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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钱玄同日记中的藏书和交往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姚一鸣

钱玄同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始记于1905年12月9日,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钱玄同逝世仅三天,日记前后长达三十四年。除1911年全年缺失以外,其余每年都有断续不等的记载。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去世后,日记和藏书一起由其长子钱秉雄收存,“文革”中部份日记由鲁迅博物馆收藏,有部分日记被查抄,“文革”结束后虽得以返还,但缺了二册。2002年5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钱玄同日记》 手稿影印本,但此稿本字迹较为潦草紊乱,对读者来说极难辨识。

2014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天石主编的 《钱玄同日记》 标点整理本,经过编者杨天石等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将 《钱玄同日记》 标点整理工作得以完成。杨天石在 《钱玄同日记》 标点整理本前言中写道:“钱玄同日记,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或为备忘,或为个人道德修养,或为情之所发,不能自已。这种日记率性操弧,一任本真。其记录世事、人情者固然可贵,即使纯记个人经历或感情,也可以从中见到一个赤条条的未经包裹的‘自我。其价值不言而喻。”

钱玄同日记早于其他“五四”时期文化名人(如胡适始于1911年1月、鲁迅始于1912年5月),其史料价值很高,为我们留存了清末民初的许多珍贵的历史史料。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3日记:“季刚所编 《文心雕龙章句篇札记》,余从尹默处借观,觉其无甚精彩,且立说过于陈旧,不但 《马氏文通》 分句、读、顿为三之说,彼不谓然,即自来句读之说亦所不取,谓句读一义二名……此说已不免胶柱鼓瑟。又谓句读有系于文义与弃于音节之异,故如 《关雎》 首篇,论文义止二句,而毛公以为四句,据此以为句读不分之证。吾谓句读之学本非中国古人所知,伪毛亨以 《关雎》 首篇为四句,本不足讥,今乃引此等陈腐之论,以图打消句读者有分之说,不亦异乎!(黄君此说,与胡适之之 《论文字句读及符号》 直不可同日而语)。”

季刚即黄侃 (季刚),《文心雕龙札记》 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的讲义,钱玄同从沈尹默处借来读了以后,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立说过于陈旧”,尤其“句读之说”错误多多。黄侃在 《文心雕龙札记》 中揭示了“章句”的几个不同含义,章句既是阅读古书时离章断句的符号,又是汉代学者注释文本的一种体例,也是作为语言单位的章句。对此钱玄同有不同的看法,当然不是以公开批评的方式,而是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之中,并同胡适的论断作比较。同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过的钱玄同和黄侃,都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又同是我国文字学的两位大师。

钱玄同在留学回国后,于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辞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钱玄同、黄侃早年的关系较好,钱玄同当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是黄侃介绍的,俩人还一起研究音韵学,是章门弟子中公认的小学文辞高手,深受老师章太炎器重。后来钱玄同和黄侃不和,一方面是由于性格的不同 (黄侃性情比较乖戾),另一方面是思想和学术上的分歧:钱玄同主张白话文,黄侃反对;钱玄同不无偏激地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黄侃更是强烈反对。钱玄同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成为得力干将,黄侃的思想则偏于守旧。

1935年10月8日黄侃在南京不幸病逝后,钱玄同曾在挽联中沉重悼念:“小學本师传,更铀绎韵纽源流,专致力沉思汗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又在回顾中这样写道:“弟与季刚己酉年订交,至今有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二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言不和,竟致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由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小学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1日记:“余极无聊,至大学访蔡孑民谈话,拟托其购 《旅欧杂志》及昔年吴稚晖、李真民诸先生所办之 《新世纪》。余前所有之 《新世纪》,不能携归,留置日本,寄存未生许。辛亥革命未生扶病归国,行箧悉是他人之整理,致玄同寄存之物不知流落何许。前此因章师疑吴君为‘苏报案之告密者,遂乃薄其为人。又因其时保存国粹之心理颇炽,而《新世纪》则输入欧化、排斥国粹,坐是又不以其报为然。由今观之,告密之事,早经多人证实其无,则吴君之行自无可议,至国粹、欧化之争,吾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纪》 之报,即为吾国言Anarchism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份有价值之报,故拟托蔡君代觅也。”

又1917年1月13日记:“致函孑民先生,托其代购 《新世纪》 及 《旅欧杂志》。”

《新世纪》 是由留法学生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于1905年6月22日在法国巴黎创办的周刊,其主旨是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版一百二十一期。《新世纪》 周刊是辛亥革命前出版时间较长的政论性刊物,主办者吴稚晖等和孙中山一直都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民国创立以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均成为国民党的中坚力量。而 《新世纪》 周刊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来源之一,1920年代初期,陈独秀的一篇 《论政治》 (刊于 《新青年》 第八卷第一期),曾引发无政府主义和早期共产主义间的一场论战。

从日记来看,钱玄同是很喜欢读 《新世纪》周刊的,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阅读,归国时因行李是别人整理而未携归,他时时念着这本周刊,便托蔡元培代为购买,可见 《新世纪》 周刊当时很难买到。钱玄同在日记中对 《新世纪》周刊评价很高,称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份有价值之报”。同时钱玄同早期曾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倾向今文经学,政治上尊崇清王朝。至1903年后,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钱玄同开始由旧学转向新学,由尊清转向反满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钱玄同受无政府主义、保存国粹、经学等思想影响,这在日记中提到爱读 《新世纪》周刊也是相吻合的。钱玄同早期的思想是有些偏激的,他在文中曾这样表述:“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比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为三十岁之理。故在一九一七年,便当干一九一七年的事情。其一九一六年以前,皆所谓‘鉴既往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进化而已。”

《钱玄同日记》 中所言吴稚晖与章太炎矛盾,从 《民报》 时期即有,其中既有学术论争,也有历史恩怨,钱玄同日记所说“章师疑吴君为‘苏报案之告密者”,只是其中之一。《钱玄同日记》所提到的另一本 《旅欧杂志》,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的巴黎,由蔡元培、李石曾等编辑,半月刊,内容以宣传勤工俭学为主,在旅欧中国学生和华工中有较大影响。1918年3月1日出至第二十七后停刊。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26日记:“课毕至厂甸,略有数书摊……在一碑帖摊上见有杨惺吾影印之石刻五本,始自 《石鼓》,迄于元、明,碑碣虽不能供临摹,而可睹全碑面目,且影石缩印,则原石精神尚在,故远胜于两汉砚碑之琉。索价十二元,大约七、八元可得,颇拟购之。火神庙中,珠宝字画皆已陈列,书摊止摆出一个。往年阴历岁首课毕,必往来于火神庙、厂甸之间数次,不以为疲,今岁则略一举足,便觉异常吃力。”

1917年1月28日记:“火神庙之书,今日始全行摆出,巡视一周,殊无可欲之书。吾此时所需用者,大约家中均有。若版本佳者,吾因不讲究此事,亦不想买。且一年以来思想变迁,觉中国古书有价值本少,且有价值之书,或适用于古昔,未必适用于今日,故今后本国古籍颇拟少购。”

1917年3月27日记:“午后偕幼渔至琉璃厂购书。予购定 《长庆集》 一部,值四元……购有正书局之原本 《红楼梦》 (此书幼渔在丁戊之间曾见于 《时务报》 馆,确为旧抄本,绝非今人作伪)。”

钱玄同在授课之余,淘书是非常勤快的,在他的日记中多有淘书的记录,常去的有北京的火神庙、厂甸、琉璃厂等,有时一天往返几次都不觉累,因为他是喜欢书,但不求版本,只为阅读和研究之用。北京的厂甸和琉璃厂靠得很近,是北京旧时庙会和售卖古玩旧书之地,厂甸原为明、清琉璃窑前一片空地,民国时建海王村公园,厂甸其位置就是现在东、西琉璃厂之间十字路口东北角。琉璃厂位于北京和平门外,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它起源于清代,当时各地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大多集中住在这一带,因此在这里出售书籍和笔墨纸砚的店铺较多,形成了较浓的文化氛围,有古玩字画和售卖古书的店铺。火神庙就在琉璃厂东街二十九号,民国时期是京城著名的书籍、字画一条街。钱玄同逛火神庙,并不在意古玩字画,而是留意他喜欢的旧书。

从日记中看,钱玄同淘书还是非常杂的,从线装古籍到碑帖,从近代小说到期刊,只要感兴趣,他都會收入箧中。如日记中提到的杨惺吾影印之石刻五本,杨惺吾即杨守敬,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藏书家,历任驻日钦使随员、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学堂总教长、礼部顾问官、湖北通志局纂修等职,杨守敬的 《寰宇贞石图》,可以使我们看到碑版的全貌。钱玄同与马幼渔曾一同淘书,得有正书局之原本 《红楼梦》,因马幼渔在 《时务报》 馆见过旧抄本,得之颇为高兴。有正书局原本 《红楼梦》 即 《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 (大字本),又称戚蓼生序本,原由乾隆时期戚蓼生所藏并序,约在光绪年间桐城张开模得之,后归俞明震,俞后又赠上海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并据以照相石印,于1911年至1912年出版,八十回全,前四十回帖加了书局老板狄葆贤的眉批 (1920年有正书局还出版过 《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 小字本)。

因钱玄同几乎无一日不逛琉璃厂、厂甸等书肆,人赠“厂甸巡阅使”之雅号。钱玄同还收藏鲁迅、周作人兄弟合译在日本出版的初版本 《域外小说集》,弥足珍贵。1917年 《钱玄同日记》 淘书记录还有很多,此三则可见一斑。

《钱玄同日记》1917年10月7日记:“午后至青云阁富晋书庄购罗叔言所撰之龟甲文书,因其价无不奇昂,只得先购 《殷墟书契考释》 一种,价四元八角,其余拓片只可俟诸他日有钱时再买矣 (拓片以 《殷墟书契前编》 为最值,须六十四元)。晚修正声韵讲义旧稿,为火曜日高师国文部一年级之用。归宿。”

1917年10月16日记:“晚取龚半伦批本 《钟鼎款识》 迻录。此书为蒋苹所买,我于民国三年春天向他借来,至今三年半尚未迻录。顷蒋君来京,拟亟迻录以还之。龚君是绝顶聪明的人,所批精要处甚多。购 《铁云藏龟》。”

1917年10月19日记:“课毕至富晋书庄购 《流沙坠简》、《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观罗刻 《吉石庵丛书》 第三集内有影印宋叶梦得本 《急就章草》,宋仲温补其阙字。余求 《急就章草》 者十年。初见三希堂中赵子昂修本,因其字太弱,不特疑其草体不合,并且疑其非复子昂原迹。三年前在厂肆得陈氏玉烟堂本,以为莫有更良于此者矣,且以为叶刻之本当已为人间所无,不意罗君竟于十年前在厂肆中购得,今乃影印行世,看了很为喜欢。此丛书中尚有孙仲容 《契文举例》、《原章》 (讲龟甲之书) 及元周伯琦 《说文字原》,亟购以归。”

在钱玄同1917年的购书中,古文字类的占了很大一部分,从日记来看,10月7日购 《殷墟书契考释》,其实他认为“拓片以 《殷墟书契前编》为最值”,因价高暂时未购,仅十多天后即从富晋书庄购回。钱玄同想购叶梦得本 《急就章草》 十多年,因“以为叶刻之本当已为人间所无”,看到有罗振玉的影印本,便也一并购入。《急就章》 是出自宋人叶梦得所获传为皇象所书 《急就章》 的摹本而刻,是中国著名石刻书法集。钱玄同不仅购书藏书,还向好友借书,10月16日日记中提到的 《钟鼎款识》 一书,就向蒋苹借了将近三年多,可见钱玄同实为爱书之人。

钱玄同在1908年二十一岁时即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 《说文解字》。学成以后,1917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和朱宗莱一起,担任了文字学的授课,他们所编写的讲义 《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成为那时期文字与训诂学的主要课本。钱玄同还写有 《文字学音篇》 (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说文部首今读》、《音韵学》 (包括《〈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古音无“邪”纽证》、《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等) 等专著。钱玄同对甲骨学也有兴趣,如他对在近代甲骨学研究中最有成就的罗雪堂 (振玉)、王观堂 (国维)、董彦堂 (作宾)、郭鼎堂 (沫若) 四人,形象地概括为“甲骨四堂”,就是一例。而钱玄同对古代文字学的研读,使他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如今惠及后人的汉语拼音、汉字拉丁字母化、简体汉字、汉字横排、从左到右的书写阅读方式等,作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钱玄同,都是这些语言改革的发明者、开拓者和实践者。

(选自《书屋》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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