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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手谕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周渝

蒋介石有写日记的习惯,1915—1972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从未间断。近十几年随着日记的逐步解密,为蒋介石研究以及民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而与之互补的最佳拍档,则非蒋介石的亲笔手谕莫属。蒋介石曾经手谕满天飞,如今存世的不在少数。2015年最新面世的一批由钱大钧收藏的“蒋中正密令”尤其引人瞩目,比起那些零散的手令,这批手谕相对连贯完整,又涉及诸多历史事件与军政人物,对整个民国史研究界不啻平地惊雷。原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评价它们:“史料价值非凡,谓之媲美蒋中正日记,亦不为过。”

机密手谕因违规而存世

蒋介石有写书法的习惯,字体典雅中庸,出镜率最高的如黄埔军校的“亲爱精诚”校训。他不仅好题字,下达指令也会亲自书写。除了钱大钧所藏的蒋介石手谕,各种蒋介石文墨档案也已曝光不少,据说目前存留的蒋氏文墨档案多达120箱。

大多数情况下,蒋介石手谕字体端正程度與实质性内容成反比,类似于告全军将士书这类较高大上的训令,都会写得规规矩矩,例如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之际,蒋介石便亲笔在总司令部的用笺上书“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命,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之训命,字体就端正易读。1928年5月,北伐军进入山东后,蒋介石下手谕令战地政务委员会“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此令”,写得也非常容易辨认。后来蒋介石为南京政府提出总方针、给军校学员的勉励之词等,大多保持此风格。

不过给僚属们的手令就没那么容易辨认了,因这些手令基本会转为电文,而僚属又有辨认的经验。此类手令字迹虽潦草,但多为实质性内容。济南事变后,蒋介石下达过一道要求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吴忠信策反北洋将领的手令,一开头有“吴礼卿先生勋鉴,静密”之字样,说明为密函。文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愿与其北方将士合作,即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纠纷,再不愿自相残杀,致为外人之鹬蚌也”。蒋介石敦请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手令以及电请全国教育负责人蔡元培实施救国教育的手令,字迹都较为潦草,甚至有涂改痕迹,但内容绝不会是空洞的训令和口号。

蒋介石写手令基本使用办公用笺。北伐战争期间,用笺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用笺”,北伐完成后一度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用笺”,这个时期恰好也是蒋介石军权在握但党权不足之时。等到陆续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内政敌,成为党政军大权在握的蒋委员长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用笺也成了他的常用纸。新近面世的钱藏手令,多是蒋介石在1935—1945年这十年间下达,共106通、140纸 (蒋介石亲笔所书为104通)。这批手令的用笺共4种,除去使用频率最高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便笺”之外,还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用笺”和古松影话笺。

这批蒋介石手令能够面世,也有些是机缘巧合,首先是钱大钧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钱大钧曾两度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38年3月至1939年5月,钱大钧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这三个时间段,恰好包含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全面对日作战等影响中国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建立于1933年的委员长侍从室相当于蒋介石的幕僚机构,因其是军委会对委员长的直接办事机构,服务对象特殊,也常被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所有重要指示皆由此发出,是蒋介石时代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就这个角度而言,钱大钧所藏之手令,尽管字数不多,但信息量极大,研究价值不可估量。

蒋介石下达给航委会的密令,内容为:“钱主任:极密。重轰炸机三架,务限下月(八月)十日以前准备完毕,在宁波机场候令为要。中正。廿二日。”据学者陈宇考证,此手令下达的时间为1938年7月。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手令皆是出自最高领导层的秘密文件,涉及内容包括武汉会战兵力部署、整理军队编制、派飞机空袭日本、爆破黄河铁桥等军事机密。秘密文件分为秘密、机密、绝密三个级别,而这批手令多数在“机密”级之上,从军事保密的角度来说,手令在传达、受令后,需即时销毁或上交机要室,私自收藏战时最高统帅的手令 (而且多数还是密令),无疑是违犯军规的。可这位钱大钧主任偏偏是位书法爱好者,不仅自己爱写,也喜欢收藏,委员长的手令自然成了他的“猎物”。他在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航空委员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手令私藏,似乎也没顾虑过保密安全的问题,所幸的是,这批手谕没引发什么泄密事件。时隔多年后,钱大钧当年不妥当的做法却在客观上给民国史研究带来了福利,正是因为他的“违规”,这批珍贵的手令才得以保存传世。

委员长很忙

蒋介石的手谕与军事相关的尤其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民国年间,无论国内外的诸多政治问题都到了非用战争来解决的地步,战事频发。主观原因则是蒋介石本身是依靠军权起家,东征北伐半生戎马,影响他不仅一直保持军人的生活作风,也让他对军事异常敏感,对于大小战事都要事无巨细地过问,有时甚至影响属下将领指挥。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手谕多是指示如何策反敌将,军队如何接收城市等军事类指令,当时他身为北伐军总司令,倒也是分内之事。不过后来随着蒋介石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后,其过问军事的习惯仍一直保持着,在对政治、外交等诸事下达指示之余,颇有点抓住军事不放的风格。国内每逢战事,必有相关手谕下达。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密令吴忠信策反北洋将领的密令。内容为:“吴礼卿先生勋鉴,静密,济南事件为中华最大之国耻,北方将领必有血性深表我方同情者,可否乘此国危之际,与北方将领联合救国,请兄进行。此间惟一方针为推倒联日卖国之张作霖,其他无不可商之事,只要救国同心,则我军占领北京后,亦愿与其北方将士合作,即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纠纷,再不愿自相残杀,致为外人之鹬蚌也。”

九一八事变次日的一封手令显示,蒋介石曾告知张学良,在对外宣传时,应力避日军从中找到侵略借口。一·二八事变当天,蒋介石对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下达密令,要他严密戒备汉口及九江的日本海军。次日,他又在4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用笺”上手书了对日交涉原则。1933年1月山海关被日军攻陷后,蒋介石随即写了一道手谕电告张学良,提醒他日军将攻热河,中央有六个师增援,请其火速布置。长城抗战结束后,黄郛受蒋之托北上与日军谈判,正在指挥“围剿”红军作战的蒋介石又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用笺”写了一道手令,提醒黄郛与日军谈判的协定“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1936年的绥远抗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傅作义部队自发的抵抗行为,但从解密的蒋介石电令阎锡山,让其令傅作义进取百灵庙及商都来看,这场战争也是蒋在遥控指挥。蒋不仅在大方向上常做指示,对前线部队也会亲自定夺惩罚。例如热河失守后,日军猛攻长城古北口,遭北上驰援的中央军顽强抵抗,蒋介石专为守军写了一封嘉奖函电。

蒋介石手令下得多,有时也会过于武断,忽略了现实因素。例如在一封无笺头的手谕 (共两页)里,蒋介石提出空军是未来战争关键军种的看法,指示南昌飞机制造厂建设,要求“新机场设备及轰炸队计划概以意顾问建议实施”,任何问题都应以意大利顾问为准。国民政府空军建立之初,接受的多是美式训练,但因蒋介石等高层对意大利教官的信任,南昌、洛阳等地的学员便只能接受意式训练,导致当时中国空军出现了美、意双头教学方式,很不利于日后作战。另一方面,当时许多航空学员对意大利教官松散的教学方式不甚满意,甚至怀疑意大利因与日本关系密切,故意不好好教中国学员。这种怀疑也非空穴来风,抗战全面爆发后,飞行员龚颖澄就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上级交代,意大利顾问多不可靠,十有八九系间谍也。”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一方面极度焦虑,另一方面对军事上的问题过问得也越来越多。钱大钧收藏的这批手令中,从事变爆发到7月29日北平沦陷这短短半个月内,蒋介石下达相关手令就占了4条,第1通为催促秦德纯应战,“望速从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为要”;第2通为电告英国大使,中日爆发战争,不得不运兵,“中国军队专为应战,而无如日军之侵略与求战也”,以防英人阻挠运兵。第3通是给秦德纯报信,日军“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第4通则是要求外交部与中央通讯社详报日军侵华的重要消息。真是政治、军事、外交、宣传全部囊括。

7月17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天。众所周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告国民书。当天他也下达了一道简短的手谕:“钱主任。陆军各部队纪要第一册呈阅。中正。明日请行政院各部会长到海会听讲。”显然是为军事部署之用。同一天日记里,他写道:“雪耻,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伎,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这一日之所以有意思,是因出现了宣言、手谕和日记都指向同一件事的罕见情况,但三者又有所区别。告国民书中,他用的是激昂澎湃的演讲体,要“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手谕中,他用的是冷静的领导体,简明扼要发布指令。而在日記中则不难看出蒋对战争全面爆发的顾虑,还存有些日本能知难而退,战祸消弭的幻想。三者对比,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更立体、更多面的蒋介石。

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亲下手令进行军事部署、遥控指挥战斗的例子多不胜数,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总之可用五个字总结——委员长很忙。

亲自代写战报

其实蒋介石在手谕中下指示、嘉奖、批评都是家常便饭,比较稀罕的是他还会亲自代写战报。1936年6月,两广军阀假“抗日”之名,在日本的资助下发动两广事变,内战一触即发。钱大钧收藏的蒋介石手谕,关于两广事变的共有三通,第1通为过问株洲所存弹药数目情况,算是常规的军事手谕;第3通为事情解决后,准备亲自驾临广州处理兵变的手令;最有意思的要数第2通代写战报的手令:

登报,交陈主任用通讯社发表。

衡州十四日电:桂军主力仍在永州与祁阳一带,其前由祁阳之东撤回之部队,仍在祁阳之灵官殿、熊岭构筑阵地布防,其后方部队仍向前集中,声言非达到长沙,绝不停止。

从“衡州十四日电”推测,这通手令应为6月13日下达,正是天下将乱未乱,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刻。这种亲自代写战报的情况在蒋介石诸多手谕中属于较为罕见的现象,也说明该战报的重要性。这封不长的战报无一字是空洞口号,全是与桂军相关的情报,显然是给前线的将领看的。尤其是末尾“声言非达到长沙,绝不停止”一句,像是在告诫湖南军阀何健:桂系打的就是你老巢,别想着保存实力当渔翁,还不快积极响应中央,抗击桂军!

事无巨细一插到底,遥控指挥的风格在蒋介石的军事生涯里贯穿始终。这一点影视作品中常有表现,通常是众将领召开军事会议,主持会议的将领拿出一张写满毛笔字的纸,说委员长手谕在此,于是很多仗不这样打也得这样打。这一幕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在老蒋败退台湾后,那些国军将领们的确对他这种作风开启了疯狂吐槽模式。白崇禧讥讽他就是一个“步兵排长”,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说“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就连新6军的一个少尉黄耀武也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蒋介石应该把权力放下去,听听指挥官的建议,他不是,前方打仗瞬息万变,眨巴眼情况就有变化,你老是高高在上,到处指挥,瞎指挥一顿。”

这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不过蒋介石也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大环境也让找他不到更好的方法。北伐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这些所谓的国家军队名义上拿着国家的番号和军饷,实际上却被各路大小军阀们当成私家军队使用,派系问题又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时期始终未能切除的毒瘤,不同派系,谁也不买谁的账,名义上都是国民革命军,但到了战场上却号令不出指挥部。说句公道话,如此军队,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不亲自过问还真不放心。前文所举的那通最高领袖亲自代写战报的手令,折射出的也正是这一问题。

或问,为何黄埔系将领也对老蒋这种频频下手谕的做法颇有怨言?首先,不否认从性格角度而言,军旅生涯的影响让蒋介石养成了这种习惯,指挥多了就形成惯性,甚至不满足于下手谕,直接亲临现场指挥一番。其次是蒋介石常对属下的办事能力很不满以至于产生不信任,他下的手令也颇有“我来教你们做人”的意思。例如卢沟桥事变后,他曾下了一通手谕,责问“前日近卫内阁与其各社团谈话之发表,如此重要消息为何不报?”要求外交部与中央通讯社,以后“凡日本军部与政府谈话态度,以及同盟社各种消息,应时时向中正通报;以后对东京与平津消息,以及各国对卢案之态度、言论,皆应时时不断的详报为要”,直接教下面该怎么做。

当然,还有一类手令是蒋介石与将领之间所站角度不同而引起的分歧。如黄埔一期的孙元良在他的回忆录 《亿万光年中的一瞬》 中提到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下令要第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但他不同意,认为孤守上海,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况下,必然被敌军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但最后拗不过,决定只留一个团死守闸北,也就是四行孤军“八百壮士”的由来。从军事角度来看,孙元良的顾虑很有道理,蒋介石让88师留守闸北的确有拿部队送死之嫌。不过站在蒋介石的角度,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于当年1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若上海还未沦陷,他想抓住这个机会争取国际干预。虽然事实证明这会议并没有什么用,但也可以看出,蒋介石作为一国之统帅,他下手令往往还会考虑政治、外交因素,很多指令在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将领们看来,自然就是“瞎指挥”了。

这倒不是为蒋介石辩护,他这种越级指挥一把抓的作风的确给国军造成不少负面影响,上面有命令压着,将领的主动性会因此而大大降低,无法发挥。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蒋介石也不是超人,言多必失,手令多了也必出错乱。国共内战期间,蒋介石不仅频频下手谕遥控,还时常飞来飞去亲临指挥。搞得他老人家飞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

严以待己,严以待人

读蒋介石日记,看到的是他严以待己的一面,工作有规划,生活有规律。即使到了晚年,他与妻子宋美龄晚上一起看电影,只要到了该睡觉的点,无论电影是否放完蒋都会先行离开。读蒋介石手谕,展现出的则是他严以待人的一面。

蒋介石对部署的要求非常严厉,离他越近的人越被管得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侍从室。钱大钧到侍从室任职后不久,即收到一张用蓝色铅笔写的手令,委员长的不满之情跃然纸上:“钱主任,以后来电,每电均须先签拟意见,再呈。不得以原电唐 (搪) 塞,叫我自拟办法。中正。”这是在批评钱大钧的偷懒做法。等钱大钧等人遵照蒋的要求做了,没想到委员长还是不满意,又下手令怒斥“钱主任:现在呈阅之文电,皆拉杂纷繁,毫无条理,毫不研究简便明了之法,若此下去,不但主管不能抽暇注重大事,而且反为僚属费时伤脑也。”再后来,蒋介石干脆直接下手令,亲自规定汇报和批核公事的时间。

蒋介石撰写手令批评钱大钧等人偷懒的做法。内容为:“钱主任,以后来电,每电均须先签拟意见,再呈。不得以原电唐(搪)塞,叫我自拟办法。中正。”

对于侍从室人员的生活作风,蒋介石也有手令严格规定:“凡侍从人员,非经中正许可,不得对外应酬宴会,特务员,侍从官等,如有嫖赌等不正行为,一经查明,概照军法从事。中正手令。八月十二日。”这通手令比较特别,没有使用常用的军委会用笺,而是写在两张古松影花笺纸上,字体也较端正,推测应该是不用译成电文,而是直接给侍从室人员阅览的。蒋介石对侍从室人员虽然严厉,但在仕途上却多有关照,在他的手谕中,有安排侍从官到地方上补缺的,也有安排侍从官兵到军校学习的。一道挑选特务员、侍从官到黄埔军校 (洛阳分校) 学习的手令中,出現了“或挑最优秀者五名免考”之语,在原件上,原本为“十”,但涂抹后改为“五”,说明蒋介石原本拟派10人到军校学习,但可能又考虑到各方面原因,把享受免考的名额改为5人。

以上列举的几条手令都出自1935年至1937年之间,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到了1945年,漫长的战争消磨了很多人的意志,却未能改变蒋介石对僚属严厉的管教方法。当年2月19日,蒋介石对侍从室连下三通手令,第1通规定“侍从室各级人员,自下星期一起,每星期举行小组会议。又,每周课程与书目,皆应规定呈报。中正。十九日。”从中可得知,他不仅为侍从室人员规定每周课程,还开列了必读书目。第2通手令是要求钱大钧将侍从室各级人员在过去一年之绩效考核详报,大有开展整顿之势。第3通则是要侍从人员“自我批评及相互勉励”,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大家长在管教后辈。

对部署的怒斥也是蒋介石手令中的日常,钱大钧于1938年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后,同样没少挨过骂,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1939年1月15日、16日两天。当时中国空军经历了一年多的奋战,优秀飞行员几乎损失殆尽,日本海、陆军航空队的战机如入无人之境,陪都重庆遭受惨无人道的无差别大轰炸,中国空军的避战也让友军和民众极不理解。这一背景下,苦撑待变的蒋介石又焦虑又暴躁,15日这天,航委会忽然收到一篇咆哮体手令,全文用了8张纸,篇幅颇长,用语也很重,开头便批“近日我空军毫无声 (生) 气,航委会同人未知心有所思否?这种机关高级长官,真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徒废人民脂膏,何以见人!若长此以往,从速取消可也”,后文又反复强调“长此下去,实愧职守,徒害国家,不如从速收束可也”,末尾甚至直批“今日军事机关之腐败与恶劣,再未有如航会之极也。思之痛心,中正。”

还没等钱大钧与毛邦初从这顿劈头盖脸的怒斥中醒来,第二天又接到蒋介石发来的一通又是8页的怒斥手令。在这通手令中能了解到,令蒋介石发怒的原因是日机轰炸重庆,而我军空军“应战不力”“腾空避战”,不能击落一架敌机。蒋介石认为这是空军怯懦无勇最大之耻辱,“而航委会主任及空军人员毫不追究原因,恬不知耻,殊为痛恨”。该手令中,蒋介石还批示将昨日负责应战的驱逐机队长降一级,其余队员罚薪半月,钱大钧也因“训练无方,指挥不力,应记过一次”。

一连下达两通文字较长的怒斥手令,在蒋介石手令中并不多见,时隔多年,看着那些纸张上的字迹都能感受到元首的愤怒。其实蒋介石对空军作战不满,大发雷霆,用语颇重,除了因日军轰炸重庆引发的愤怒外,也是因空军是自己一手建立的,是自己人,所以才会骂得这么淋漓尽致口无遮拦。相反,对那些若即若离甚至有些失控的军阀,蒋介石反而不会如此大为光火,至少不会在手令上表现出来,而这些火大都撒在了日记里。比如长期脱离中央,一直想闹“独立”的新疆军阀盛世才,蒋介石在日记中将他骂作“盛阀”,说其将来必为大患,但在策反盛世才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无论是书信还是手令函电,始终客客气气,保持克制。所以蒋介石在手令中对侍从室、航委会骂得重是重了些,却也符合“打是亲,骂是爱”的逻辑。

日记与手谕之所以能互补,是因它们正好能展现出蒋介石对自己与对他人的两面,一以贯之的是那个“严”字。看来老头子还真是个严以待己,严以待人的“大家长”,这其中或许已蕴含了他的成与败。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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