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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先生与我的信札掠影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钱锺书先生贯通古今中外的才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他读书求学时,才智过人;二是他写文章或说话时,妙语惊人;三是成为一代宗师之后,嘉勉后人。

首先,他考清华大学,国文和英文得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这给我的启发是:人有所长,必有所短,不能面面俱到。因此我上西南联大时,喜欢的课程就好好学,不感兴趣的就敷衍了事,不想做梅贻琦校长要求我们做的通才。钱锺书上课时不大听讲,考试成绩常是全班第一。清华才子,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说过:“锺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照相机一般的记忆。”所以不但他的同学,就是他的老师,也无不对他刮目相看。据说他在清华毕业时,学校希望他升研究院,他却说道:“西洋文学系没有一个教授能做我的导师。”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看他,后生小子怎能望其项背呢?

英文学得好,是学了钱先生

钱锺书“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起来,而我看这个公式也可以算是一个警句。”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冯先生化复杂为简单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善于运用警句,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长处。例如他把孔子的政治哲学概括为“礼乐”二字,又把“礼”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外在的秩序”,把“乐”简单总结为“模仿自然内在的和谐”。这些都可以说是警句。这些警句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用英文解释“礼乐”的时候,就用了duty and beauty两个词。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锺书的拿手好戏。

记者问我:“钱锺书先生给你们上课时,都讲些什么?有没有讲错的时候?”钱先生讲“大一英文”用的也是陈福田编的读本,讲的内容和大家差不多,上学期主要讲中国的现实;下学期则多讲美国的政治 (如《自由与纪律》)、社会(如 《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 (如《经典为什么是经典?》)、生活 (如 《习惯》)、科学 (如《一对啄木鸟》)、文学 (如欧文的 《孤儿寡母》、爱伦·坡的 《凶手的自白》) 等。钱先生讲课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英国音,因为以陈福田为首的“大一英文”教师说话都是美国音,大家听惯了,对标准的伦敦音反而觉得别扭。钱先生讲课不用中文,而隔壁教室潘家洵先生把课文翻译成汉语,结果大受学生欢迎。但钱先生说的妙语,却不是别的教授说得出的。如他说过“美容的特征在于:要面子而不要脸”“宣传像货币,钞票印多了就不值钱”等等。

记者又问:“钱先生在离开联大之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我回答说:钱先生到蓝田师范学院的事,我当时只是听说,后来读了 《围城》,才明白一点详细的情形。我非常喜欢妙语如珠的 《围城》,曾打算把它翻译成英文。但一开始就在序目中碰到了一句:“人是两腿无毛的动物。”“无毛”的英文是hairless(没有头发的),怎么能说人是秃头的呢?于是我去查了一下Voltaire的原文,才知道“毛”是指羽毛,就译成featherless了。第二个问题是,方鸿渐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怀抱剧有秋气。”气字一般译成air,但在这里,錢先生会用什么英文词汇呢?我想起了雪莱 《西风颂》 第一句中有breath of Autumn's being(秋天的呼吸),这里用breath不是正好吗?我想写信去征求他的意见,但不知道他的地址,所以就作罢了。

钱先生到上海后,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教过杨必和孙探微。孙探微后来和香港 《大公报》 记者朱启平结了婚,朱启平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跟随美军采访,并在美国密苏里军舰上亲眼目睹日本投降仪式的唯一中国记者,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他说钱先生和孙探微的师生关系很好,到过北京后海他们家中,和他们作中外古今谈。

钱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时,教过一个华侨学生刘新粦。刘也和我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同事,据他告诉我,钱先生在谈到他的学生时,说过许国璋写的英文比王佐良好。但 《吴宓日记》1947年10月13日却说:“煦 (周煦良) 议裁减复旦校阅人,已而11:00钱锺书、杨绛夫妇来谒。赠宓、煦中央图书馆聘锺书所编撰之 《书林季刊》 二、三、四期各一份。又赠宓锺书著小说 《围城》 及绛著五幕剧 《弄真成假》 各一册。锺书力言索天章、许国璋二君之不可用。”索天章是清华大学外文系1936年毕业的,比钱锺书低三级;许国璋比索天章低三级,我又比许国璋低三级。他们两人当时都在复旦大学任教,并兼任吴宓主编 《字典》 的校阅人。许国璋英文虽然写得好,但并不可用为校阅人,可见钱先生对学生是一分为二的。索天章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请教钱先生一个问题,钱先生不能当场解决,还是回去查了一下书才答复的。王佐良也说过:“钱先生在翻译 《毛泽东选集》 时,并不见得比别人突出。只有许国璋和周珏良 (周煦良的弟弟) 对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周珏良读清华研究院时,要请钱先生做导师,但钱先生到蓝田去了。”许国璋在《回忆学生时代》 一文中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他英文写得好,主要是因为学了钱先生。

“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

记者又问:“您再见到钱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说:“是195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家里,那时钱先生负责清华研究生的工作,同夫人杨绛到吴先生家来。”我发现钱先生胖了,他们谈到邻居林徽因家的猫叫春,吵得他们一夜没有睡着,钱先生就爬起来拿根竹竿去打猫,讲得津津有味。我觉得钱杨两位这么高雅的人,怎么会对这种俗气的事感到兴趣?可见我对钱先生只是敬佩,并不了解。其实,钱先生早在1933年写的 《论俗气》 一文中就说了:俗本与雅对立,但求雅过分,也会转为俗。而俗人附庸风雅就更俗。如果俗人俗得有勇气,“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对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那倒反而是雅。而钱先生打猫就是转俗为雅了。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钱先生调北京大学,后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又借调到 《毛泽东选集》 翻译委员会,同时借调的有金岳霖、王佐良、熊德威、王仲英等人。熊德威是我的表弟,从小在英国读书,在牛津大学毕业。据他告诉我,钱先生非常谦虚,不耻下问。王仲英是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后来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我同事。据他告我,金岳霖翻译 《毛选》 时,碰到一句成语“吃一堑,长一智”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只好问钱锺书,不料钱锺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金岳霖自愧不如,大家无不佩服。

我在洛阳外国语学院时,王仲英和刘新粦常去北京,去看了钱先生之后,回洛阳总要谈谈钱先生的情况。朱启平因为孙探微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家,所以我总听得到钱先生的消息。1976年初,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词《井冈山》 和 《鸟儿问答》,还有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文。朱启平告诉我:“这两首词是钱先生翻译的。”我看译文远不如“吃一堑,长一智”翻得好,就写信去问钱先生。我先谈到联大的事,说是非常喜欢读他写的 《冷屋随笔》 (后来改名 《写在人生边上》),我还曾回昆明旧地重游,去寻访他的冷屋旧居 (在文化巷11号) 和他给我们讲课的昆华农校大楼,但农校早已面目全非,无处寻找当年笳吹弦诵的旧踪影了。最后我才问到两首词的事,并且寄去我的韵体译文,请他斧正。2月26日后得到他龙飞凤舞的亲笔回信,全文如下:

渊冲同志:

惠书奉悉,尊译敬读甚佩,已转有关当局。我年来衰病不常出门,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来书云云,想风闻之误耳。草复即致

敬礼!

钱锺书 廿六日

我得到钱先生的回信后,告诉了王仲英。他说:“‘敬读甚佩是客气话,不可当真。”钱先生为了省事,总说几句好话,免得人家麻烦。就像威克斐牧师一样,借点东西给人,人家不肯归还,从此不再上门,牧师也就乐得清静。水晶在 《两晤钱锺书先生》 中说:“我问:‘你觉得於梨华 (女作家)怎么样?钱用英文答:‘她很聪明。我追问:‘她仅限于聪明吗?不能比聪明多一点点吗?钱答:‘她是女士。秉诸西洋中古时代的骑士精神,你要我说什么好呢?我无言了。于是我又问:‘那么你觉得张爱玲(1920—1995)怎么样?‘她非常非常好。我又紧追盯人地问下去:‘她仅止于聪明吗?还是,她比聪明犹多一筹呢?钱答:‘她比聪明犹多一筹。”由此可见,钱先生对於梨华是说客气话,对张爱玲就不是。我是他的学生,有无客气的必要呢?我又把英译 《毛诗》 寄给钱先生看,要听听他的意见,得到他3月29日的英文回信。

钱先生这封英文信用词巧妙,比喻生动,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显示了他的风格。他称我为“许君”,内容大意是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但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特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一个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是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你也许听说吴达元教授去世的消息。老同学又少一个!请向王、刘二位问好。

钱先生这封信说出了他对译诗的精辟见解。首先,他说我的译文“成就很高”,这可能是客气话,也可能是对学生的嘉勉,就像对於梨华和张爱玲的评价一样。第二,他把译诗押韵比作带着镣铐跳舞,形象生动。闻一多先生也说过:带着镣铐跳舞能跳得好才是真好。看来闻先生把镣铐当作道具,没有褒贬。钱先生却当成束缚,带有贬义,但他加上“灵活自如”字样,又带有褒义了。一褒一贬,说明译诗是个问题 (问号),还没得出结论 (句点)。在第二段,钱先生说我对译诗的看法“中肯”,这是欲擒先纵,因为他接着就引用美国诗人的话说:翻译会失掉诗。他还进一步,用了两个法文形象,把直译比作无色玻璃,把意译比作有色玻璃,说明译者所处的两难境地。他又再进一步,说他宁可得罪诗,而不愿得罪翻译,因为翻译的诗不是坏诗,就是歪诗。“坏”和“歪”两个字的原文和译文都押了韵,都很巧妙。可见翻译并不是有失无得的。不过这说的是散文。至于诗呢?钱先生笔锋一转,引经据典,谈到蒲伯译荷马史诗的事。蒲伯得罪了翻译,却没有得罪诗,结果翻译出了好诗,但不能算是荷马的诗,不能算是好的译文。在我看来,钱先生认为翻译的诗最好既是好诗,又是好译;不得已而求其次,要求是好译而不是坏诗,或者不是好译而是好诗;最下等的是翻译得不好的歪诗。最后,钱先生谈到吴先生的去世,言简情深,并问候他的学生王仲英和刘新粦。

钱先生的信对我是一个鼓舞,也是一个鞭策。鼓舞的是,他说我译的诗灵活自如;鞭策则是,不要得罪翻译,又得罪诗。钱先生引用了弗洛斯特的话和蒲伯的译例,我只赞成英国诗人的译法,却不同意美国诗人的说法。我认为译诗不是有失无得,而是有得有失的。如果能像蒲伯那样以创补失,那不但不能说得不偿失,反而是得多失少了。钱先生在信中提到的吴达元教授是我的法文老师,他用英文讲解法文,要求严格,一年之内讲完了法文文法。吴先生班上人才济济,有当时得到联大嘉奖的林同珠和王浩 (王浩1983年得“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等于诺贝尔数学奖);有演英文剧 《鞋匠的节日》 女主角而得到满场掌声的梅祖彬 (梅校长的大小姐);后来得到宋美龄翻译奖的巫宁坤;有女作家陈蕴珍 (就是巴金的未婚妻萧珊) 和女翻译家林同端 (先后在国外出版了英文本 《周恩来诗选》 和 《毛泽东诗词选》)。我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居然压倒群英,得了99分。后来我步钱先生的后尘,去了英国、法国,出版了古诗词的英法译本。回想起来,不能不感谢钱、吴二位先生给我打下的英法文基础。

英译汉诗为“壮举盛事”

1978年底,洛阳外国语学院出版了我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 英法文本,我寄了一本给钱先生。后来刘新粦又调去广州暨南大学。我就写信给钱先生,问问有无可能调去北京,得到他1980年1月23日的回信如下:

渊冲同志:

屡承惠寄大作,极感,未复为歉。我赴欧赴美,皆非为讲学;亦因无学可讲,故Princeton等二三大学来函邀我今年去走江湖卖膏药,亦一律坚辞矣。新粦等他去,足下更如擎天之玉柱,校方决不放行;他校商调,亦恐如与虎谋皮!我衰朽日增,一月前牙齿尽拔,杜门谢事。《围城》 英译本去秋在美出版,俄文本译者去冬来函亦云已竣事,辱问以闻。专复即颂

教安

钱锺书 二十三日

钱先生信中谈到赴欧美的事,是指1978年去意大利出席第26届欧洲汉学会议,发表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一文,及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美国各大学的访问。信中谈到的 《围城》 英译本,是指Jeanne Kelly和茅国权合译的Fortress Besieged,据说原书很多妙语没有翻译出来。

198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得到 《苏东坡诗词选》 译稿后,又约我翻译 《宋词一百首》。我译到李清照的 《小重山》,发现有几句不好懂:“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

注解中说:“碧云”指茶叶,我只记得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中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经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不知道是不是指这事,问过劳陇 (许景渊) 也没有把握,只好又写信去问钱先生,得到他11月25日回信:

李清照词乃倒装句,“惊破”指“晓梦”言,非茶倾也。谓晨尚倦卧有余梦,而婢已以“碾成”之新茶烹进“一瓯”,遂惊破残睡矣。鄙见如此,供参考。劳陇君是我已故堂妹的丈夫,英文甚好,能作旧诗词及画,与我无师弟关系。

钱先生信中说“自东京归”,指1980年11月访问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讲 《诗可以怨》 的事。关于 《小重山》 的问题,后来读到 《李清照词赏析》 中说:词人把碧色的茶团碾碎后放入茶壶中去煮,同时回味拂晓时的春梦,等到茶滚开了才惊醒过来。又读到 《李清照诗词评注》 中说:“饮过一杯春茶,滞留于晓梦中的意识,才被惊醒过来。”都说得通。于是我就采取各家之长,译成一杯碧云似的春茶使词人从晓梦中惊醒过来了。

198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英译的 《动地诗—— 中国现代革命家诗词选》,1982年又出版了 《苏东坡诗词新译》,我各寄了一本给钱先生,没有得到他的回信。7月28日我就写了一封信去,可能谈到译诗求真是低标准,求美是高标准的问题,并且举了刘禹锡的 《竹枝词》 为例。原词和我的英译文如后:“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情) 却有晴 (情)。(Between the willows green the river flows along, My gallant on the stream is heard to sing a song. The west is veiled in rain, the east enjoys sunshine, My gallant is as deep in love as the day is fine.)”

我请教钱先生关于双关语的译法,得到他8月11日的回信如下:

渊冲教授:

我因客多信多,干扰工作,七月初“避地”,前日偶尔还家,得所内转至七月廿八日来函,迟复为歉。大译二种皆曾奉到,事冗未谢,罪过!我对这些理论问题早已不甚究心,成为东德理论家所斥庸俗的实用主义(praktizismus)者,只知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lies in eating。然而你如此仔细讨论,当然是大有好处的。《新华文摘》 四月号采收我在香港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论及译诗语,引了德美两位诗人的话,都很flippant,但一般人都不知道,也许稍有一新耳目之小作用。请检阅供一笑。“veiled”;“basks”似乎把原句太flesh out;“as…as”似乎未达原句的paradox。但原句确乎无法译,只好belle infidele而已。匆复即颂

暑安

钱锺书上 八月十一日夜

钱先生在信中随手拈来英法德三种文字:德文如praktizismus(实用主义),英文如The proof句 (布丁要吃了才知味),flippant(能说会道),flesh out(有血有肉,形象生动),veiled(戴面纱,笼罩在),basks (晒太阳,后改enjoys),paradox(似非而是,奇谈怪论),法文如belle infidele,是说美丽的妻子不忠实,忠实的妻子不美丽,我译的诗就是一个不忠实的美人。外文用得非常巧妙。

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我译的 《唐诗一百五十首》,要我请钱先生题签,我就去信请他为 《唐诗》 和 《唐宋词》 两书题写书名,得到他加盖了“钱锺书默存印”的题签和下面的回信,高兴得不得了。

渊冲同志:

去冬得函,適以避地了文债,遂羁奉复,歉甚。属题两签,写就附上,如不合用,弃掷可也。献岁发春,敬祝撰译弘多,声名康泰。草此即致

敬礼。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十二日

得到钱先生的题签,我立刻把 《汉英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 那一张寄去西安,出版社回信说:还要补写“许渊冲译”四字。我不好意思再麻烦钱先生,就把信封上的名字加上信中剪下的“译”字寄去;信封丢了,不知道信中的“去冬”是指1981年还是1982年,也不记得月份,只好放在1982年信的后面。至于 《唐宋词》 那一张,我寄去了上海,后来得到出版社信,说是征订数字不够,不能出版,题签也弄丢了,真对不起钱先生,但是书却改由香港出版。

欲假诗词双飞翼

1983年8月,我来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 《唐宋诗词英译》 课。

我同内人照君去三里河拜访钱先生。他一见照君,可能是想起了五十年前我上他的课时,喜欢坐在漂亮的女同学周颜玉旁边,就开玩笑似的问我:“你这个漂亮的夫人是哪里找到的?”我告诉他照君原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1948年参了军,她的名字还是毛泽东改的呢。我见钱先生不像70多岁的老人,头发也没有白。他就笑着用法文说:“傻瓜的头是不会白的。”我赶快说:“那么,天下就没有聪明人了。”接着,他告诉我:“他在社科院只是个挂名的副院长,一不上班,二不开会,三不签阅文件,所以头也不白,但是对我调动的事无能为力。”我就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钱先生说:“现在有一个value (价值) 和price (价格)不平衡的问题。价格高的人见到价值高的人就要退避三舍。”我们也讨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钱先生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可见他的学者风度。

说来也巧,那时北京大学新成立了一个国际文化系,正找不到教授,于是我就转去教“中西文化比较”和“中英互译”课。1984年西安出版了我英译的 《唐诗一百五十首》,中国翻译公司又出版了我的 《翻译的艺术》 论文集,我各寄了一本给钱先生,得到他1985年4月16日的来信如后。

渊冲先生教席:

奉到惠赐尊译唐诗及大著论译两册,感刻感刻。二书如羽翼之相辅,星月之交辉。足征非知者不能行,非行者不能知;空谈理论与盲目实践,皆当废然自失矣。拙字甚劣,佛头着秽,罪过罪过。专此复谢,即颂

俩祉。

钱锺书敬上 十六日夜

钱先生信中说到的星月,自然是客气话。但是谈到知行关系,却是真知灼见,切中时弊。20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大多是从西方语言学派摘取片言只字,用于中文,并无多少实践经验,更无杰出成果。却妄自尊大,说要指导别人的翻译实践,结果使翻译腔横行了一个世纪,流毒无穷。他们不知道西方语言学派只能解决西方拼音文字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西方与东方象形文字之间的问题。有史以来,没有一个西方学者出版过一本中西互译的文学作品,“非行者不能知”,他们如何提得出中西文字互译的理论呢?假如根据“对等”的通论来指导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那不是把得到国内外好评的译本改坏,颠倒是非了吗?

1986年北京大学举行首届学术研究成果评奖,钱先生题签的 《唐诗一百五十首》 得到了著作一等奖。我写信告诉他,并且感谢他在一片批评声中对我的支持鼓励。

1987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编的 《唐诗三百首》 韵译本。约稿时商务要我邀请全国名家共襄盛举,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钱先生,他1986年7月17日信中说的“台命不克负荷”,可能是指这件事。于是我又请他的学生,联大1939年毕业的五虎上将参与。按年龄顺序,他们是: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许国璋出版 《英语》 教材出了名,他翻译诗不肯受押韵的限制。杨周翰是中国比较文学会会长,他选译了五首最短的绝句。王佐良是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他说这是百家争鸣,译得不好拿不出去。周珏良说他只能英译中,不能中译英。李赋宁是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他和许国璋相反,不怕押韵的限制,韵脚用得比原诗还更多。书出版后,1988年由中国翻译公司重印。我送了一本给钱先生,得到他1989年4月7日来信:

渊冲我兄大鉴:

承惠尊编唐诗译集,感感!读题记不觉哑然。报章杂志之言何可全信?观新咏想见逸兴遥飞,衷老病翁羡杀矣!草此复谢,即叩

近安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七日

信中说的“题记”,是我看到杂志上登了钱杨二位的合影,并说钱老手不释卷,令人敬佩,我就写在 《题记》 中了。没想到会引起先生的反感,可见我对他所说的“不三不四之闲人,不痛不痒之废话”,体会不深。

1990年底,钱先生八十大寿,我送上北京大学新出版的 《唐宋词一百五十首》 一本,并且写上“恭贺八十华诞”字样,得到他:12月16日用钢笔写的回信如下:

渊冲学兄译席:

奉到惠赐新译,贱辰何足道,乃蒙以大作相馈,老夫真如欺骗财物矣!谢谢。《×××研究》本期有尊著一篇,多溢美失实之词,读之愧汗。拙函示众,尤出意外;国内写稿人于此等处尚不甚讲究,倘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引起口舌矣。一笑。专复即叩

冬安

钱锺书上 十六日

钱先生每次收到赠书,都来信道谢,这次八十寿辰献礼,他反说是“真如欺骗财物”,可见他多么不喜欢过生日祝寿这些俗套,也可见我多么不理解他对“不明不白的冤钱”的厌恶心情。信中提到的 《×××研究》 指的是 《钱锺书研究》,我在书中写了一篇 《钱锺书先生及译诗》,文中引用了他1976年3月29日谈到“有色玻璃”的那封信,不料他回信說我是把他的信“示众”。自从20世纪50年代我回国后,见文章引用别人信中的话(只要不是歪曲) 已是常事,所以我奇怪他怎么还在乎资本主义国家的隐私权。其实在内心深处,我认为“无色玻璃”和“有色玻璃”的翻译已经是20世纪中国翻译界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并不是他和我之间的私事,不能算是“示众”。

我的联大同学何兆武来信说:“钱锺书先生眼高手高,于并世学人甚少称许,独于足下称道不已,诚可谓可以不朽矣。”他不知道钱先生对我是既有嘉勉,又有鞭策的。至于是否不朽,要看个人的德言功业了。

(选自《档案春秋》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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