教育经费、派遣留美学生之用,经参众两院通过后,1908年5月25日美国总统签署此案。美国原收受庚子赔款总额为24,440,778美元,减为13,655,492美元后,应退还多索的赔款10,785,286美元。这是美国第一次退还的庚款。

1924年5月,美国议会通过退还庚款余额案,应退庚款余额为6,137,552美元,自1917年10月起至1940年12月止,每年退还539,588美元,本利合计12,545,437美元。这是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

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用于留美学生与兴办清华学堂的经费。清华学堂以培养留美学生为主,从1909年至1929年共培养留美学生1289人。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之用。1924年9月,中美共同组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接收、保管并运用美国庚款,设董事会15人,中国籍10人、美籍5人。第一任董事由中国政府委派,自第三届年会起,董事会每年自行改选1/5。该会保管的基金有:(1) 该会自有基金,即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2) 清华学堂基金。自1929年起,清华基金委托该会保管。(3) 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基金,以及其他基金。该会自办的事业有:科学教授讲席、科学研究补助金、编译委员会、华美协进社等。

由于美国率先退还多索的庚子赔款,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各国同意延付庚款5年,加上中国国内财政的困难,教育经费不足,而且庚款数额巨大,因此中国政府与民间均希望各国将庚款退还,并多方进行活动与交涉。况且各国庚款本来就有多索情况 (且不说这是对侵略者的战争赔款),当时俄国外交大臣就说:这是一次“最够本的战争”。同时,各国看到美国退还庚款,培植亲美势力,好处甚多,所以相继退还庚款。

英、法、日等国退还庚款

英国表示退还庚款,仅晚于美国,但正式宣布退还,反在日本之后。1922年12月22日,英国驻华公使正式通知中国,真正实施退还迟至1931年。自1922年12月1日起至1931年6月,应付英国庚款加上银行利息近400万英镑,扣除付给香港大学及伦敦中国大学委员会465,000镑,尚余350余万英镑。根据中英双方的换文,自1931年4月起,到期之庚款,一半由伦敦购料委员会使用,一半交由中英庚款董事会使用,而交与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款,亦分借国内生产事业。整个英国退还的庚款,均先投资于实业 (铁道、导淮、黄河水利等),以其利息用于教育事业。

英国庚款以其投资所得利息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从1934年开始办理,每年一次。1931年7月4日,中英庚款董事会议决定英国庚款息金分配办法,分为五类。甲类占25%:(一) 保存文化古迹,补助十余起,最主要的是整理影印敦煌经卷。(二) 建设中央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这两馆因抗战影响,未完工,后在重庆建一分馆。乙类占35%:补助高等教育研究机关,特别注意农工医理四科。丙类占15%:考选留英公费生,从1933年开始办理,至1941年共选派留英学生193名。后因世界大战时局紧张,停止选派。丁类占1%:设奖征求教科书及民众读本。戊类占24%:其他“事业”,如办理职业学校等。

抗战期间,中英庚款董事会增加三项工作:(一) 保存文物:运出故宫所存之古物万余箱,居延汉简八箱运至美国保存。中英庚款董事会与中央图书馆合作,在沦陷区搜购公私古籍印本1.5万余部。(二) 补助研究人员:设讲座40余席,补助研究人员400余人。(三)自办事业:有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蚕桑研究所、中国美术学院、甘肃科学教育馆,还设立中学三所。此外,还与教育部合办了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1943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改名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

法国于1921年表示退还庚款,此时正遇中法合资的中法实业银行倒闭,法国便将庚款作为该行偿债复业资金。因法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为贬值,法国政府发行的新法郎,仅值民初法郎的1/3或1/4,于是法国政府于1922年向中國提出按金法郎偿付庚款,引起中法之间的争执,称金法郎案。1925年4月,北洋政府被迫承认金法郎案,不仅未得到法国退还庚款之利,反而受巨大损失。

日本看到退还庚款用于中国文化事业,可起到特殊的功效,所以1918年9月21日日本外相向中国驻日公使提出非正式照会,表示准备退还庚子赔款。1923年,日本众议院通过对中国特别会计法法案,确定“对支 (那) 文化事业”财源以庚子赔款为主,用于中国的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文化事业,以及在日本有关中国之学术研究等,而使用权完全由日本政府掌握。

日本退还庚款的办法,自然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要求将退还的庚款,由中国自己支配。1923年12月,中日双方议定用庚款补助留日学生320名。1924年1月,中日双方又达成关于庚款的协议9条。1925年5月,中日两国协同组织总委员会,管理以这笔庚款为资金举办的在华一切文化事业,中国委员11名,日本委员10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的所谓文化事业,则主要为配合日本侵华战争而设,利用退还庚款为侵略中国服务。

其他,如比利时、意大利与荷兰等国庚款余额也都先后退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国因庚款数额较少未退。

各国所退庚款的数目,占庚款总数的41.89%。中国教育界人士希望将各国退还的庚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但实际用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仅占退回及停付庚款总数的12.09%,其他除投资实业外,多为中国历届政府所挪用。

(选自《文史精华》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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