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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上)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1909年,大清国新任核心领导层更加坚定了改革之路。这是不得已的,必须找到新出路,时势和人心都要求如此—— 改革前所未有地成为全民的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在执掌朝政四十余载的慈禧的身后,大清国突然遭遇一帮“80后”的主政人,不乏眼界与想象力,大张旗鼓地动作起来。只是,快步前进中含藏着许多仓促和局促,计划中的万象更新不禁有些迷离……

1909年的春天故事

190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年轻人开始在中南海边画圈。他很努力地在画,却总是画不圆,两年之后,这位年轻人为老大帝国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他叫爱新觉罗·载沣,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是摄政王,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最后一任领导核心,时年26岁,正是“要让世界为我激荡”的花样年华。

中国的新课题

1909年,宣统元年,万象更新,大清国本是有着“让世界为我激荡”的机会。数月前,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双双离世,结束了被外间揣测纷纷又令后世史家聚讼不已的莫须有的“帝后路线斗争”。尤其是慈禧太后这位“铁娘子”的去世,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强人政治。大清国的子民们热泪滂沱,与其说是出于失去了领袖的悲痛,莫如说是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

曾经的巨人俱已凋零:翁同龢早在11年前的戊戌年就被彻底打倒,在落寞中走完了人生;李鸿章则在8年前积劳成疾,死在工作岗位上,留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凄凉自挽;硕果仅存的张之洞已被当作熊猫供养起来,将在这一年的秋天离世。刚过五旬大寿的袁世凯,尽管风头无两,毕竟羽翼未丰,地位不稳。两宫的过世对袁世凯绝非利好消息:一方面,康梁等在海外大肆渲染戊戌年老袁卖主,并无证据,却也众口铄金;另一方面,他在这几年的改革中大刀阔斧,勇于任事,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不少人很乐意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倒台,甚至希望从肉体上将他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在这最高领导人换届的非常时期,袁世凯所能做的,就是夹紧尾巴,多磕头、少说话,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在过去几十年来导引帝国的大小灯塔似乎都熄灭了。这时,只要谁能发出星火之光,就能划破迷茫的黑夜,成为新的方向。美国 《纽约先驱论坛报》 驻华记者、后来在中国创办著名 《密勒氏评论报》 (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汤姆斯·密勒 (Thomas F.Millard),在慈禧太后过世不久,就以敏锐的观察力在 《纽约时报》上撰写整版的长篇政论文 《中国的新课题及其意味》 (Chinas new course and its meaning),认为两宫的去世“确实为一个新时代的启动打响了发令枪,开创了中华帝国这艘古老航船的另一条航线”。他对载沣赞誉有加:“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在东方世界取得立足点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中国其他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

载沣是可以成为这个伟大的舵手的:巨人离去,朝堂之上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势力,都失却了有分量的大腕,少了很多掣肘,正是鸟飞鱼跃的好时机。载沣再窝囊,此时也足以睥睨群雄,大有可为了。

1909年,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继承的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即令抱定“萧规曹随不折腾”宗旨,也必可有一番新气象。

此时,改革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全民的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此前几年,在慈禧太后的亲自设计下,改革已经从经济、国防等“用”的层面深入到了政治体制这一最微妙、最敏感和最根本的“体”的层面,进入了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成了“踩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甚至要泅水而过,因为无石可踩。最艰难、最容易引起既得利益者反弹的,莫如干部体制改革 (官制改革),也都在老太后的铁腕护航下基本完成。

这场由慈禧太后亲自领导的改革,同19世纪那场历时30年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变革的洋务运动被日本的铁甲舰队彻底粉碎,大清国从血泊和耻辱中明白了政治现代化才是关键所在。随后,在经历了“极右”(如急躁的戊戌变法) 和“极左”(如盲动的义和团) 的两次大折腾后,朝野上下都明白了:大清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就要防止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要防“左”。到了1909年春天,即令最不合时宜的腐儒也能将宪政当作最“in”的谈资,民间报刊则如雨后春笋,中国社会似乎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个“少年中国”俨然诞生,颇似明治年间的日本。

全民共识

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再是“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也不是靠着黑帮会加手枪炸弹搞“恐怖主义”的革命党,而是改革者或是自我标榜为改革者之间的争斗。舞台上的众多角色尽管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主旋律却是“同一首歌”。《纽约时报》 上的长篇分析认为:在这最高领导权过渡的非常时期,中国之所以出乎意料地保持了稳定,正是因为“所有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内部严重而混乱的意见分歧如果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可能给外国人提供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所以,“人们加倍小心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这样的共识下,这一年成为晚清历史上罕见平静的一年。两宫去世后,世界惊奇地看到了“中国在这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并且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倾向”,“中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

这一年,西方列强依然在使劲攫取利益,但收回路权、矿权的成功成为民族主义的狂欢;革命党依然在发动恐怖暴动,但民心的主流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民众的支持,革命只是阿Q们对秀才娘子大床的一种无望的觊觎;民族工业在国际商战中依然弱小,但中国人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上海的股市操控了马来半岛的大量橡胶园……尽管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出于某种考量,将此时的改革彻底妖魔化,但宪政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前所未有地开展起来,当家做主的概念从来没有这么清晰過……endprint

外无强敌压境,内无政敌作祟,国际、国内环境都是难得的和平安宁;政治改革还在深水区,但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改革成为全民共识,而且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支持。这无疑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时机。剩下的唯一疑问:以载沣为核心的大清国新领导班子,是选择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推进政治进步,从而实现大清帝国的腾飞,还是畏首畏尾,从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而葬送历史机遇,最终唱响大清帝国的挽歌?

1909年这个春天的故事,究竟又是如何被一步步演绎成了王朝的悲剧呢?

爱新觉罗软着陆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国的掌舵人爱新觉罗·载沣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的身后拖出了长长的阴影。

这位“嘴上没毛”(照片为证) 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绪皇帝一样,“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美国医生记载)。

能在接班人的内部“海选”中脱颖而出,能被掌国40多年的老佛爷钦定为接班人,小沣哥无疑是有几把刷子的。但吊诡的是,在亲朋、敌手乃至后世史家们眼中,年輕的摄政王却被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史家一般认为,载沣的“出线”凭借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自幼被嫡母叶赫那拉氏 (即光绪生母、慈禧亲妹) 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组织”一手安排—— 慈禧太后亲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荣中堂。

大家其实都忽视了,正是在这个“窝囊王爷”手中,下岗了的大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创造了帝王行业中的奇迹。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在高喊进步、自由的共和狂飙中,包括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君主,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在红色恐怖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谁来接班

有的时候,历史似乎既不是由英雄创造,也不是由人民创造,而是由十分偶然的机遇创造,比如皇帝的下半身问题。

1909年之前的半个多世纪,皇帝的下半身问题深深困扰着大清帝国,其影响丝毫不亚于内部的长毛造反及外部的红毛入侵。没有任何研究表明,枝繁叶茂的爱新觉罗家族为什么从59年之前 (1850年) 咸丰即位开始,生育力的旺盛程度便开始与皇权的距离成反比:越是接近最高权力,越是缺乏生育力。

自入关以来,历届皇帝的子息都相当旺盛,似乎与皇帝本人的治国能力成正比,越能治国平天下,也越能生儿子。入关后的首任皇帝、那位据说为了爱情而牺牲皇位的顺治,虽然在位时间短,效率却很高,总共生育了8个儿子。康熙则不仅创造了皇帝在位61年的中国最长纪录,其生儿育女的成绩也令世人景仰,共有32子10女,真正做到了“活到老,生到老”。在他去世前,已经长大成人并有资格参与皇位PK赛的就有9人;尽管闹出了九王夺嫡的兄弟阋墙悲剧,毕竟也是竞争上岗,保持了大清帝国的活力。康熙之后,雍正皇帝有10子,乾隆皇帝有17子,嘉庆有5子,道光则有9子。权力不仅是最好的春药,权力的本身也需要春药的维持。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即使贵为皇家,初生儿及幼儿的夭折率依然很高。要确保权力能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必须广种多收,这本是人之常情。凡夫俗子中,但凡有点条件,亦莫不多娶几房姬妾,自娱之外为的也是多多生养,增加抗风险能力。

纵观中国历史,因皇子夺嫡争位而造成的悲剧不在少,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踩着同胞兄弟的尸体、明成祖朱棣则趟过侄儿的鲜血踏上皇位,但毕竟江山还是在自家人的手里。对于百姓来说,宫闱内烛影斧声总比天下大乱好一些。广储后宫、多生子女,不仅是坚持皇家的领导地位不动摇的保障,甚至也是维持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的必要条件。这是历史和社会赋予皇帝的一项政治任务,而不只是简单的色与欲的个人爱好。

国家制度从来都优先保证生育资源向皇帝倾斜,各种“超女”和“快女”的海选与PK,尽管可能成为残民以逞的暴政,但其首要目的就是确保皇家能优生优育。到了清代,八旗女子必须先由皇家挑选之后才可以自主嫁人,称为“选秀女”。为了确保种族的纯粹,生育资源被严格限定在八旗内部,满汉不通婚,倒是令这种“优生优育”政策的扰民程度减弱了。

当道光皇帝选择了四子奕詝 (咸丰皇帝) 作为接班人后,大清皇室广储子息的光荣传统就戛然而止了。无论根据官史还是根据野史,咸丰皇帝似乎并不缺乏作为一个男性、尤其是大权在握的男人的爱好,他遍地风流,无奈只播种不见收获,就留下了一个儿子—— 这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咸丰皇帝在传宗接代方面的无能,为其侧妃、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走入权力核心铺平了道路,她就是日后著名的慈禧太后。

同治皇帝也与其父遭遇了同样的问题,风流成性却子息艰难,甚至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就走完了自己短暂的生命之旅。咸丰活了30岁,同治更少,终年只有19岁。研究表明,造成他们早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的“职业病”—— 纵欲过度。至于他们,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纵欲的同时没有开花结果。

同治去世后,慈禧太后再度在权力的角逐中胜出:她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 (光绪皇帝)作为接班人,以继嗣咸丰皇帝的方式,确保了自己依然牢牢地坐在太后的位子上。乾隆皇帝给自己子孙排定的辈分字号是“永、绵、奕、载、溥、毓、恒、启”,从法律意义上说,当“载”字辈的同治皇帝去世后,照理该选下一辈的“溥”字辈接班。但那样一来,慈禧太后便成了太皇太后,而同治的皇后便成了新的皇太后,再要垂帘该轮到新的皇太后。当时“溥”字辈大多年幼,道光的长孙溥伦虽然已经17岁了,但其父是过继给道光早夭的长子奕纬的,血缘上并不接近,不仅慈禧太后不能接受,恭亲王等也无法接受。于是,慈禧便决定在同治的堂兄弟中寻找接班人。在“载”字辈的皇族亲贵中,奕譞之子载湉年龄小,便于培养和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载湉的生母、醇亲王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endprint

载湉其实是奕譞的第二个儿子。奕譞共生育了7个儿子,其中,头四个都是与慈禧妹妹叶赫那拉氏所生,但长子、三子和四子都夭折,只存二子载湉。奕譞后来与侧福晋刘佳氏生了三子,即载沣、载洵、载涛。

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子息旺盛不同,光绪皇帝是位“天阉”—— 先天的阳痿病患者。从常理猜度,同治与光绪的生理问题或许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母本;果真如此,则野史所说“大清王朝葬送在方家园 (慈禧太后娘家在京的住地)”倒更有几分可信。但溥仪也是位阳痿病患者,他的兄弟们则照样子孙满堂。从血缘上看,溥仪与“方家园”没有任何关系,或许并非血统的问题,而正是权力本身的问题—— 权力有时是春药,有时却可能是阉割刀。

太后指婚

早在庚子年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就已经为光绪皇帝预备了接班人,方式则非常独特—— 为载沣指婚。

这一年的农历十一月(1902年1月),流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到了保定,慈禧太后突然下旨,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许配给18岁的载沣。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野史中有不少他与慈禧的风流故事,但多是康梁等人与西方记者合谋的政治抹黑宣傳。从慈禧太后掌权以来,荣禄一直是她最可靠的枪杆子;庚子事变后,荣禄带兵保护着流亡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积极支持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改革主张,成为“辛丑变法”的主要倡导人之一。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据说模样相当不错,在家里十分受宠,被慈禧太后收为义女—— 慈禧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关系非同寻常。瓜尔佳氏特别能花钱,据说婚后载沣想过很多办法限制她的开支,都不见效。载沣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愤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响声大,损失小,但也没有效果。

慈禧这次指婚,当然首先是为了酬功。载沣当时已经袭了醇亲王的爵位,瓜尔佳氏一过门就是现成的一个王爷福晋,这对荣禄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报答。但这一决定遭到了载沣生母、老醇亲王侧福晋刘佳氏的反对。原来,在母亲的主持下,载沣此时已经与希元之女订婚,还放了“大定”,就差圆房了,按习俗便已算是夫妻,此时退婚便等于休妻。希元早已过世,之前曾任过吉林将军。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间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将领德楞泰。据说刘佳氏向慈禧多方求情,但太后意志坚定,毫无转圜余地。希元之女不愧为将门出身,个性刚烈,退婚之后便自杀身亡。

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也是将门之后,性子十分刚烈。清王朝覆亡后,她还经常与那些太妃们变卖首饰等暗中支持复辟运动。因端康太妃 (即光绪皇帝的瑾妃) 对溥仪管束过严,甚至派太监监视—— 按照溥仪的说法,“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 在老师们的鼓动下,15岁的溥仪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气急败坏,把瓜尔佳氏叫去痛责,瓜尔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鸦片烟自尽身亡。

如果仅仅是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将荣禄之女指配给其他宗室;但是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或许想得更为长远。光绪皇帝既然是性无能者,早日解决他的接班人问题就更能维持政权的安定。显然,即使由光绪自己选择,也必然首先从自己亲兄弟的儿子们中选择。载沣虽然只是庶出,却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所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作为醇亲王家中实际上的长子,载沣无疑将是光绪皇帝今后最可信赖倚靠的手足。为载沣择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今后的皇帝择母。

而荣禄经营大半辈子,在政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官员,与其结亲,不仅将为载沣及日后的小皇帝增添强大助力,也将令荣禄更为忠心和尽心。实际上,载沣后来能安坐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来自荣禄一系、包括荣禄旧部袁世凯的效忠是基本的条件。

当然,载沣的脱颖而出,也是他自己挣出来的。18岁这年 (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 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 《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

德国人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是因为其级别高,贵为亲王,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最令大清帝国难堪的是,载沣到达柏林后,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非欧洲的常规礼节,显然德国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国。跪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自乾隆年间以来就成为中外外交纷争的一个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宁可无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载沣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国家形象,北京也坚拒这样的礼仪安排,双方来回拉锯,总算免除了这一要求。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 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endprint

可以说,德国之行不辱使命,令载沣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为青年干部,载沣得到了迅猛提拔:20岁,升任随扈大臣;23岁,执掌首都警卫部队健锐营,并升任正红旗满洲都统,成为一品大员;24岁,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候补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大清国什么最可宝贵?人才,尤其是这种根正苗红而且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进对载沣的栽培,“扶上马,送一程”。

除了血统、能力方面的考量,载沣本人能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关键所在。当时朝中政争旗鼓相当的是两派力量:一方以庆亲王与袁世凯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凯,另一方则是瞿鸿。而只有载沣能被他们双方所接受。载沣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不轻易表态,这一贯被人理解为他的能力比较弱,“不能”表态,但也可以理解为他“不愿”表态,以保持一种超然姿态。

新皇登基

1908年12月2日(农历十一月初九),溥仪登基大典在太和殿举行。溥仪在 《我的前半生》 中写道:

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加枝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小老虎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书上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溥仪当时还是个幼儿,不少细节是后来听人说的。一部 《我的前半生》 毕竟是写作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内容有相当多逢迎的成分,并不能完全当作正史来看。其实,摄政王才是大清国的实际领导核心,当时比溥仪登基更为重要的是确定摄政王的地位。内阁等各衙门经过多次研究,拟定了 《摄政王礼节》,总共16条,最为关键是3条——

一是有关诏旨:“军国政事及黜陟赏罚,悉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仍以谕旨宣示施行。凡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他人不得擅请擅传。”

一条有关军权:“皇上有统率全国海陆军之权。凡宪法纲要内所定,皇上大权关系军事者,即属之于摄政王。其京外旗绿各营、海陆各军,应归摄政王节制调遣。”

再一条关于外交:“凡与各国订约遣使,均由监国摄政王主持。其接受外国国书及觐见各礼节,由外务部分别妥拟。”

根据这些礼节,载沣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行使着皇帝的权力,并且将隆裕太后的权力限制得十分小;他的头像也被印上了大清国的钞票,面值分别有1元、5元、10元、100元四種,成为第一位将自己的头像印在钞票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软弱”的真相

载沣没有辜负慈禧太后对他的培养和教育。他最为人诟病的所谓软弱,恰恰是其宽容、开明的表现。在党争严峻、派系林立的大清朝廷中,“软弱”的载沣最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即使面对着政治上的死敌,载沣也用自己的宽容为国家减少了一点戾气,为皇族留下了退路。

1909年在处理袁世凯这样的权臣时,载沣相当技巧地给老袁和自己留下了转圜余地。3年后,如果没有老袁这道宏伟的拦洪坝,爱新觉罗家甚至连和革命党讨价还价的砝码都不够。一年后,载沣在另一件关系其自身安危的大事中,再度展现了宽广的政治胸襟。一个名叫汪兆铭的革命党人,和载沣同龄,使用炸弹谋刺他,因事机不密而被捕。这可是满门抄斩的不赦大罪,传奇的是,专案组组长、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却对这个用“精卫”之名在报纸上恶毒攻击政府、在行动上采用恐怖主义的年轻人大加欣赏。经过他的斡旋,载沣考虑到“党祸日夕相寻,恐益重其怒,乃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肃王善耆“又从事赞成,遂饬法部以扰害治安定拟,判决二人皆处以无期徒刑,加重,永远禁锢”。显然,政治对司法进行了严重的干预,这次却是为了展现执政者的宽容。这一审理结果得到了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闻外交界人云,现驻京各国公使对于要犯汪兆铭等一案判定永远监禁,其办法甚为得体。日来多致函外部,盛称摄政王及政府诸大老不处汪等以极刑深合文明国对待国事犯之法律,为中国从来所未有。自有此举,各国均深信中国刑律之改良必能悉臻完善云。”

大理院对载沣这样“公然践踏法律”的行为十分不满,“颇以民政部逾越权限为辞”。“盖大理院虽只有按律定拟之办法,然具奏后仍可由特旨减免死罪。况监禁罪名,属于刑法,他部未便干预。大理院之政论,如是按照法理,此论固属正当。惟此案一经法庭正式审问,所有株连之人,势必尽数逮问,不但迁延时日,且恐诸多窒碍。民政部此举,盖为消弭党祸其见。其中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并非有意侵越司法权限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几名刺客在狱中享受到了相当的优待,不仅没有刑讯逼供,而且还能看书看报,成为大清司法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如果没有作为一把手兼受害人的摄政王点头,汪精卫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狱诗就只能当作革命烈士诗抄而流传了。最后,这位日后以汪精卫而著称的“恐怖分子”,因“误解朝廷政策”只被判了无期徒刑。

如此谋逆大罪,不杀一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载沣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胸怀,也是其韬略及手腕:杀了一个汪精卫,会有更多的后来人,莫如示人以宽,或许还可以减少矛盾、增进和谐。这即使只是手段,没有胸怀也难以付诸行动。endprint

这段故事,在充满阴谋和血腥的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洋溢着古典浪漫情调的佳话。而载沣的宽容,在此前此后的领袖们中,在讲求痛打落水狗、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脚的风尚下,更是绝无仅有的另类。

如果载沣不是这么“软弱”、这么温情,而是对待敌人像严冬般冷酷,不择手段,誓死捍卫,那清王朝莫非还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灭吗?这位年轻的王爷绝不比名满天下 (也谤满天下) 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证明,选择载沣实在是慈禧太后的远见。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民国年间,孙中山曾拜访载沣。一个是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相当失意的革命元勋,一个是内心惶恐、却努力在表面上显得知足常乐的旧朝王爷,正史野史都说两人相谈甚欢。孙中山送给载沣的签名照,被载沣敬奉到终,被一厢情愿地解释成其对革命元勋的景仰,其实这更像是他在新时代请的一张护身符。载沣下岗后自号“书痞”,撰联道:“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刘阿斗当年也告诉过司马昭:“此间乐,不思蜀。”然则,果真不思蜀哉?

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俩串通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1906—1911年六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持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 (即使只是表面上的) 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作异族政权的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作“鞑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

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

大清青年近卫军

1909年10月,柏林,脑后拖着长辫子的大清代表团成为德国朝野关注的焦点,这是继1896年李鸿章、1901年载沣以来,德意志帝国接待的第三个最高级别中国代表团。郊迎、阅兵、19响礼炮、国宴,德国人给予代表团以相当隆重的礼遇。而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是个年仅23岁的青年—— 大清国瑞郡王、海军大臣载洵 (1886—1949)。

挡不住的青春

8年前,当时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出访德国,代表大清帝国就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动乱中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谢罪之行,尊严尚且顾不得,遑论接待的规格;弹指8年后,载洵却在德国受到了如同当年李鸿章般的热烈欢迎。

载洵在同任筹办海军大臣的老将萨镇冰的陪同下,先后访问意大利、奥匈帝国、德国和英国,考察海军并采购军备,均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从1909年9月到1910年1月,足足3个月的访问中,欧洲继庚子事变后再一次掀起了中国热,而这一次是友好而热切的。

年轻的载洵成为欧洲的宠儿,是因为他肩负着重建中国海军的重任。公之于世的大清海军7年规划是一个预算高达白银1800万两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载洵携带着巨额的订单,将从西方大量采购军艦,在整顿各洋旧有各式兵轮的基础上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余艘、各种兵轮10艘,编制第一、第二、第三各队水鱼雷艇;编定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及闽省等各洋舰队;成立各洋军港和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等。大清国将为此而购遍全世界,如此巨额订单,无疑令欧美政界、军界乃至企业界无法漠视,是超重量GDP砝码。各国纷纷启动政府公关,向大清国猛送秋波。而在未被列入载洵出访目的地的美国,军火商们大受刺激,纷纷给政府施加压力。

载洵访欧返回北京后,比他还要年轻两岁的钟郡王、军咨大臣 (相当于总参谋长)载涛(1888—1970) 随即动身,周游日、美、英、法、德、意、奥、俄等八国,考察陆军建设,还参与了邀请德国皇太子访问中国的安排。设立于1881的军咨处,本属于陆军部,1909年宣统新政中正式独立设衙,成为拟议中的军事改革的总参谋部,协助陆海军大元帅统筹全国军事改革和建设。

之后,应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载洵再度出访,考察美国军事建设,受到塔夫脱总统的热情接待,并由此掀开了中美军队跨过大洋的第一次握手。

接二连三的军事出访,在向全世界展现宣统新朝重振军威的雄心之外,也令新生代的中国军队核心层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支世界上最庞大而臃肿的军队,继1905年开始全面改革以来,令人惊讶地实现了最高统帅层的年轻化,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支由“80后”掌控的军队。大清军队的年轻统帅们及其他们的改革似乎得到了列强们 (至少在口头上) 的一致喝彩。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的考验及屡战屡败的耻辱后,大清军队似乎迎来了一个国际环境相对和平、国内环境相对稳定的大好良机,复兴的曙光在天边隐隐出现。

绝对的自己人

“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执掌海军的载洵、执掌陆军的载涛,与陆海军大元帅、摄政王载沣,其实都是光绪皇帝的同胞兄弟,是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这样的特殊关系,在确保了军队改革得到最高层鼎力支持的同时,也招致时人和后人的很多讥评。

被史家和小说家们普遍描写为木讷、懦弱的老醇亲王奕譞,似乎仰赖了其福晋 (正妻) 是慈禧太后亲妹子的裙带关系,大有吃软饭的嫌疑。这一特殊的裙带关系,以及奕譞在兄弟中罕见的旺盛生育力,推动了他的权力扩张:先是儿子载湉在同治皇帝驾崩后承嗣咸丰,成为光绪皇帝;继而是载洵过继瑞郡王奕志为嗣,载涛又过继钟郡王奕诒为嗣,并都在1908年得到了郡王的头衔。算下来,奕譞一门共出了两个皇帝 (光绪、宣统)、一个摄政王 (载沣) 及两个郡王,毫无异议地成为满洲第一显赫家族。更为重要的是,奕譞以光绪皇帝本生父的特殊身份,丝毫没有受到猜疑,生前不仅执掌了大清陆军的精锐部队神机营,而且还和李鸿章等同掌海军衙门,陆海军一手抓。在一个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国度,父子两代执掌全国精锐武装力量,亦是异数。endprint

宣统新政,以载沣三兄弟为核心的“青年近卫军”崛起,并非简单的“任人唯亲”可以解释的。在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下,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熏陶下,当时的满洲贵族中出现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国际视野甚至留洋经验的青年才俊。从阅历和才智等方面看,载沣三兄弟至少在中人以上,绝非靠裙带混饭的纨绔。大清军队的改革固然有之前袁世凯等人打下的基础,但载沣三兄弟上台后,凭借着新生代的锐气和紧迫感,清军的正规化得到飞速发展。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频繁内战里,再也没有哪一届执政者能在海军建设方面,超越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至于最为人所诟病的“任人唯亲”,其实也是苛责。据说,在1901年出访德国时年仅18岁的载沣就得到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耳提面命:枪杆子一定要抓在自己人手中,亲贵典兵是维持稳定的基本准则。其实,毋庸德国人教诲,除了英美少数成熟的宪政国家之外,枪杆子里出政权几乎是普世原则。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从来都是枪杆子为主、笔杆子为辅的综合实力PK的结果。谁指挥枪、谁的枪杆子更硬,就是谁掌握政权的基本前提。以为“宪政”标签一贴,就可以轻率地放弃对武装力量的控制权,这无疑是宋襄公般的幼稚和天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个骤然失控的政权,其权力真空所产生的巨大旋涡一定能造成比这個政权本身更为深重的灾难,休克疗法的结果往往是百病齐袭。

1909年,大清的改革仍然在深水区推进。平静的表象下,外有打着“革命”、“维新”两大旗号的反对者,均不惜采用武装暴动乃至暗杀等极端手段,内则有林林总总的不同派系,利益争夺之下也恨不能束甲相攻。载沣兄弟等“青年近卫军”竭力将兵权统一集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军中强人们的政治野心,减少了政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

大清国武装力量的少壮派领导核心全面登台亮相。被小说演义成花花公子的载洵,成为晚清遇刺频率最高的官员,刺杀现场从国内的北京上海直到日本和美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能力和见识,已成为革命党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章太炎就曾有高论: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

载涛的政治开明程度更是超出一般人想象。北京陆军测绘学堂有学生跑到明陵前宣誓后剪辫,等于是公开叛乱,学校拟开除其学籍,但身为“总参谋长”载涛闻讯后,却下令全校集体剪辫。而1911年的宪法“十九信条”规定皇族不能当总理及国务大臣和各省行政官,遭到亲贵们激烈反对,但这项规定事先却获得了载涛的首肯。

真正令大清国如冰山般融化的绝非改革本身,也非亲贵典兵之类的高层权力分配,而是“信用”和“信任”的普遍缺失。满汉之间、官商之间、朝野之间、朝中各派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野各党之间、“海归”与“土鳖”之间,甚至南北之间、东西之间,都充满了猜疑与戒备。这导致大多数人在改革中充满了挫折感,对任何改革措施都给予质疑。这种充满对抗性的情绪,在改革过程不断积累和蔓延,得不到任何有效的释放,最后只能形成巨大的破坏力,影响长达数十年。载沣、载洵、载涛,这些绝非纨绔的高干子弟、贵族精英,尽管名字中都带着水,但在1909年那日渐干涸的航道中,显然已经承载不起一艘行将倾覆的巨舸。(未完,待续)

(选自《国运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雪珥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9月版)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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