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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舅何应钦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我的人生旅程,在跌宕起伏中度过了九十五个春秋。时过耄耋,年近期颐,虽已满头白发,身板还算硬朗,并无心脑血管等大毛病,回首沧桑迭变往事,一切皆与母舅们尤其是我的三舅民国行政院院长 (国务院总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密不可分。

一 1923年4月30日我生于兴义县泥凼区南盘江支流达力河边的布依族小山村色基。我父亲在我年幼时病故。母亲何应秀是何应钦四妹。母亲有兄弟姐妹共10人,五男五女,母亲在姐妹中排行第四,几个姨妈在三年困难时期,都被饿死。

我有五个舅舅。大舅何应桢 (字耀之),早年在故乡兴义县泥凼区教书,移居兴义县城后曾任过县警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1942年病故于兴义。

二舅何应禄 (字升之),家住泥凼故居,早年协助外公从事工商业,1949年初解放兴义时在泥凼家中自杀。與原配蒋氏所生第二个儿子何绍周,1942年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在收复松山的战役中以炸药将敌碉堡炸翻,此行日军全军覆灭,中国军队一举攻克松山,乘胜又收复芒市、畹町。1945年1月27 日第八军在缅甸、芒市与西路军会师,打通了滇缅公路,粉碎了敌人东西夹击、占领西南后方的企图,当年他晋升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前任杜聿明)。1949年初任十九兵团司令,驻防贵州境内。后移居美国特拉华州,靠夫人黄宁馨教书为生。1980年病故于美国特拉华州。

四舅何应瑞 (字辑五),早年曾就读于贵阳达德中学、贵州讲武堂,在黔军中任过少尉和上尉副官,1921年在桂林任孙中山警卫连连长,1923年到广州元帅府工作,次年东征任经理处处长,1925年任汕头警察局局长,潮梅警备司令兼补充师师长,1926年任浙江省政府委员,1928年调任监察院委员,1930年与李仲公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到贵州、四川视察,调整川、黔与南京政府的关系,其后出任中航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33年入陆军大学深造,1937年出任贵州军管区参谋长。抗战时期贵阳人口增至30多万,1941年贵阳改为省辖市,他任贵阳市第一任市长,抗战胜利后任省建设厅厅长。去台后以种植柑橘为生,于1984年在台湾病故,享年85岁。

五舅何应炳 (字纵炎),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曾任东路军经理科长、处长,随着战局发展,转战福建、浙江等地,占领南京后,他脱离军职赴美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经济、货币、银行学。1932年学成归国,服务于邮政界,任邮政储金汇业局处长,抗日期间出任该局贵州分局经理,1940年贵阳银行公会成立出任理事长。抗战胜利后出任南京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副局长,国民政府迁广州后他升任国家邮政总局局长,后离穗赴台,1952年去美国将民国时期被美国冻结的储金汇业局存款提回台湾,1955年任台邮政总局局长。1985年6月在台湾病故,终年85岁。

二 在5个舅舅中影响最大的要算三舅何应钦 (字敬之)。三舅自幼勤奋好学,从进入省城贵阳上学起,年年享受公费待遇,清朝末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在日本先进振武学校,并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辛亥武昌首义后,回到上海参加革命,在沪军陈英士部历任连、营长,其后重回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16年学成回国,应贵州省督军刘显世之邀和黔军首领王文华之保荐,与同学谷正伦、朱绍良、张春圃等5人来到贵州贵阳训练新军,并任团长、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在黔军入川战斗中击败川军吴光新部,升任旅长、警察局局长。1920年贵阳发生民九事件,刘显世下台,王文华在沪被害,何离开贵阳赴昆明,1921年在昆明被刺受伤,稍好后去沪疗养,1924年初经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王伯龄介绍到广州任孙中山先生元帅府军事参议。6月12日,黄埔军校成立,孙中山、蒋介石授何应钦少将军衔任总教官兼学生军第一团团长,1925年2月讨伐陈炯明的判乱中,何团连战皆捷,攻克潮汕,在普宁棉湖大胜十倍之敌,东征胜利结束,何以功升任旅长。同年7月,部队扩编成师,何升任师长,9月陈炯明残部企图反攻,广东革命政府命令第二次东征,何部经一夜苦战一举攻克惠州,相继打下海丰、华阳,收复潮汕,彻底扫清陈部,受到国民政府赞誉,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并得到苏联顾问加伦将军赠送指挥刀的嘉奖。后任潮汕善后督办,12月10日升任第一军军长兼潮梅绥靖公署主任、军分校校长,1926至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任东路军总司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势如破竹,直至占领南京,其后又与李宗仁等合作,东西夹击打退孙传芳的反攻,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作出重大贡献。1930年3月起就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并奉命代表中央政府先后讨伐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等,经无数残酷战斗,均取得胜利,表面上结束了各地大小军阀争权夺利分裂割据的局面,国民政府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直是我国的心腹大患,1931年9月18日,日本出兵占领我东三省,继而蚕食我华北。当时国内分裂割据,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可说国弱民贫,自己强大的军工企业尚未建立,又无财力大量购置重武器,全国可说还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拿什么去与强敌作战?1937年7月7日日本终于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值此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全国不分党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战。我们当时的武器就是步枪刺刀、手榴弹和少量的机关枪,迫击炮、战舰、飞机更不能与敌相比。尽管如此,全体将士以血肉之躯阻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虽然先后丢失了大片国土,敌人占领了一些城市,但在广阔的农村仍然可以进行游击战,为此敌人也付出了百万以上伤亡代价。全体将士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为中华民族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雄伟诗篇。当时在中枢负责主持制定作战计划的何应钦,时而亲临湘、鄂、桂、柳前线,时而奔赴滇、缅部署反击战斗,在抗战中,一直担任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等要职,从未间断。国运维艰,他可谓心力憔悴,呕心沥血,身心疲惫。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何坐镇贵阳督师反攻,将敌击退。到年末辞去军政部部长职,转任陆军总司令,管4个方面军,28个军,86个师共71万人。部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改换美械装备,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何先在滇西指挥作战,取得重大胜利,日军被全部逐出国境。为配合盟军反攻,1945年4月他又坐镇湖南安江,指挥劲旅击溃敌军8万,毙伤敌军21800多人,俘247人,取得大胜。日军被迫收缩,何督师乘胜反击广西桂林、柳州,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获罗斯福颁赠的金柳勋章。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及东南亚战区盟军,在首都南京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上将的投降书。他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之后功成身退,不久即到联合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8年春,蒋介石在各个战场接连失败,又电召他回国,寄希望于当年的常胜将军能够挽回败局。抗日战争是为中华民族生存而战,全体将士均能同心同德,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国内战争的情况却不同,经过长期抗战,广大人民所付出的艰辛实在太多了,如今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都希望有个修养生息的时机,怨战情绪不管在军队在民间都普遍存在。民心思治,民众从怨战到反战,成为不可逆转的局面,故何迟迟不肯受命。

三大战役后,国军斗志已经消沉,解放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蔣见大势已去被迫下野,让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和谈,自己退到幕后操控,为了牵制李宗仁不要走得太远,又再次劝说多年以来的老搭档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并在何六十大寿时亲书“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相赠。何出于无奈才临危受命,勉力苦撑了四个月,最后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这个苦差事。他为保持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晚节”,最后还是选择去了台湾,在那边任徒有虚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心情好时就到台湾各地走走看看,游山玩水,真的是安享晚年了。1987年病故于台北,享年98岁。

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何夫人患了癌症,需去日本医治,何经济又有困难,蒋得知情况后就通知财政部取出三万美元给何作为赴日医疗费用。他们一家三口在日本医好病回台后,还剩下三千美元,何就自觉退还财政部,未对任何人说起此事,直到他逝世后,知情人在悼念文章中说及此事,方为世人所知,从这细微处也可了解何的为人处事。

在当时国府高层人士中最难相处共事的要算陈诚了。1944年冬,何刚从军政部调任陆军总司令不久,陈就叫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通知何,说住房很困难,请何部长让出嘉陵新村的住房。何夫人听了十分气忿,说陈诚欺人太甚,你离开军政部才几天,就来逼人搬家,太过分了?何说何必为他生气,他总不会把我们的行李丢到露天坝去吧?于是对来人说,请稍宽候,等我们找到房子就搬。1948年春,何奉调回国,当时南京的高级官员都赶到上海龙华机场迎接,陈诚虽然也来了,他却坐在车上不下来,将名片交给副官并交待说:“你就说我身体不适,现在车上不能前来欢迎,请原谅。”何与其他客人一一握手寒暄后还来到陈的车前向他问好。陈的小心眼于此可见一斑。迁台后不久,陈当上了“副总统”,可是他没有活几年就病故了,蒋找不到合适人选为陈主祭,与何商量,何欣然接受为陈主祭,并为陈亲写悼辞,何的豁达大度、不计前嫌,于此可见。在兴义,刘、王、何三家虽是至亲但也矛盾重重,前者觉得北方军阀势力大,小小贵州怎敢与他们对抗,少壮派则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双方立场观点不同,势不两立,因而发生流血事件,刘家曾派人暗杀何应钦。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何竟当上了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部长。抗战时,刘家得知何回兴义扫墓的消息,以为何要趁机报复,纷纷逃避。后得知何不但不报复,还要到刘氏庄园拜望,深受感动。于是刘公亮、刘范吾、刘君卓、刘惠昌等刘家头面人物都出来欢迎,几十年的仇恨从此一笔勾销,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何应钦的豁达大度、不记前嫌,在家乡传为美谈。

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何应钦—— 漩涡中的历史》 一书作者熊宗仁先生对何的为人处事是这样评价的:何对上谦恭,对左右和气,对朋友颇礼貌,对部下及学生均无架子,人缘颇好。办事缜密,工作勤奋,循章依矩,不越雷池,即使遭到挫折,亦能委曲求全,泰然处之,终能旋伏旋起。

我读书一直住在几个舅舅家,在贵阳读书时,三舅到云南督战回来与四舅一起到五舅家来看望,五舅对他们介绍说:这是四姐家小孩赵立政,他昨天才从兴义赶到,走了一个星期。这时我见三舅从腰间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来看,大概在小本子上查找我的名字,还摸着我的脑袋问长问短。我一一行礼后,叙述着从兴义到贵阳走了一个星期的沿途遭遇,这时三舅说:这孩子好老实,在路上遇到我们的车招招手不就早来了嘛?回想起来也真是太愚蠢了,可是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怎敢在公路上随便拦军车尤其是军政部部长的军车呢?何况旁边还站着一路的警卫!有一次三舅让我搭陆军大学教育长陈仪上将的车进城,他说一口福建一带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不知他说些什么。弄得我面红耳赤,十分尴尬,自那以后再也不敢坐他的车了。

我之所以能从穷乡僻壤的小山村走出来,成为一名老知识分子,解放后大部分时间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其中也有这层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原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更与母舅们的这层血缘关系息息相关。

(选自《文史天地》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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