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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中国的“主义”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羊夏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主义”频出的时代。这时的“主义”有的是地道国货,有的是舶来品,也有的是政商名流、凡夫俗子的发明创造。尤其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37年的七七,那一段令国人感慨唏嘘的岁月,为历史留下不胜枚举的“主义”。与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相比,这时的“主义”少了那些永恒的经典,更多的如同匆匆过客。水泡的晶莹,木槿花的艳丽,不仅带来短瞬的遐想,还有谢后的思考。

法西斯主义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寿辰。在数不清的贺词中有这样一幅,曰:“党国柱石,墨希高风,百年上寿,如日方中。”题写贺词的人名叫孙桐萱,时任第三路军十二军中将军长,属于西北军的旧部。贺词言简意赅,句句登峰造极。其中三句古今通用:柱石,顶天立地;上寿,最高的年寿;方中,天顶的太阳。唯有第二句,孙桐萱引进了西洋事物,把蔣介石比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法西斯崛起不久,意大利和德国的这两位巨头,一度被弱小民族视为救国救民的神灵楷模。孙桐萱在这里绝无诅咒之意,更想不到他们日后会遭人唾弃,一人暴尸街头,一人焚骨扬灰。

法西斯主义在1920年代已经传入中国。1925年1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成为西方世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东方各国开始关注墨索里尼和他的主义,中国一些报刊也曾有过介绍,但影响并不很大。以致对于法西斯主义的翻译五花八门,诸如棒喝主义、法塞主义、泛牺主义、法西士提等等,不一而足。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再于1928年宣布统一全国,这就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形成了气候。除去发动土地革命的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各阶层都有一定的市场。今天回过头来再去看那段历史,其实很简单,也一目了然。赞成法西斯主义的国人只有两类,一类是迎合利用,一类是幻想企盼。前者是蒋介石和他的同伍,后者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

蒋介石需要法西斯主义。1930年代初期,蒋介石的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一个是除他之外的各路新军阀。于是就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的法西斯情结第一次公开表露出来。他在会议开幕的致词中,介绍了当今世界传播的三种政治理论,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蒋介石说: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显然不适合“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主张民治,必使“共产党坐大中原”。而对于法西斯主义,蒋介石情有独钟,洋洋洒洒地阐述了一番——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

蒋介石这番高谈阔论的核心,就是若想“解除民众痛苦”,“完成中国统一”,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正适合今日之中国。其实法西斯主义的原创者,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墨索里尼所写的 《法西斯主义论》 一书,充斥对和平、民主、自由和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对专制主义的推崇。而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表述,突出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效能至上和君权神授。品味蒋介石此时此刻的处境,便不难理解他为何对法西斯主义情有独钟了。有意思的是,在蒋介石的这次讲话之后,再也没有发现他在公开场合谈论法西斯主义。很难说蒋介石是为了留住三民主义的起码形象,还是对纳粹的悲惨下场早有先知。尽管如此,以蒋介石的5月讲话为契机,中国思想界掀起宣扬法西斯主义的浪潮。如果单就国民党而言,就可谓掀起的是狂潮了。此后5年间,出版法西斯书籍和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言论、传记的书局,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多至200余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机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机构和媒体,极力鼓吹中国需要墨索里尼式的人物来领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灵魂——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在众多报刊之中,有一本名曰《前途》的杂志,1933年1月一经问世,便成为力行社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喉舌。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1932 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效仿德意法西斯成立的特务组织。孙桐萱为蒋介石题写的贺词,就刊印在这本杂志上,誉之“墨希”自然不足为奇。孙桐萱出身冯玉祥、韩复榘门下,在国民党里面是纯正的杂牌军,对蒋介石决不会有什么好感。他把蒋介石比作法西斯首领,除去恭维的成分,也表现出国人对于法西斯存念的幻想。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既有救民水火的热情,又有西方思潮的浅知,便向法西斯主义投入了浓厚兴趣,甚至把它作为民族复兴的唯一路径。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甚嚣尘上,泱泱大国却在国际舞台屡屡受辱,窘迫的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承认这条路走不通。

甘地主义

对于甘地这个人而言,无论是在他的祖国印度,还是在近邻中国,都是受到社会尊重的,包括并不赞成甘地主张的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甘地倡导以非暴力手段争取独立的主张,被称作不合作主义。而甘地主义则包含了这个主张,以及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所经历的苦行僧式的奋斗方式。1930年3月,甘地在印度再次发起不合作运动。由于同属东方世界被压迫民族,对于甘地和他领导的自治运动,中国民众的关注和反响是热情和激烈的。而这种非暴力的抵抗主义,还有那种超乎寻常的忍让,却难以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正在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上级共产国际,就不赞赏甘地主义的这种方式。共产国际甚至认为,甘地所在的印度国大党与背叛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一样,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为代价,与帝国主义进行的妥协。

更多的社会层面,讨论的则是甘地主义的精神,因为中国毕竟与印度有所不同。印度已经被英国殖民统治半个多世纪,中国虽屡遭列强侵辱,却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独立。于是国人更关心的是寻找民族自强的路径,而甘地主义可能就是通往这条路径之门。甘地的名字最初传入中国,曾被译作康第。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第一个使用了“甘地”这个译名,表示甘于从地狱中济世救民的宏大誓愿。于是“甘地”在中国,成为了忍辱负重和牺牲精神的代名词。甘地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中国的甘地”却比比皆是。人人可被称为中国的甘地,人人可自称中国的甘地。这句话一度成为国人的恭维之词,尤以上层社会为甚。能够戴上这顶桂冠的,不乏政商名流、豪绅名士。不愿屈从权贵的蔡元培,从事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献身贫民教育的车向忱,没有谁不乐得消受。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由于相貌消瘦,酷似甘地,也在友人中获此殊荣。只有九一八之后的张学良,面对充耳盈目的“甘地”誉称,味同嚼蜡。好事者由此引申,当年走进曹营一言不发的徐庶,难道不是三国的甘地乎。

一篇题为 《中国是否能适用甘地主义》 的文章,说出了普通民众的心声——

东三省的问题爆发以后,给与国民的刺激的确是很大。而中间最使我们注意的,有一种消极空气散布到社会的一部分。假如这种空气果然扩大,我认为是更足以增加我们的悲观。这种空气是什么呢?就是甘地主义!

就如这一次学生请愿绝食,当局们对于他们有了什么影响呢?你绝食吧,他们还不是珍肴海味地大嚼,到了可以卖国的时候,谁来管你绝食不绝食!试问我们对于这一群麻木不仁的腐败权力者,用甘地的精神可以感动么?

更看暴日侵略东三省,不顾一切地冲到你的面前,什么公理是非,一切他们都没有放在眼下。我们看见自己的土地权利,被他们用强暴的手段拿去,我们可以用甘地主义去收了回来吗?我们对于这一般野兽,可以用甘地主义去感化他们吗?

这篇文章署名壮夫,是辛亥元老刘成禺的笔名。他在文中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也表示出极大的不赞成。然而发表此文的 《民声周报》,却曾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扣,理由是“言论荒谬”,“内容反动”。其实仅从查禁报刊这件事本身,已足以说明甘地主义在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甘地与甘地主义还是有区别的。1936年7月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时,常听红军将领谈起已经牺牲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意志坚定,甘愿苦行,称他是中国的甘地。于是斯诺这样概括烈士:“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情操高尚,从不追求奢华,过着十分清淡的生活。”毛泽东说:“你的评价是正确的。”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顽强奋斗,真正的共产党员哪一个比不上甘地?由此可见,来到中国的“甘地”并无更多的政治色彩,任何人都可以把他请到家里。区别只在于供为上宾,还是藏在心里。

甘地倡导的非暴力抵抗主义,在他的家乡也没有得到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造访印度。东方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暴力”的元首,一个“非暴力”的领袖,第一次面对面地交流。这是一次没有成果的会面。因为甘地告诉客人:“阁下革命有阁下的武器,我有我的武器;你的武器声音洪亮,我的武器则寂然无声。”随行的蒋夫人还得到一架纺车,甘地把他的“武器”赠献给宋美龄。直到战后全球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印度才真正脱离殖民主义的统治。而此时的中国却再次面临国内战争,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印度老人身上,重新打出甘地主义的旗帜。《申报》 推波助澜,刊登了一则《征求“谁是中国的甘地”意见启事》,应者寥寥,明日黄花已不留香。

自力主义

与前两种主义相比,自力主义可以说是正宗的国货了。称之为地道正宗,不仅它是由国人所发明,探究其历史渊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至于创新的成功与否,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自力主义的命名就表明了它的民族性。与自力主义相对应的是他力主义,说得直白就是依靠他人的力量。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一度把幻想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企盼国联主持正义。国联理事会以日本一票反对,其余全票赞成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三个星期以内撤出中国东北。最后的结果是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觊觎中国更多的土地,他力主义的幻想被无情地击碎。

自力主义的发明人章渊若是一介书生,留学巴黎的法学博士。章渊若回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东吴大学。1933年1月,日军陆续向长城东部重要关隘进犯,长城抗战爆发,自力主义应运而生。章渊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题为 《自力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复兴》 的演讲,系统阐释倡导自力主义的动机、定义、内容和功能。

自力主义的定义,用最通俗的方法来讲,就是以义务责任为本位,以国家社会为对象的,全国动员,努力自强的救国主义。它的功用是可以打动每一个国民的心坎,可以激发每一个国民的建国热情和责任心。在这一个主义之下,每一个国民都应负起他对于国家的责任。所以简单的讲,自力主义是一种“行动主义”,是一种“全民行动主义”。

国人之病在于空言,虚骄,巧取,幸进,责人,依赖,怠惰,因循,畏难,苟安,卑怯,争权,自私,酣嬉,萎靡,消费;自力主义则主张力行,务实,刻苦,努力,责己,求己,勤奋,勇敢,进取,耐劳,刚毅,忠公,奋斗,坚忍,生产。一般国民的病态,都可以拿自力主义去纠正。

或许是由于国人所创,自力主义比之法西斯主义、甘地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形势,也更适应国人的需求。无论是对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1930年代,还是21世纪的今天,自力主义都有许多可取之处。为了明示自力主义的信念,章渊若把他在上海的书屋命名为“自力斋”。遗憾的是章渊若不遗余力地宣扬他的主义,演讲报告,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虽连篇累牍,却应者寥寥。《东方杂志》 《申报》 刊载的有关自力主义的文章、报道,似乎只有他这一张面孔。莫不是国人无动于衷,莫不是百姓心灰意冷?纵观此间国内形势,爱国声浪不断高涨,唯有政府忙于“安内”,疏于“攘外”。所以能否实施自力主义,并不简单地取决于民众和社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章渊若告别讲坛,出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以后又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可能是因为章渊若工作繁忙,报章撰述少了许多,“自力主义”一词在 《申报》 难觅其踪。章渊若便将部分演讲稿汇编成书,命名《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他在扉页写道:“自力主义是一切救国理论的中心基准,自力主义是一切救国运动的基本动力。”

大粪主义

当一个人中了毒,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灌一勺浓烈的大粪,立刻就能解毒。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大粪解毒不失为救急的好办法。当一个社会中了毒,解救的办法依然要靠大粪,这就是聂云台开出的济世良方。1925年,聂云台的惊世骇俗之作 《大粪主义》 问世。最初这只是一本铅印的小册子,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聂云台先后又把它编入 《聂氏家言》 和 《人生指津》,由聂氏家言旬刊社出版。《人生指津》 是聂云台的作品汇集,主要是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感言,《大粪主义》 是其中的重要篇目。1930年代,《人生指津》被屢屡修订、重编、再版,篇目略有变化,印数不计其数。世人因此得以知晓,连大粪也都可以被作为主义了……

对于国家中了哪些毒,为何只有大粪才能解毒,怎样用大粪解毒,《大粪主义》 作了系统阐释。聂云台认为,现在世人的病具有四种毒质,这就是骄慢、体面、娇懒、奢费;目前只有大粪这一味药是对现在的病。在聂云台的笔下,粗俗的物体化为不朽的思想,非一般学者可为。排泄物通篇皆是,却不见污言秽语,精辟语言随处拾来——

现在政治家教育家都要讲一种主义,他们的主义都说得很高很好听,但是主义尽管讲,国事格外糟。有人就怀疑了,就问这主义是不应该讲吗?我答不是主义不要讲,但是主义不要讲得太远了,须要切实点才好。

究竟有什么主义可以救中国,这些贵药既无实在的效验,可否找出一个很简单的丹方能对这个病呢?我想了很久,得了一味好药。这药不但是不贵重,并且是很贱很臭很秽的。我简直地说出来,这药就是大粪。换句话说,我的救国方法,就是大粪主义。

政治上大粪主义的施行,我的条件是一国的元首,或是一省一县的行政的长官,必须每日早起,将指定的公众厕所一处,在大众面前扫洗揩抹清洁为度。须自动手,不许工役代劳,非确因病假,不许派别员代行。服务时尽可有兵警在旁保卫,但必须穿著粗衣,实行工作,并由当地人检察厅长教育会长监视记载。如敢故意违误,即为违反国宪,立刻丧失行政元首或长官的资格。

有这种行政长官的主要条件,那么他们的起居享用,他们家人生活和财产,自然同时应该有相应的规定,载入宪法了。那么往后做元首和行政长官的,应知晓得他们的本分,是对群众服务,不是发财闹阔摆架子和使子孙享福的机会了。那么来争这元首及长官的人就少了,正经的人就肯出来了。

如果与章渊若比起来,聂云台则是一个平民百姓了,因为章渊若毕竟后来步入仕途,膺选国大代表,官至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不过聂云台也并非一个普通百姓,他在国民政府没有担任权势职务,却在上海滩上声名显赫。聂云台曾经是上海恒丰纱厂的掌门,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华商纱厂联合会副会长,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军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工业走入萧条,恒丰的处境亦不例外,心灰意冷的聂云台退居幕后。大凡一种主义的问世,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历史环境,二是历史人才。聂云台就是这样一个天才。聂云台一生著述颇丰,而多著并不是他最大的特点。早年译著 《无线电学》《托尔斯泰传》,中年创作 《保富法》 《学佛六篇》,晚年出版 《伤寒解毒疗法》 《结核辅生疗法》——科学,文学,佛学,医学,诸多学说出自聂氏一人笔下,即使今天也可谓凤毛麟角。

大粪主义是聂云台在国家、社会和他自己面临困境之际,提出的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绝非一时兴起,口无遮拦。对于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聂云台的义愤填膺,博得了社会底层的一片喝彩。然而聂云台对这种主义的表达,更多的停留在操作的层面,乃至不厌其烦地讨论过程和方式。而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探寻,聂云台的思想甚至有些混乱,流露出儒学、佛教、道家的痕迹。所以大粪主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不过是泄泄愤而已,对于权势贵族而言,不过是吹吹风罢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主义原本是很深奥的东西。当主义像野草一样遍地生长,主义就不被人仰视了。1932年5月,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发表一篇 《人吃主义》,颇为精辟。

主义万能,人更是万能。这是我们平常的感想。何谓乎主义万能?有了主义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就可以使人人都有饭吃,这不是万能而是什么呢?何谓乎人更是万能?主义的力量虽大,但有时亦不免失了“时髦的”价值。独是人真是太聪明伶俐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随便什么主义搬到我们中国来,许多人都能相信它,适应它,拿它来做个人谋生之道。结果主义虽好,没有力量治人,而人却把主义吃得精光,这不是人更万能而是什么呢?聪明伶俐的中国人!西方人笃信基督教,而我们偏偏要吃教。现在又要吃起主义来了。国家之亡,不亡在主义之对不对,实亡在人之吃不吃主义。如果换一个主义,就要吃一个主义,则纵然外患不至,民族生机亦将斩绝,可不惧哉!

特殊的历史年代,会有特殊的历史事物出现,1930年代的主义就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物。主义丛生,体现了国人面对危情的思想状态:愤然而起者有之,期待党国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漠然无谓者亦有之。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主义。除去文化科学领域的主义,上流社会还在讨论新贤良主义,吴佩孚坚守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坐外轮的三不主义。混迹官场的还有一个风马牛主义,即“出风头”,“拍马屁”,“吹牛皮”,谁要是“风马牛不相及”,必败无疑……国运强盛之时,社会的主义少,文化的主义多;国运衰微之际,社会的主义多,文化的主义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规律,道理其实很简单。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诸多的“主义”如过眼云烟,瞬间銷声匿迹。人民大众关心的只有一个主义,那就是全民族抗战的爱国主义。

(选自《粤海风》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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