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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书简:重温长征记忆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致朱绍良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九月八日

【解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国民党内部,原本许多人员就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一直希望日本能够適可而止,并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这种渐进蚕食的方式,几乎把南京国民政府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对日政策的改变,表现出一定的抗日倾向。面对国内局势的迅猛发展,1935年12月,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等问题,决定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尤其强调,加紧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向抗日。为适应新的形势,会议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为了促使蒋介石尽快下定抗日决心,由“逼蒋抗日”实现“联蒋抗日”,毛泽东有层次地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第一,做好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多次致电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表达坚持联合抗日立场,并先后派李克农与王以哲面谈,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信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1936年秋,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格局。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红军大大减轻了被“围剿”的军事压力,在初到陕北时站稳了脚跟。第二,广泛与爱国民主人士交心。1936年9月至12月毛泽东分别致信邵力子、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行为和贡献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敬佩。

但是,取得东北军、西北军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只能形成一种“逼蒋抗日”的氛围,要想更进一步,必须要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尤其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理解和支持。为此,毛泽东曾多次致信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他们做细致的说服和联络工作。1936年9月8日,毛泽东给朱绍良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朱绍良,国民党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在江西时,朱绍良多次参加“围剿”红军的战役。红军北上抗日后,朱绍良又就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兼任西北“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备受蒋介石信任。因此,毛泽东的信开头便写“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正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对于这样一个老对手,毛泽东在信中痛陈民族大义,刚柔并济,力劝朱绍良摒弃两党之争,争做一个被后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朱绍良不仅有坚决的“剿共”历史,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毛泽东的信,如能说服朱绍良,一方面可以为中共在西北地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朱绍良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推动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当然,我们难以量化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历史走势中的作用,但最起码作为毛泽东统战策略中的一份,对当时推动国共合作有着重要价值。就朱绍良个人来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任中路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1940年兼陕甘宁边区总司令,指挥部队在绥西战役中重创日军,但也为封锁陕甘宁边区不遗余力。

致朱绍良的信,是当时毛泽东给国民党高级将领众多信件中的代表,一些细节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统战艺术和娴熟的统战技巧。首先,书信讲究称呼。毛泽东称朱绍良为先生,表达了对其威望、地位和作用的尊重与认可,在无形中拉近了与统战对象的心理距离。其次,晓之以理,陈明利害关系。在致朱绍良的信中,毛泽东引用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来说明国共两党之间“同舟共济之责”,号召国民党放弃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政策,尽早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再次,自称谦虚,赢得尊重。信的落款处,毛泽东在名字前不写任何职务,还有“顺颂勋祺”等敬语,这种谦称的做法,从中共一党之尊的笔下写出,意义和作用自然不同,会极大地增强统战效果,赢得对方的尊重。总之,毛泽东的这封信称呼得当,文采飞扬,态度诚恳,用典准确,既细致入微又高瞻远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其统战艺术的杰出代表。

致陈济棠 (一九三四年九月) 朱德

伯南先生大鉴:

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故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事不容缓,迟则莫及,福建之役可为殷鉴。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商作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匆促陈辞,不尽一一。尚祈裁夺,伫候回示。

顺颂

戎安

朱德手启

【解读】

1933年9月,蔣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四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改变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法,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中央苏区军民为了保卫苏区,与国民党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由于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最后把目光放在了粤北地区。

此时主政广东的是地方实力派陈济棠。陈济棠 (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 (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人,时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军总指挥、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总司令。陈济棠曾多次树帜反蒋,与蒋介石积怨颇深。在1931年的宁粤对峙中,蒋介石最终被迫下野,陈济棠“居功至伟”。后来,陈济棠与蒋介石基本处于“均权分治”的状态,这让蒋介石难以容忍,不断寻找机会消除这个隐患。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但是蒋介石在兵力部署上从一开始就重北轻南,企图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使其“两败俱伤”。陈济棠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洞若观火,自然识破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阴谋。他为求自保,称霸南粤,想出了一条“送客”妙计:一面在红军必经之地修筑工事,避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这样一来,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染指广东,最终达到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那么怎样才能使红军知道自己的“好意”呢?陈济棠思来想去,觉得需要找个中间人先和红军接触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以免红军在自己的家门口大打出手。恰巧,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进行秘密谈判的愿望。1934年9月下旬,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秘密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朱德为利用蒋陈矛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于9月底亲自致信陈济棠。朱德在信的一开始便提到“贵使李君来,借聆尊旨”。这里所说的“李君”就是前文所说的罗炳辉的内弟,也就是陈济棠的密使。朱德给陈济棠的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当时的抗日形势,痛陈蒋、汪的卖国行为,这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陈济棠进行劝导;二是引用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反蒋抗日的事迹,期望陈济棠部能向福建和湘南双向出击,配合苏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三是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的五项建议。实际上,这封信的重点是五项建议。虽然陈济棠与蒋介石存在矛盾,但让其主动出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陈济棠作为地方实力派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只是寻求自保。事实上,陈济棠也没有这样做。相反,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徐名鸿就是陈济棠所杀。而五项建议如能达成,既可以解决苏区物资供应困难的问题,又可以在战略转移时减轻南线的军事压力。朱德在信中,充满了对陈济棠的尊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讲民族大义,又切实考虑到双方具体的利害关系,细致地分析了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10月5日,朱德又与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与陈济棠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正是有了这个协议,中共中央在决定突围方案时,一致同意选定南方为突破口,后来,红军在突破敌军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凡有粤军把守的地方,粤军基本上未予截击,有的只是朝天开枪放炮,借此虚张声势,告诫红军从速离开粤境。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之所以能在没有多大损失的情况下于很短时间内突破三道封锁线,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区,是与朱德等人成功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但是,中央红军突围西进后,陈济棠认为过去的秘密协议不再有用,为抢夺地盘,又向赣南红军留守部队进攻。当项英、陈毅等率中央苏区的红军余部突围进入赣粤边时,粤军还积极“围剿”,刘伯坚、阮啸仙、贺昌等领导人都牺牲于广东军之手。这一事实说明,陈济棠出于军阀本性,一切行动都以维护自身割据利益为出发点,签订的协议也只是在对其有利时才会履行。

致孙震 (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 刘伯承

德操吾兄麾下: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士,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出走香港,李 (宗仁)白 (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遂其扫除黔王 (家烈) 之故技,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颍无任盼复之至。

【解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首要任务。在这个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严重分歧。张国焘为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不惜采用胁迫的方式,致使红一方面军部分单独北上。后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加之南下受挫,张国焘被迫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刘伯承随第二方面军行动。8月初,走出草地的红二、四方面军根据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在四川若尔盖县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洮西战役,为继续北上打开通道。从国民党方面的部署来看,虽有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构筑的防线,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胡宗南部因“两广事变”的发生,一时难以赶到甘肃。为成功实施岷洮西战役计划,减去侧翼威胁,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分化敌军,扩大抗日阵线,刘伯承于8月7日给驻守川甘边界的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去信一封。

孙震 (1892—1985),四川绵竹人,字德操。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陕西辛亥革命起义。1921年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川军服役,参加过讨袁护国战役。历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国民革命军四十一军军长、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和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参加过娘子关、台儿庄等著名抗日战役,可谓川中名将。同样是川中名将的刘伯承也曾在四川参加过讨袁护国等战役,虽属不同的队伍,但在讨袁护国上有着共同的目标,也算得上是并肩作战过。在信中,刘伯承称孙震为“德操吾兄”,提到川军混战时“并辔杀敌”的历史,且表达了不能“晤谈”的歉疚之情,大大拉近了和孙震之间的距离。为了说服孙震“互不侵犯”,首先,刘伯承痛陈国难,斥责蒋介石的卖国罪行,以挑起孙震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抗日问题上产生共鸣。其次,刘伯承列举了两个国民党内部纷争的例子:一是两广事变中,反蒋的陈济棠被迫下野,出走香港,失去了对广东地区的控制;二是蒋介石借追剿红军的机会,解除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军权。这会极大地触动孙震作为非嫡系将领敏感的神经。在驻防川北时,蒋介石曾以“玩忽命令”“作战不力”,连失苍溪、阆中、南部、理番为由,手令:“兼川陕边防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著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田颂尧、孙震受处分后,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因此,刘伯承给孙震的信紧紧抓住国民党内部矛盾这一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极大提高了说服的效果。孙震见信后,作战行动更加消极,只是虚张声势,不与红军进行实际的对抗,大大减轻了红军北上的阻力,使红军发动岷洮西战役时不致腹背受敌。1937年9月孙震率领四十一军出川抗日,从绵阳誓师出发,公开表示“倭寇不灭,誓不回川”的誓言,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

勃沙特先生,久违了 萧克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解读】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英国居住期间,他从一位传教士口中了解到中国的基本情况,并开始神往中国。为了更好地到中国传教,勃沙特进行了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情况在内的各种训练,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遇到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非常怀疑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目的。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还是礼遇有加。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萧克军团长。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初入贵州,对行军路线十分陌生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这张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一下子急坏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这时,萧克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请他帮忙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画,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六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因此,在给勃沙特的信中,萧克又重提当年地图的事情。这张地图不仅为红六军团指明了方向,也是兩者成为朋友的纽带。

此后,勃沙特跟隨红二、六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 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二、红六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 《长征目击记》 (又名 《神灵之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 《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 《神灵之手》 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 《指导的手》。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 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英国找到了勃沙特。最先找到勃沙特的,正是索尔兹伯里。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携夫人前往勃沙特住所进行拜访,并转达了萧克将军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萧克将军得知勃沙特近况时,非常高兴。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信件。信中一句“久违了”,表达了萧克与勃沙特分别50年之后重新取得联系的喜悦和对老朋友的思念之情。1987年末,《人民日报》 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选自《长征书简》/罗平汉 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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