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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肠大战”论争中的茅盾与郭沫若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廖久明

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大型文学月刊 《文学》 第5卷第6号在发表周文描写川康军旅生活的小说 《山坡上》 时,时任主编傅东华不但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改动了不少文字,还在“文学论坛”栏发表 《一个小小的实验》,对周文近段时间以来的创作提出批评,为此引起周文不满,从而导致长达半年之久的论争发生。在傅东华删去的文字中,包括王大胜在肚皮被刺伤的情况下仍与李占魁搏斗的约两千字的部分,在傅东华看来,“这样的描写,总不免要使人想起了一部什么旧小说里的‘盘肠大战的奇迹”。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有三篇题目出现了“盘肠大战”,故人们将此次论争称为“盘肠大战”论争。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知道,卷入此次论争的人还有好几位,其中谢六逸、沈起予、邵洵美写文章参与了论争,茅盾、郭沫若、旅冈的个别文章事实上与此次论争有关,鲁迅则为此专门约请周文谈话。由此可知,此次论争确实称得上“当时……文坛上的大事”、“当时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遗憾的是,专门研究该论争的文章迄今除引文提到的两篇外,只有发表在 《鲁迅研究月刊》上的 《鲁迅与“盘肠大战”—— 兼及鲁迅对周文创作的影响》,它们都只字未提茅盾和郭沫若,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论争“被湮没”的事实。研究一下“盘肠大战”论战中的茅盾与郭沫若便会发现,该论战涉及的问题远比人们已知的内容复杂。

一、茅盾对论争的微妙态度

在茅盾作品中,没有一篇直接提到此次论争。不过,分析一下茅盾在论争期间发表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署名“鼎”)和论争结束后发表的 《三周年》 (署名“云”) 可以知道,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此次论争的态度。

茅盾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发表在1936年3月1日出版的 《文学》 第6卷第3号“文学论坛” 栏。在这篇文章中,他向所有作家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个人间的小小嫌隙,在这大时代的压榨之下,都应涣然冰释。感情上的小小芥蒂,是不应该影响一个前进的作家,使他忘记友和敌的分别的。

晚年,茅盾是这样回忆自己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的:

到了一九三六年春,这个矛盾,由于解散“左联”等等争执,就更见复杂了。当时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 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小心地不使它被破坏,因为保持这种关系,使我还能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我认为同一营垒内的战友, 在这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口,更应该消除隔阂,联合起来,一致对敌。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了一篇短文,登在三月初出版的 《文学》 六卷三号的“文学论坛”上,题目就叫《作家们联合起来》。

上引文字告诉我们,茅盾写作 《作家们联合起来》 是希望调和因解散左联等问题而导致的更加严重的内部矛盾。不过,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笔者认为茅盾晚年的回忆不完全属实:一、是否解散左联、如何解散左联等属于原则问题,由此导致的矛盾不应该称作“个人间的小小嫌隙”;二、在鲁迅因左联解散问题对周扬等人更加不满的时候,如果茅盾认为这仅仅是“个人间的小小嫌隙”,实际上意味着鲁迅锱铢必较、不顾大局,茅盾即使当时有这样的想法也不会写出来,因为鲁迅年龄比茅盾大,地位比茅盾高,茅盾对鲁迅也非常敬重;三、导致左联内部矛盾激化的导火线是胡风的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的发表,而该文发表在1936年6月1日出版的 《文学丛报》 第3期上,也就是说,茅盾写作、发表 《作家们联合起来》 时左联内部矛盾还未激化,还用不着写作这样呼吁联合的文章。茅盾晚年写作回忆录时将该文与左联解散问题联系起来,应该是因为看见鲁迅1936年2月14日给他的书信中有这方面的内容—— 他在回忆录中引用了鲁迅的这封信。

在排除与左联解散问题的直接关系后,笔者认为茅盾写作 《作家们联合起来》 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盘肠大战”论战有关:一、在茅盾写作该文之前,不但傅东华已经发表了三篇文章、周文发表了两篇文章进行论争,谢六逸、沈起予也分别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傅东华表示支持,邵洵美则发表了两篇文章对傅东华提出批评,客观上形成了论争之势;二、因为擅改文章而导致争论,并且在论争文字中涉及不少细枝末节的事情,这样的“嫌隙”确实称得上“个人间的小小嫌隙”;三、不管从年龄还是威望上说,茅盾都不可能对鲁迅说“作家们联合起来”这样的话,却可能对已经参与论战的这些作家们说。

尽管我们现在无法完全肯定茅盾写作 《作家们联合起来》 与“盘肠大战”论战有关,周文当时却是这样认为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的,就是这以提拔青年作家自居而砍杀了我的作品的傅东华先生不但对我诬蔑和斥我,同时还“联合”一个鼎先生发表了——《作家们联合起来》—— 对骂阴险陷害的文章。

在这围剿中不能忘记的是鼎先生,他手执《作家们联合起来》 的大旗在“文学论坛”出现,吓我以“苦难的时代”,责我以“存亡危急的关头”,向读者暗示了我倒是因“个人小小嫌隙”在“互相仇恨”,“分化”。哈咦!这倒真是一件如 《每周文学》 编者所谓“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却倒引起“了不得”的“纠纷”来了!

傅东华在 《文学》 六卷三期上发表一篇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 诬蔑到我别的四篇作品,看着实实“抨击”我一通的时候,他曾“联合”一位署名为鼎的在“文学论坛”的第一篇堂哉皇哉地排出了那篇 《作家们联合起来》 的文章……

尽管周文在三篇文章中表达了对 《作家们联合起来》 的强烈不满,茅盾却仅在回顾 《文学》 创刊三周年的文章中进行了间接回应:

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虽然从没有自己扯起“提拔新作家”的大旗,(可是事实上三年中本刊上发表过多少新作家的作品,让将来“历史”来证明罢。)然而倒有人硬派我们是挂着“提拔新作家”的幌子而指斥我们在“虐杀”新作家。

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四个:一、尽管傅东华对 《山坡上》 幅度较大的修改引起了周文的强烈不满,这种做法却与茅盾在筹备 《文学》 期间的设想相吻合,并且他自己有过类似做法, 所以他不便批评傅东华;二、尽管周文对茅盾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表达了强烈不满,傅东华的做法也确实存在问题,所以他不便批评周文;三、左联当时的内部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茅盾不愿意再节外生枝,同时他不得不顾忌周文与鲁迅的关系;四、茅盾对周文及其创作寄予希望,为了周文的前途,他不愿意因为琐事与之论争。现在,笔者分别对这四个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关于第一个原因,茅盾晚年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在筹备 《文学》 期间,我考虑得比较多的是怎样通过杂志给青年写作者以具体的指导。我同傅东华商量过,也征求过瞿秋白的意见。秋白表示赞成,要我先拟出个条例来看看。我就拟了一个,内容大致如下:一、每期选登示范的作品一篇,要有详细注解,从思想到技巧;而在讲述技巧的时候要分章分段逐句逐字加以解释。二、每期选登来稿—— 青年习作一篇,也要有详细的批注修改,从思想到技巧,也要分章分段逐句逐字加以批改,而且把原作和改作同时登载。三、每期征文一题,限字数五百—一千,题目要很具体。这些征文每题选出二篇来发表,一篇最好,一篇最坏。征文发表时不加批评,而让读者自去批评,但隔了一期,仍须加以详细的批改,使作者与读者得据以参研。瞿秋白看了我的计划后,大笑道:“这是讨骂的生活!”我细细一想,也是:左倾空谈家会骂我们方巾气,“亵渎”了文学;而右倾“现实家”会骂我们好为人师而又不配。于是,这“计划”也就夭折。

根据该段引文可以知道,为了达到“通过杂志给青年写作者以具体的指导”的目的,茅盾他们不但计划对青年习作进行“详细的批注修改”,甚至打算“把原作和改作同时登载”。尽管茅盾回忆说该计划“夭折”了,不过看看茅盾对一些作品的处理情况便会知道,该计划并没有“夭折”,只是打了折扣。1933年9月1日出版的 《文學》 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周文的 《雪地》,茅盾在同期“社谈”栏发表 《〈雪地〉的尾巴》,在称赞 《雪地》 前半部的同时,认为后半部“拖了一条概念的、‘公式化的尾巴”,所以,“我们老实不客气,把这条不相称而且拙劣的尾巴割掉了”。该文还告诉我们,茅盾还割掉了发表在 《文学》 创刊号上的艾芜的 《咆哮的许家屯》 的“尾巴”,并且将题目由 《咆哮了的满洲》 修改为现题。根据傅东华在论争时写作的以下文字可以推断,傅东华对 《雪地》 的修改情况是知情的:“经我们砍了一个尾巴,并且修改了好几处 (不是我经手的),但‘论坛的按语中是称赞的话居多,所以他也乐得接受了。”对此,周文的答复是:“大概是七八月间罢,在一个地方遇见茅盾先生,他告诉我那文章已决定在第三期发表,不过他说要把那尾巴割掉,把标题 《冰天雪地》 的‘冰天两字删去,把几个字改正,并且在刊出的同时他还要发表一篇割掉的原因的文章在‘论坛上。我回答他说割掉就是了,那反正是我硬加上去的。第三期出来,‘论坛上果然有一篇文章,这是读者已经看见过的,毋庸再说了。这删改,当然用不着反感,因为是经我答允过的;而且像这样一篇最初‘试作的作品,如果有诚挚的朋友热心地指出那错误而删掉,我没有发疯,当然不会反感,似乎倒还有些值得感谢……”根据这些文字可以知道,周文对茅盾的删改没有表示反感的原因有两个:一、这是他事先“答允过的”;二、割掉的“尾巴”是他“硬加上去的”,确实该删。由此可知,就傅东华与茅盾而言,他们不存在是否删改的区别,只存在删改是否征得了作者同意、是否令读者满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茅盾确实不方便批评傅东华。

关于第二个原因,傅东华的做法包含两方面问题:一、对 《山坡上》 的删改太过分,点评欠恰当;二、将茅盾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与自己的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 排在同一专栏,确实可能令人以为是针对周文的。论争结束后不久,周文于1936年8月出版了 《多产集》,除在正文部分收录了完整的 《山坡上》 外,还在附录部分收录了 《被删改了的 〈山坡上〉》。在按语中,周文如此写道:“这篇是被‘文学编者傅东华先生删改了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登在 《文学》 五卷六期上的原文。为显示被删改了的地方,使能一目了然起见,我现在,就把被改了的句子旁边加点,被删了的则按字加×,被删得太多的如几千、几百则用 ( ) 注明。”看看这篇文章中密密麻麻的黑点,确实给人一种“全文花斑斑,不忍卒读”的感觉。就点评而言,傅东华不但没有如茅盾那样同时指出优缺点,甚至以 《山坡上》 为例批评了周文近段时间以来的创作:“我们就他最近的出产看来,发现他有一个重要的缺憾,就是写人物的动作过分繁琐。其实写人物的动作是最吃力而难见好的,他最近流露出这个倾向,不知是否存心要往难处走,但成绩并不怎样好。”面对这样大幅度的修改和以偏概全的点评,估计无人没有意见。看见茅盾署名“鼎”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后,周文如此写道:“这文章虽可以说单独由鼎先生负责,与傅东华先生无关,但事实上‘文学论坛里的文章无论是谁写的,它一向所代表的并不是谁某而代表的是‘文学论坛,这是尽人皆知的。况且傅东华先生是编者,他把这篇 《作家们联合起来》和水先生的一篇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排在一起,他们这用心是很显然的。这是表现着,‘文学论坛的对我,是已经到了实行用‘政治口号来征服和陷害。向读者暗示着我倒在不顾‘苦难的时代,不顾‘存亡危急的关头,正因‘个人间的小小嫌隙,‘施以严厉抨击,在‘分化!这就和水先生所说的不解我‘何以怨怒之深,非叫他‘吃一枝报复的箭不可这些话话吻!就是说我在捣乱!”应该说,周文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傅东华的做法确实过分,周文的说法又有一定道理,面对周文的多次抗议,茅盾不好反驳,只能在回顾 《文学》 创刊三周年的文章《三周年》 中表达自己的委屈。

关于第三个问题,除茅盾在回忆录中已经说到的因左联解散问题而导致的矛盾外,围绕 《文学》 而产生的矛盾也不少。因为 《译文》 事件,“鲁迅从此不再与 《文学》 杂志来往了”, 从创刊便开始担任 《文学》 编辑的黄源也于1935年10月辞去了编辑职务。“盘肠大战”论争发生以后,尽管鲁迅对周文在“破釜沉舟,干它一下之概”支持下所做的打算有异议,却在面托萧红转告的情况下,还专门给胡风写信,约周文面谈:“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查 《鲁迅日记》,鲁迅与大家“谈一谈”的时间为1936年1月29日:“明甫来,饭后同访越之。晚河清来并携赠 《文学丛刊》 六种,即邀之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广平亦携海婴去。”日记中的明甫即茅盾,越之即胡愈之,河清即黄源。关于此次见面,周文在鲁迅逝世后不久写作的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接着他就不再谈自己身体上的事,倒谈了些他从日本军医那儿得来的一点关于肚破的知识。关于我那一次的纠纷,并不如别人攻击他的是在我的后面煽动,倒是劝勉了我很多关于创作上的话。他说:‘创作,应该是艰苦的,不断的,坚韧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得太厉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竟转过身去用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根据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尽管鲁迅不赞同周文“破釜沉舟,干它一下”的打算,对周文却是关心、爱护的,对傅东华擅改 《山坡上》 的做法则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茅盾与周文论争,应该会让鲁迅觉得茅盾偏袒傅东华,那么,茅盾与鲁迅的关系势必受到影响。由于茅盾1936年1月29日上午到鲁迅家并一起吃午饭,饭后一起拜访 《文学》 月刊编委胡愈之,晚上鲁迅又邀请胡风、周文等谈论“盘肠大战”的事情,我们由此甚至可以大胆地作出如下推断:作为 《文学》 月刊“隐形主编”的茅盾与关心此事的鲁迅这天在一起时,应该交换过对“盘肠大战”论争的意见。也就是说,鲁迅对周文说的那席话,很可能是鲁迅与茅盾交换意见后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茅盾还写文章与周文论争,应该会影响到他与鲁迅之间的关系。

关于第四个问题,看看茅盾对周文作品的关注便会明白此点。在茅盾担任“隐形主编”的 《文学》 上,一共刊登了周文的六篇小说:《雪地》 (第1卷第3号)、《一家药店》 (第3卷第6号)、《冬天到春天》 (第4卷第1号)、《热天》 (第4卷第4号)、《投水》 (第5卷第3号)、《山坡上》 (第5卷第6号)。1934年间,鲁迅、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的请求,为他编选了现代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 《草鞋脚》,在选录的二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作品中,便包括周文的 《雪地》。在“盘肠大战” 论争发生之前,茅盾分别在 《〈雪地〉的尾巴》、《〈文学季刊〉 第二期的创作》中客观地指出了周文的《雪地》、《分》 的优缺点;在论争发生后, 茅盾仍然写作长文专门评价了周文的 《烟苗集》 和 《在白森镇》。关于茅盾对包括周文在内的青年作家的扶植情况,曾经担任 《文学》 月刊三年多编辑的黄源有如此说法:“茅盾对革命文学运动的指导,不尚空谈,而根据作品,观察文艺的动向,指明方向,指点它的优缺点,加以指导的。这次我重阅这些文章,特别感到他对‘左联新起的作者,培植、推荐,具体地指导,真正起了前辈扶植后进者的寶贵作用。”结合曾经得到过茅盾扶植的王西彦、草明、姚雪垠等人的回忆文字可以知道,黄源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既然如此,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的茅盾,完全有可能为了左翼作家周文的前途不与其斤斤计较。

二、郭沫若对论争的鲜明态度

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同样没有一篇直接提到“盘肠大战”论争,在人们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中,也未看见有人提到郭沫若与“盘肠大战”论争的关系,不过可以肯定地说,郭沫若1936年4月13日写作的 《鼎》 与此次论战密切相关。该文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部分主要交代了郭沫若写作本文和使用“鼎堂”做笔名的原因,下部分则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盘肠大战” 论争的态度。

在上篇中,郭沫若告诉我们,他一看到 《文学》 第6卷第3号“文学论坛”栏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的署名“鼎”便对其夫人说:“这篇文章一定会有人怀疑是我做的。”没过几天,任白戈来访,即认为 《作家们联合起来》 是郭沫若的作品。在任白戈的询问下,郭沫若回答了自己何以取名“鼎堂”的原因及该笔名开始使用的时间。后来,好些朋友给他写信,称赞 《作家们联合起来》 写得很好,他对此感到很“惶恐”。由于认识到“掠人之美”是“文化强盗所干的事”,所以,他决定以后自己发表文章时“决不再用‘鼎字及‘鼎堂这两个字”。在郭沫若看来,上篇所写这些内容属于“私事”,他要说的“公正的话”在下篇。

在下篇中,郭沫若开篇便用嘲讽的语气写道:“《文学》 三月号那位‘鼎先生的那篇文章,其实是目前顶切要的文字。—— 正因为不是我做的文章,我才敢于这样来‘捧。”接着,郭沫若在引用了 《作家们联合起来》 中的一段话后如此写道:“的确的,这的确是一片金言,虽然 《文学》,尤其‘文学论坛,正每每犯着‘ 睚眥必报和‘友敌不分的错误。”郭沫若这样写,很明显与 《文学》 第6卷第3号“论坛”栏发表的文章有关:除发表了茅盾的 《作家们联合起来》 外,还发表了傅东华的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由此可以知道,《文学》 第6卷第3号同时发表 《作家们联合起来》、《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 两篇文章,属于言行不符的行为: 在呼吁“ 作家们联合起来”的同时,自己却“犯着‘睚眢必报和‘友敌不分的错误”。

不过,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可以知道,郭沫若的这一看法应该是对茅盾写作 《作家们联合起来》 用意的“误解”。傅东华在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 中道出,他写作这篇文章是因为看见了周文发表在 《知识》 第1卷第5号的 《关于 〈山坡上〉—— 答 〈文学〉 的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周文开篇便如此写道:“当 《山坡上》 在 《文学》 五卷六期上发表的时候,我立刻发现那已经不是我的原文了,第一段被改错了很多,第二段甚至被砍掉一大段。于是我当即写了一封信,声明那篇东西不能算是我的作品,要求 《文学》 编者把那被修改被删掉的原文连同这信一起刊出。现在这信和 《山坡上》 的第二段已在 《文学》 六卷一期的最后几页刊出来了,同时水先生还在同刊的‘文学论坛里写了一篇题为 《经验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不知怎样,这期 《文学》 对于‘通信栏忽然不列进‘目录里了,这也许是该刊的新的编辑方法;但这通信既排在不易注意的篇幅,又不列进‘目录,大概会使读者容易忽略过去的罢?至于水先生的那篇 《经验理论和实践》,中间论列的,则多所牵强,离了事实。”接着,周文详细叙述了自己就 《山坡上》 的被修改与傅东华交涉的经过,逐一驳斥了傅东华在 《经验理论和实践》 中的说法。对“这通信既排在不易注意的篇幅,又不列进‘目录,大概会使读者容易忽略过去” 这句话,傅东华感到非常气愤:“我万料不到青年人中伤人的手段竟会如此之辣,城府如此之深!”照理来推论,看见周文这篇文章后,作为 《文学》 月刊署名主编的傅东华一定会拿给“ 隐形主编”茅盾看。看见这篇文章后,茅盾应该会认为周文的怀疑没有道理,同时会认为他对 《经验理论和实践》 的驳斥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茅盾应该会同意傅东华写一篇文章说明情况,同时劝他没有必要继续论争下去,所以,傅东华在写作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 时没有对周文的驳斥进行回应,只叙述了 《山坡上》 及另外五篇短篇小说在 《文学》月刊上发表的情况。尽管傅东华对周文 《山坡上》的删改、点评欠恰当,主观上却并无恶意,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删改、点评而已。然而,不但傅东华与周文之间发生了论争,谢六逸、邵洵美、沈起予也已经写作文章参与论争。面对这一现实,一直希望“前进作家”能够团结起来的茅盾写作这样一篇文章是很正常的。

再来看看 《作家们联合起来》 这篇文章的内容便会知道,茅盾确实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呼吁“作家们联合起来”,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反复强调当时正处于“苦难的时代”、“危急存亡的关头”,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凡具有正义感的,凡对民族的危机有深切感觉的,凡对时代的呼召有迅速感应的,便都是同道的人,便都该站在一条线上,为民族,为文化而努力,而奋斗”。由此可知,郭沫若的以下怀疑不符合事实:“指令的意义十分明白,要叫作家们联合起来,难道是为要拥护某某一二个人的文坛地位,为要巩固某某一二种刊物的销路?”

看看周文和郭沫若的文章可以知道,他们对《作家们联合起来》 中的观点是赞同的,不满的地方在于将 《作家们联合起来》 和 《关于 〈山坡上〉 的最后几句话》 同时发表在 《文学》 第6卷第3号“文学论坛”栏:周文据此认为两篇文章的作者在联合起来对付自己,郭沫若则认为他们言行不符。事实上,傅东华的“最后几句话”主观上存在着结束纷争的意思,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写作 《鼎》 时,应该不知道“鼎”是茅盾的笔名。原因有二:一、在这之前及之后,茅盾都未用“鼎”做过笔名;二、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不太可能在 《文学》 第6卷第3号出版后一个半月时间内调查清楚“鼎”是茅盾的笔名。

对于傅东华,郭沫若尽管没有点名,甚至没有提到他的论辩文章,但是,文章对中国编辑的严厉批评很明显与傅东华有关:“编辑者对于作家的文字有去取之权,这是他的正当权利。在与作家同意之下而加以删削或授意于作家使之自行删改而后采取,或在编辑的技巧上为避免外界的阻力而使用伏字法,这是外国所常有的事。但在中国的编辑却公然是旧式的业师,提起朱笔来对于作家的文字大刀阔斧地便格杀勿论。改削作为裁成后进的手段,纯出以好意,在道德上也还可以勉强容恕; 但有时的改削,实在令人除解为恶意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郭沫若如此严厉批评傅东华,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与周文有过类似遭遇:应 《文学》 杂志“特约”,郭沫若摘录自己一家人1934年7月31日至8月9日在浪花村生活十天的日记,于1935年6月4日加上小引,以 《浪花十日》 为题寄往 《文学》杂志。《浪花十日》 在 《文学》 第5卷第1号 (1935年7月1日) 发表时,“被删削了的字数东鳞西爪地在五百以上,鳞爪被剥除了的一条蛟变成了一条蚯蚓”。在该文中,郭沫若在“岂明先生的生活,觉得很可以羡慕”后面如此写道:“岂明先生是黄帝子孙,我也是黄帝子孙,岂明先生的夫人是天孙人种,我的夫人也是天孙人种,而岂明先生的交游是骚人墨客,我的朋友却是刑士宪兵。”该部分文字在发表时被“格杀勿论”,惹得好些朋友写信来质问郭沫若:“究竟为什么要羡慕?”由此可以知道,《文学》 编辑擅改他人文章,不仅仅针对投稿的年轻作家,也针对自己“特约”的知名作家。面对郭沫若的严厉批评,可以肯定地说茅盾是知道的,不过并没有回应。郭沫若的 《鼎》 发表在1936年6月15日出版的 《质文》 第5、6号合刊上,根据以下事实可以推断,茅盾看见过这篇文章:一、《杂文》 在当时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刊物,在前4期鲁迅發表了两篇文章,郭沫若发表了五篇文章,茅盾本人在 《杂文》 第3号 (1935年9月20日) 发表了《对于接受文学遗产的意见》,对这样一份刊物,茅盾肯定会关注;二、《杂文》第1号于1935年5月15日出版后, 茅盾在 《文学》第5卷第1号 (1935年7月1日)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该杂志:“新近看到一本留日学生的小小刊物,就叫做 《杂文》”;三、任白戈的 《说到作品底题材和主题》 在 《杂文》 第3号发表后,茅盾在发表于 《文学》 第5卷第4号 (1935年10月1日)、6号的两篇文章中都表达了不同看法;四、《杂文》更名为 《质文》 于1935年12月15日出版第4号后中止了出版,茅盾为此感到“非常可惜”,在 《文学》 第6卷第6号 (1936年6月1日) 发表的文章中,他将其作为“小型定期刊”的代表,称赞“它在当时的文坛上确是一柄名副其实的短剑”,并希望它“能够‘卷土重来”。现在,《杂文》 终于“卷土重来”了,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所办刊物之一的 《杂文》 再次来到左联领导人茅盾的案头是必然的,茅盾进而看见郭沫若发表在上面的 《鼎》 也是可以想见的。尽管如此,笔者并没有看见茅盾的辩解文章,主要原因当为:此时“两个口号”论争已经发生,“曾在论争的双方之间充当过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角色”的茅盾不愿节外生枝,只好以大局为重了。

“盘肠大战”论争起因于 《文学》 主编傅东华根据自己的理解大量删改周文的 《山坡上》 并进行不当点评,如此一件细小的事情竟然引起长达半年的论争,甚至当时的文坛三巨头鲁迅、郭沫若、茅盾也以不同方式卷了进来,由此可见当时文坛的不团结状况。关于“盘肠大战” 论争的最后一篇文章 《答沈起予们的“麻烦账”》 在 《夜莺》 第1卷第3期 (1936年5月10日)发表后不久,导致“两个口号”论争发生的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便在 《文学丛报》 第3期上发表了,因此,我们可以将“盘肠大战”论争看作“两个口号”论争的“序曲”。它为了解“个人因素”在上世纪30年代文坛论争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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