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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深入书林寄此生(上)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朱圆 周建平

从清廷到民间

1898年6月16日,天还未亮,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来到京城西郊颐和园朝房等候光绪皇帝召见。这天朝房里有五个人—— 康有为、荣禄、张元济和两位即将赴外省的知府。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和荣禄大谈变法。荣禄是慈禧太后宠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架子十足,对康有为的慷慨陈词不置可否。

二位新知府依次见过光绪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又一刻钟过去,康有为出来了,张元济被传唤进勤政殿旁的一个小屋子里。

光绪端坐在一张扎着黄桌帏的书桌后,张元济跪在桌旁。一君一臣相对。

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忧心忡忡:“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两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

张答,皇帝现在励精图治,力求改革,总希望国家能够一天比一天进步。

光绪听罢叹一口气:“可是他们都不能赞成呀!”张元济沉默。

光绪遂将话头转到张元济与朋友所办的通艺学堂上去。

通艺学堂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英文学堂。1895年,在刑部任主事的张元济与同僚张荫棠等人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次年又设馆授读英文。求学者渐多,张元济等人便在英文学堂的基础上联合集资筹建西学堂,后依严复的建议改称通艺学堂。张与同僚给总理衙门呈文,强调通艺学堂的来学者多是京官与天分聪颖的官绅子弟,“中學”已有相当基础。通艺学堂实质上是一所精英学校。

这与张元济所受的传统教育一脉相承。

生于广州纸行街的张元济,14岁随母亲回故乡海盐定居。他的早年生活平淡无奇,而脚下那片古老的神州大地却涌动着激变前的暗潮。伴随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新知识和新看法”,尽管“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像费正清在 《剑桥中国晚清史》 所说的那样“没有变化”,“但还是为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提供了某些机会。”

历史的变动需要时间,科举一时还未能被取替。张元济上的是传统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13岁那年秋天,广州乡试发榜,张元济的父亲在灯下拿出这一年的闱墨,为他讲解第一名的文章。他的早慧使他完全能够领会父亲的用意和希冀,发愿“他日余亦必为此以娱吾亲”。自1884年考取秀才起,张元济用八年时间走完科举功名路,成功点了翰林。在翰林院研习两年后,他进入刑部任主事。

正式踏上仕途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被之前一直认为是“蕞尔小国”的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里醒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张元济说。

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后,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会员在松筠庵、陶然亭定期集会。张元济虽非会员,也时常参与其间,思想逐渐趋向维新。1896年,张元济参加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获选充章京,欲“于外交上稍效绵薄”。

但总理衙门给予他的只是浮沉郎署的现实。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上,他提到恭亲王奕訢为德使觐见时下轿的地点与对方争论不休、总署官员在日本皇太后丧事上荒唐无礼。旧官僚的众生相,迫使他转而开辟其他能够“有所为”的渠道。

“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抱持这种启蒙意识,他把主要的心智和精力用在了通艺学堂的擘画上。

通艺学堂设立半年后,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张元济,称其“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

但在变法开始的第五天,即张元济晋见光绪前一天,光绪最忠诚的支持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被开缺回原籍。翁同龢被开缺的消息、君臣相对时光绪的叹息,以及荣禄对康有为的冷漠,使张元济敏感地觉察到变法前途的艰险。7月27日,张元济写信给维新人士汪康年,坦言自己的忧虑:“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9月5日,形势越发严峻,张元济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了一道近七千字的奏折,主题为“时局维艰,变法自强亟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奏折上达这天,光绪任命谭嗣同等四京卿参与新政。党争激化。张元济此举,无疑是将自己置于险境中心。

在守旧派势力发动政变之初,张元济亲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企图说动这位国家重臣出面干预,挽回败局。

“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

李鸿章惊讶地瞪大眼睛,看了张元济许久,默然无语。

之后,朝廷缇骑开始四处追捕维新党人。张元济仍照常到署值班,静候逮捕,因为他怕缇骑到家惊及堂上老母。最终,张元济与同僚王锡藩、李岳瑞同被“革职永不叙用”,处罚比预想的要轻。张元济见到官报,送给母亲看。母亲说:“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言下抚慰再三,张元济不由得“捧母手而泣”。

1898年10月,张元济举家南下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大都市聚积了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容纳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多年后,张人凤回望祖父的选择,“一半是出于被迫—— 京城里是住不下去了,而更为重要的一半,是他认识到今后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教育、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志向,必须使自己融入民间,而上海正是实现这些愿望的最为合适的场所。”

抵达上海半年,在李鸿章的关照下,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 的创办人盛宣怀的聘书,出任公学译书院主事。

1901年,公学总理突然病故,由张元济兼任此职。在任内,张元济创建了特班。设立特班的初衷,按盛宣怀的说法,是“造就桢干大才”。张元济为这批才俊聘请了一位总教习—— 他的老友、刚从绍兴来沪不久的蔡元培。特班虽然只有一届,却出了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大名鼎鼎的人物。

以出版提携多数国民

在南洋公学期间,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张元济致信盛宣怀,提议广设学堂:“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张元济已看清,比起培养人才,普及教育更为紧迫。

亲历时代剧变,张元济的视野和胸襟显现出非往昔可比的阔大气象,留在南洋公学对他来说已经“无可展布”。恰在此时,商务印书馆的主人夏瑞芳在一次购买日文译稿付印销路不畅的经验中体会到,办出版非得有自己的编译所不可。再者几位股东都是工人出身,学问知识有限,他要为商务寻觅一个掌舵手。

张元济因主持译书院的工作,与夏瑞芳早有接触。翰林出身的他,能够为夏瑞芳提供很多意见和机会。夏的才干和商务的口碑,也给张元济留下不错的印象。当夏瑞芳邀请他入股时,他考虑了一番,答应了。身为“工薪阶层”的张元济,还动员夫人许子宜售去首饰,好得到资金入股。

夏瑞芳的最终目标是把张元济本人拉进商务印书馆。一天,他问张元济:“既然你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张元济以玩笑的口吻说:“你能请得起我这样大薪金的人吗?”夏瑞芳连忙答复:“你在译书院多少薪金,我也出多少。”为了表示诚意,夏瑞芳开出350两的月薪,而张元济任译书院院长的月薪实际只有100两。

张元济很受感动,也看到了出版业发展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夏瑞芳与他志同道合。“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是他们的约定。1903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的职位,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

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上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张元济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出版事业赋予了“开启民智”的灵魂,定下了不俗的格局。

張元济进入商务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一整套新式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

1902到1904年,清政府先后两次颁布新学制。后来科举被废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教材之缺,成了相当紧迫的问题。张元济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聘请学者高梦旦、蒋维乔、庄俞,以及日本顾问小谷重、长尾桢太郎等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编辑队伍,率先按照新学制,编印出版“最新”系列教科书。

虽然在此之前,有些新式学堂已开始师法欧美教育模式,编写“课本专书”,但多为教习利用授课之余的闲暇时间所编,只能说聊胜于无。为了保证教科书的质量,张元济放弃个人包办,改行“圆桌会议”,集思广益。曾亲任其事的庄俞回忆,当时编辑围坐一桌,几乎每编成一课,都要互相切磋,直到多数人认同为止。

经过半年多的校订,《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 第一册在1904年3月底出版,顾客蜂拥而至,挤占了门口。此后,商务又陆续推出了修身、格致、中外地理等一系列教科书。1906年,学部选定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暂用书目共102册,其中商务占54册。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定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 以出版“昌明教育,开启民智”。1904年,慈禧七十整寿“恩泽天下”,因变法被革职者,除康、梁外,一律官复原衔。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他辞谢不就。以翰林之身致力于普通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张元济甘之如饴,他对汪康年表示:“弟近日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0册是张元济亲自编订的。他认为,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仅具有新知新学而在人格上东倒西歪,那么这种新教育仍然是失败的,并无补于“智争之世”。

这套教科书在内容上有了重大突破:全书不提“忠君”,摒弃“三纲五常”,加入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为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的新观念。“守法”一课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立志”一课讲“立身岂必居官哉!勤学笃行,修业不怠,即为农工、为商贾,亦各有自立之道”。给学生传递的是上下平等、职业平等的新思想。

张元济主持编译所之初,除以编纂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如林纾、伍光建译的西方小说,严复译的 《天演论》 《群学肄言》 等学术名著。据胡适说,《天演论》 的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原名胡洪骍的胡适,就是从 《天演论》 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了“适”字作自己的表字与笔名。

报刊开通风气的作用,张元济亦早有着意。1901年,他与蔡元培等人创办 《外交报》,是他编译书报的最初尝试。进商务后,他又组建班子相继推出了 《绣像小说》 《东方杂志》 《小说月报》《教育杂志》 《妇女杂志》 《学生杂志》 等涉及各个领域的刊物。

正如张元济所说,“凡欲知一国之典章制度,必熟谙其国之语言文字,而后能触类旁通,毕窥奥。”作为语言载体的辞书在传播知识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编辑出版工具书被认为是“事烦而益寡”的甚难之事,张元济始终致力于开拓这块领域。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式辞典——《辞源》。颜惠庆主编的 《英华大辞典》 则是商务外文工具书中的佼佼之作。颜惠庆生长在一个半美国化的家庭,17岁赴美攻读五年后归国,在上海圣约翰学院任教,时常到商务印书馆访书。他那非同寻常的仪表和气度,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了解颜的资历与学识后,张元济热忱邀请他加入编译所。但颜惠庆只同意在馆外替商务编纂英汉词典。张元济不强人所难,便登门拜访,请他主编 《英华大辞典》。颜惠庆与一班同人接受了重任,于三易寒暑之际完成。出版后,从不轻易许人的严复,盛赞这部融合了英美两大传统的辞典“蒐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

教材、译著、古籍、辞书、杂志,这五大精品出版物构成的体系,由张元济奠定,成为商务的传统。

开明开放 休休有容

五四运动狂飙突进。作风稳健的商务开始显得落伍了。

积弊首先在杂志这类最为敏感的出版物上暴露出来。《小说月报》 的主编杜亚泉所持东西文化调和论,与五四的主张扞格不入。陈独秀两度在 《新青年》 上发表文章,严厉驳斥杜的观点。接着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北大的 《新潮》 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 一文,将矛头毫不客气地指向商务。初生牛犊不怕虎,罗家伦尖锐地抨击商务主办的 《教育杂志》 《学生杂志》 和 《妇女杂志》是“市侩式的杂志”,“若不根本改良,真无存在的余地。”

商务刊物的声誉一落千丈,累及图书。到1919年初,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

形势逼人。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商务能否重新肩负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内老雇员很多,大都用文言文,跟不上新形势,张元济深刻地指出,“公司中十余年来已养成一种惰性,与谈改革格格不入。”于是他顶住各种压力,实施“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刊物开始。

1921年,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将 《小说月报》 主编的大旗授予茅盾,这位新主編将鸳鸯蝴蝶派彻底请了出去。杂志改革后的首期,推出一篇 《改革宣言》,阐明在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余,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小说月报》 和文学研究会携手并进,鲁迅、叶圣陶、冰心、郑振铎等成员的名字活跃在每期刊物中。“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这片沃土上扎根,向新文化运动输送不绝的资源。

1936年,按照传统算法,张元济70岁了。人们为他祝寿,但他是最反对做寿的。于是,蔡元培、胡适、王云五别出心裁,征集了21位名人、学者的论文,交由商务编印成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友人称为“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挚友蔡元培非常相似。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曾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各方面的学者同流并进,给予来学者极大的自由。他曾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张元济同样开辟了一个让各种思想尽情“对话”的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认为,“张元济作为一个出版家,具有事业家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就是开明跟开放。比方说在五四的时候,五四新文化搞的那一套东西,跟他的整个文化观,当然是有差异的。但是,他还是积极地支持新文化。同样地,那个时候,陈独秀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也跟张元济的理念、看法是有区别的,他不会去支持,但是,他觉得这个不妨碍。作为一个出版家,他应当让这些人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所以他不排斥。除了政党色彩特别明显的,像孙中山的东西,康有为的东西,他不出之外,其他的东西他都是支持出版的。从新文化的一直到反对新文化的,这些东西他都出版。”

胡适曾经给商务拟议出版一套常识丛书,他列了25个书名,张元济看了这个选目之后,在旁边批注,“拟加布尔什维克”,意思是你的选目里缺这么一本,应该加上去。也就是说他虽然不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应当把它介绍给大家,让大家了解。

当现代中国的不同意识观念之间彼此日益紧张乃至非要争个你死我活时,这份雅量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与蔡元培还有另外相似的一点,就是张元济善于和社会上的各种人交往,有“和而不流”、“群而不党”的君子风度。他与一些前清的旧臣遗老保持交谊,其中有沈曾植、缪荃孙等,因借印古籍善本,与思想极顽固的叶德辉亦有交往。他的朋友中,既有北洋时期的政界名人熊希龄、汪大燮之辈,又不缺梁启超、蒋百里等研究系人士,甚至还有国民党方面的唐绍仪、吴稚晖等。新文化运动时,胡适被守旧派视作“异端”,而张元济坚邀他来沪主持商务编译所工作。连痛批商务的罗家伦,张元济也请他担任馆外编辑。张元济不是一个很有成见的人,反映到商务的经营出版上,便是“休休有容”。

“休休有容,所以不同体系的学人都支持商务。最新派的,最守旧的,都在这里面。有容乃大,所以商务能够做成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周武说。

文人的舞台与庇护

张元济本是文人,但他又是一个“重事业,轻著述”的人,这使得他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一幅奇妙的图景—— 以企业家身份为文人提供舞台与庇护。

林译小说和严译学术名著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双璧,若没有张元济的慧眼与支持,它们的光芒不会散发得如此极致。

戊戌变法开始后,严复亦曾受到光绪的召见,在此期间与张元济结交。严复在政变之后致信张元济说:“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悉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两人的感怀思虑是相通的,张元济对老友致全力于翻译事业以开启蒙昧非常理解。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时,除了就译书事宜向严复虚怀请教外,还积极为出版严译提供各种便利和优厚待遇。

在出版 《支那教案论》 之后,张元济致信严复,表示愿以二千两银子购买 《原富》 译稿;严复回信说已列入北洋书局包译书目。不久因北洋书局的延宕,严复重新求助于张元济,并希望“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张元济答应了他的要求,除了支付稿费,还同意另给20%的版税。这一优厚报酬,当时严复是无法从其他出版商那里获得的。《原富》 出版后,南洋公学以经费不足为由少报销数,借以克扣严复应得的版税。张元济又出面代他向公学当局据理力争。

张元济进入商务后,严复感其“相为之诚,无微弗至”,故除了已售出的 《穆勒名学》 《群学肄言》,所有译著均交由张元济组织在商务独家出版,已售稿后来也由商务购得版权。虽然民国建立后,严复与商务的交往减少,但他存于商务的稿酬、版税以及成为头号个人大股东后的红利,维持了他的晚年生活。

林纾翻译的欧美文学作品,哺育了民国一代文人。钱锺书曾说,接触了林译,才知道西洋小说那么迷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林纾本人其实不谙外文。翻译时,是由懂外文的人向他口述作品的意思,他再用文言文翻译出来。

张元济也很欣赏林译作品。福建木刻刊印的《茶花女》 出版后,他还将书带回家给高龄的母亲阅读。1903年,林纾的福建同乡高梦旦加入商务编译所,商务与林纾的联系日益密切,林译小说开始收入“说部丛书”陆续出版。由于林译小说受到读者热烈的追捧,商务又将其从丛书中全部抽出来,以 《林译小说》 为名重新结集整套发行。

林译小说大致以1913年为界,前期的译作“感情真切,文字生动,令人爱不释手”,但到了后期,也许是为了多得稿酬,粗制滥造,质量下降。在同事持拒绝态度时,张元济还是坚持收稿:“梦旦查告,琴南 (林纾) 小说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梦意似太多。余意只得照收。已复梦翁。”(《张元济日记》1916年8月10日)“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余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张元济日记》1917年6月12日)

考虑到林纾是老作者,对商务的贡献巨大,但稿件质量也要保证,张元济便亲自改稿,改好后还送译者本人过目。大出版家的风度,于此可见一斑。

商务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后,张元济开始积极谋求与高等学府、民间学会“结盟”。

1918年,张元济、蔡元培分别代表商务和北大达成协议,由商务出版 《北京大学月刊》。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六、商务四分成。对于这个案例,商务后来的总经理陈原叹道:“这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罕见的‘买卖。”

另外,商务与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联合创立的尚志学会,梁启超组织的共学社,郑振铎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皆有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丛书。这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真诚而有力地扶植这些小团体,历数十年而不改初衷。

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研究会因为与实力最雄厚的商务印书馆合作,得以执中国文坛牛耳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反例的创造社,与又穷又乱的泰东书局合作,结果 《创造季刊》 没出几期就停刊,创造社的几名大将郭沫若、郁达夫等也各奔东西。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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