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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美丽园的日子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最近几年,因为参加每年八月的上海书展,都会住在上海静安寺不远,靠近长宁区的美丽园大酒店。而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总有着特殊的记忆。

1987年的5月,正是上海接近梅雨季节的气候,我在上海盘桓了十几天时间,目的是在上海约稿并拜访当时健在的海上文化人。时隔整整三十年,如今美丽园已非昔时模样,拜访过的老先生们已经悉数作古,而我也已近古稀之年,时光荏苒,真如白驹过隙。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到上海,正值“文革”,只住了一夜就匆匆逃离,转而去杭州游山玩水了,几乎对上海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如果那次可以忽略不计,那么1987年5月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拜访了不少位海上文化人,这里仅就几位印象颇深的老先生记录如下。

从黄裳日记说起

一直以来,我有个记忆的错误,那就是将这次去上海的时间记成是1986年的5月。直到最近,友人才从黄裳先生的日记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看来日记最能作为旁证的史料。

黄裳先生在他1987年5月22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燕山出版社赵珩同志来访,谈移时去。赠 《燕都》 数册,颇可观。知李越缦 《旬(郇)学斋日记》 残卷一册,确为樊樊山干没不还,书于“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重现,现存文物局,说是将影印出版云。

看来现在有必要为黄裳先生这段日记做一补注。

早就有闻黄裳先生是很难打交道的人,且心思缜密,记忆过人,却不善交流。那天去拜访他,深刻体会了这一点。我与黄裳先生素无交往,也不会向他自报家门,作为一个文化类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能得到他拨冗接谈已经是不错了。黄裳待人比较冷淡也是出了名的,他会听你道来,但是很少表态,话也不多。

那次拜访他的主要原因是为谈梅兰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 一书的事。

此前1985年的冬天,我曾两次去北京和平门内帘子胡同梅宅拜访许姬传先生,那时梅夫人福芝芳已经过世,许老先生住在梅家的上房,因此和许姬传先生有过长谈。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许先生对梅先生早年的旧友如冯耿光 (幼伟)、李释堪 (宣倜) 和我的七伯祖 (世基) 等人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他和堂弟许源来到梅先生的身边较晚,大约是抗战胜利之后,因此对梅先生晚近的事倒是如数家珍。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一些事。据许先生说,编写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真正倡议者是上海的黄裳,正是黄裳玉成了这本书的编写。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恢复了演出,而那时黄裳已经调到 《文汇报》 当记者,他曾多次采访梅先生,过从甚密。且早在1949年,黄裳就建议梅先生写一本自传,1950年黄裳调到北京后又旧事重提,对此事十分积极。正是由于黄裳的建议,梅先生后来才在许姬传、许源来和朱家溍等人的协助下,用几年工夫断断续续口述,由这几位整理成书的。

我在黄裳先生家里问到他这件事的原委,他说确实如此,当年梅先生住在上海马思南路时就有接触。又说此事太拖拉,用了那么多年才成书,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黄裳先生从来不主动谈某一个问题,对我谈到的一些人和事,多是哼哼哈哈,几句话就应付了。后来不知何故,话题扯到了李慈铭身上,谈到他的 《越缦堂日记》,也谈到从中辑出的 《越缦堂读书记》。我对黄裳先生说,有一部李慈铭晚年的日记——《郇学斋日记》 现藏北京市文物局,我和一位同事曾标点过其中一小部分,发表在 《燕都》 杂志上。

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发现黄裳先生的神情开始亢奋,眼前一亮,精神大振,与刚才判若两人。黄裳不但是作家、报人,也是位藏书家,除了近代史料、稿本、钞本,对一些冷僻的书更感兴趣。他说,早就听说过李慈铭的 《郇学斋日记》,但是没有见过,因此特别感兴趣,一再向我追问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

我对他说,这部日记是否 《郇学斋日记》 的全部还不敢说,目前只有五卷九册,分甲乙丙丁戊集,甲乙丙丁各上下两册,戊集只有一册。日记虽然前后时间不太长,但是每天都作了些邸钞,因此显得篇幅很大。当年由樊樊山 (增祥) 借去,一直未曾归还。“文革”时抄家,在樊的后人家中抄没,现存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日记系钞本,似重新抄录,却略有批改。我告诉他,我和同事海波先生复印后曾标点了一些,后来发现文稿较难辨认,容易出错,因此现在想影印出版,保持原来的风格。

黄裳的记性很好,他说当年 《越缦堂日记》 印行时,蔡元培先生在“印行 《越缦堂日记》 缘起”一文中还提到了自孟学斋至郇学斋以后还有八册(实为九册) 是否即是所指?我答然也。

黄裳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册”是不对的,应该是五集九册。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我确实主持将此书影印,线装,成一函九册,并执笔写了一篇出版说明,仅印行了500部,因为黄裳如此感兴趣,记得曾寄给他一部。

拜访施蛰存先生

我对中国现代新文学可谓完全外行,倒是在“文革”中无事可做,让先君从中华的馆藏中借回过一些郑振铎主编的 《小说月报》 翻阅,后来也零星看过些 《新文艺》 《现代》 之类的月刊,从那时起才知道了施蛰存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只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 和 《李师师》,后来他与外国文学发生关联的那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

施蛰存先生的一生基本生活在上海和抗战时期的西南,短期也在福建和香港住过,有人说,他是“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家”,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早年的文学创作,主编文学刊物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却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年以后在文学教育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57年以后,施先生几乎淡出文坛。而晚年的施蛰存作为硕果仅存的新文學见证人和翻译家,却又得到众多的追捧。

与其说我拜访施先生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毋宁说只是想见见这位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代表人物。

我从来没有在美丽园招待所吃过早饭,都是到处寻觅上海的特色早点,因此总是起得很早。那天在外面吃过早餐也才不过八点多钟,与施先生约好的时间是九点,不得不在愚园路附近徘徊了好一阵子。

施先生家虽然面临着愚园路,但是他的居室要绕到侧面才能进门,上楼一进去就是一间还算是宽敞的起坐间,玻璃窗朝南,光线很好,他正坐在桌旁吃早餐。施先生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一头没有梳理过的花白头发,微胖,脸上有些赘肉松弛下来,也许是刚起床不久,似乎尚有些睡眼惺忪,穿着一件很旧的灰色衬衫,松散着袖口。施先生很客气,要我和他一道吃早点,我说已经吃过了,于是他就一边吃早餐,一边和我聊天。

施蛰存的 《鸠摩罗什》 我从来就没有读懂过,鸠摩罗什的名字对我来说总是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联系在一起。他写 《鸠摩罗什》 时才25岁,我很奇怪,那样人格化、贴近生活的智者鸠摩罗什与大漠驼铃会出现在上海文学青年的笔下,更与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难以发生联系。正像戴望舒脍炙人口的新诗《雨巷》,他们的作品都是最早以西方文学特色融入中国元素的典型,本人也是最具主观意识与生命感悟的作家代表。我想,他与戴望舒等编辑 《新文艺》 和稍后主编的 《现代》 杂志应该是抗战前上海新文学的主流罢?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是脱胎于“新月派”的真正中国新文学的启蒙者。施先生与戴望舒同年,但是却比戴望舒多活了半个世纪,也经历了更多的磨难。

那天和施先生也谈到戴望舒、穆时英等许多人,大约两个小时。施蛰存先生的精神很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施先生在1957年之后,转向碑传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征碑录,也做了许多碑跋和金石研究。

施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和、淡然的。那顿早餐从我进屋到离去始终没有撤去。施先生吃得很少,也很慢。早餐是中西合璧的,有牛奶、面包、果酱之类,也有稀饭。他和我聊天,也始终没有离开那张饭桌,稀饭冷了,又拿去热热。

补白大王郑逸梅

郑逸梅的 《艺林散叶》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读的,后来又看了它的续编,这两本所记的人和事,上起清末,下讫当代。《艺林散叶》 所记竟有4342条,都是这一时段文化人圈子里的事,每段多则百余字,少则数十字,甚至十数字,都是语焉不详,其实价值是不大的。续集的文字虽然稍多些,也不过每条三四百字,辑成2271条,其详细程度略高于初编。

用今天的话说,郑先生所谈的内容类似“八卦”,但是他与上海的文化人、报人、伶人、艺人、闻人、出版人都有交集,知见广博,其界域之宽阔是无人能及的。此外,郑先生的闻见并不囿于春申浦江,而是遍于全国各地。

我见到郑先生时,他已经92岁。五月底,上海已经开始溽热,但是他还穿着两件衣服。虽然显得衰老,但以这个年纪来说,就算得是精神矍铄了。在我那次拜访的老人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比陈声聪先生还大了两岁,可谓人瑞也。

他的书斋叫纸帐铜瓶室,也名秋芷室,直到他九十岁还一直笔耕不辍,全凭着良好的记忆力。我见到他时,他思路之清晰,记忆之准确,确实令人折服。

七十年代末,我得到两本包天笑的 《钏影楼回忆录》,所记都是海上和香港舞台影坛旧事,好像那天的话题就从包天笑谈起。老人对包天笑很熟悉,也说到包天笑的许多轶事。再后来话题又转到邵洵美,郑先生道,邵洵美和他的岁数差不多,也是他一生看过最美的男人,相貌、风度和气质是没人能够匹及的,就连徐志摩都稍逊一筹。他说邵洵美绝对不是人们误以为的“花花公子”,他半生做了许多事,说他是申江“小孟尝”绝不为过。而就才华而言,邵也是毫不逊色,只是半生只为他人做嫁衣,没有显露出自己的才华。他能聚集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在其身边,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慷慨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是有口皆碑,就是胡适、林语堂、闻一多、郁达夫、潘光旦、沈从文、施蛰存、老舍等人也都曾受惠于邵洵美。只是他最后的十年太悲惨了 (指1958年邵洵美入狱到1968年离去)。他还说,邵洵美应该是宋代理学家邵雍的后人。

对于邵洵美,我还是有些了解的,老先生对邵洵美的客观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我对郑先生说,我认识邵洵美的侄子,是上海的一位集邮家,也是学化学的科学家。郑先生道,这倒不知道。说到集邮,郑先生说他自己也集邮多年,但是始终不成气候,于是颤颤巍巍地从柜里给我拿出几本集邮册。虽也经过整理,但是看得出来水平不高,为了不扫老人家的高兴,我只得赞许几句。

不敢过多搅扰一位92岁的老人,于是主动离去,但老人的兴致颇浓,丝毫没有倦意。不忍让他太累,还是告辞而去。1992年,郑逸梅先生离世,带走了他一肚子的掌故轶闻。

狷介耿直的陈从周

从小在先君的书房里乱翻书,多数是看不大懂的。不过,但凡有图片的书籍,就更加喜欢,会来回来去翻看许多遍。在书架上,有一本精裝的《苏州园林》,图片虽是黑白的,但在当时来说已算是十分精美了。于是,便记住了陈从周这个名字。当然,在以后的文物保护图书出版工作中,关于陈从周先生的了解就更多了。

我和先君都与陈从周先生没有来往,这次去拜访陈先生是由我的一位小学同学的先生介绍的,这位先生姓周,和陈先生有亲戚关系,这个关系我也说不太清,但是他们都与中国的老一辈军事家蒋百里有关。这位周先生是蒋百里的外孙,也是钱学森和蒋英的外甥。当时他正在上海参加一个展览,比我早几日到达上海,先去过陈先生家,把我的情况和家世很详细地介绍给了陈先生,并替我订好拜见陈先生的时间。

那日到同济大学是下午三点,陈先生刚好睡午觉醒来。我去拜访是1987年,是在他的爱子在美国出事之前,也是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陈先生对我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完全不像是对初次见面的晚辈,倒像是接待一位久别的故人。他对我大谈先曾伯祖次珊公 (赵尔巽),佩服备至,谈起来滔滔不绝,中间我连话都插不上。他说,当年蒋百里先生就是次珊公慧眼识人,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去深造的,次珊公是蒋先生的伯乐,没有次珊公就没有蒋百里。陈先生对近现代史很熟悉,而对次珊公任东三省总督一任的政绩居然比我还清楚。他对我感叹地说,“像次珊大帅前辈这样,一辈子能做那么多的事,今天的人想都不敢想。”这是他的原话,我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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