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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坛先贤的雪泥鸿爪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施蛰存 (1905—2003)

2000年春,上海愚园路寓所

我的出版工作重点一直聚焦在京华,自新千年后逐渐延至上海。2000年春,我请友人沈建中先生引荐,拜访了施蛰存先生。我们一行是整点赴约,孰料先生故土松江来的熟客捷足先登。在外屋小坐时,我留意施老的门上没有“主人年迈,身体欠安”之类婉谢来客的告示,顿觉心中温暖。

前客匆匆而去,我们急急而入。

施氏,浙江松江人。学者型的作家。时年九十有六。

这是一间“多功能厅”,客厅、饭厅兼书房。先生的书桌蛰于墙隅靠南的一扇窗下。椅子后的书架上和桌前的地下,堆的都是书,多为泛黄发脆之族。案头的稿笺、文具和什物略嫌杂乱,显然,那是他刚刚笔耕过留下的痕迹。近年来他的 《北山谈艺录》 《唐碑百选》 和 《云间录小语》 等新著迭出。老树新枝,格外令人注目。施老午睡刚起,脸色红润,精神蛮爽,满头翘立的白发,抖擞出老而弥坚的神采。他身着一袭蓝色睡袍,袍带潇洒地系在腰间,自然、随意。寒暄后,我们坐下,不敢贸然敬烟。施老倒忍不住摸出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来,先向我们示意,见无反应,自个儿有滋有味地抽起来。他左耳失聪,塞上助听器与我们交谈。尽管如此,双方说话声仍较高,他的方言又重,有时不得不借助于笔谈。而他的手写字已抖,只能将关键的意思写上一两句。一张小纸片在几人间翩来舞去颇有趣味。

他对我们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东南西北,他全方位出击,成就斐然。我说他是“学融中西,道贯古今”,他听了谦然地摇了摇头,淡淡一笑。

我们想要问的东西很多,诸如 《现代》 杂志,新感觉派和他与同辈前贤的交往等。施老说这些他都写过,并取出一叠有关他的资料剪报给我,又指指沈建中说:“有些事情可以问他。”他们是忘年交。建中是他晚年的助手,施先生的近作都是由他整理编辑的,而且正在编撰先生的年谱。沈建中说:“老人非常天真、幽默。十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给他出 《七十年文选》 时,他就直言:现在散文热不正常,连长眠地下的古尸也活转过来,不如出新书。他说他的散文已出过多种版本,雷同。现在还要选一本,岂不成了‘一鸡三吃?后来出版社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有给上海八十岁以上文化老人祝寿之意,他才同意的。”老人的率真、可爱,笔者也早有耳闻:有位青年作家给他写信,说准备评论他的作品,要为他“捧场”。他听了很高兴,说梅兰芳也非要有人“捧场”不可。他最怕文章发表后没有任何反应,太寂寞了,可是不久,他又给那位作家写信叮嘱:“千万不要‘抬捧我。”因为他感到“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希望那位年轻朋友“不要推波助澜”……联想到这些,我油然对眼前这位百岁长者肃然起敬。

施先生与现代文坛许多大名人有交集、有恩怨,如戴望舒、丁玲、郭沫若等,大多“一笑泯恩仇”了。也有较真的,如鲁迅。

世人都知鲁迅 《为了忘却的记念》,是纪念“左联”以柔石为代表的五位青年作家的。鲜知的是施蛰存当年冒着危险,发在由他主编的 《现代》上,社会反响强烈。然而,令施蛰存难以忘却的是,他为 《大晚报》 推荐书目时写了 《庄子》 和 《文选》。鲁迅读后不以为然,撰文批评、嘲讽。施蛰存年少气盛,他认为只不过提倡“古为今用”而已,何必大惊小怪,据理力争。鲁迅岂甘示弱,在 《扑空》 中指其“明明白白地变成‘洋场恶少了”。鲁迅一言,伤了施蛰存大半生,为“洋场恶少”吃尽了苦头;他本名施德普,一气之下易为蛰存——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施蛰存称冯雪峰是“最后一个老朋友”。冯后来遭批判,他始终认为,“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有趣的是他与丁玲,他俩以及戴望舒是1924年上海大学的同班同学。施说她“傲气”。一次,戴望舒有事到女生宿舍,讲话时,不经意间在丁玲床边坐了一下。丁玲把脸拉得老长,戴前脚出门,丁玲即把床单换掉。不过,施蛰存对她还存有好感,“文革”中上海谣传丁玲逝世,施蛰存颇伤感,还作 《怀丁玲诗四首》 记怀。

三年后,我写了篇他的小传 《施蛰存恩怨录》,发表时想寄他一册,他已走进了历史。

张允和 (1909—2002)

2001年8月29日,北京后拐棒胡同寓所

为张允和先生留影较多,有的还很有神采;然而,我还是选了这幅—— 我为先生所摄的最后一幅,距她逝世正好一年。

允和先生是大家闺秀,晚清名将张树声之后。她庄重、典雅,衣着朴素,爱着中装。黑丝绒将银丝发挽成辫子,盘在头上。有文章说她“偶然上街打酱油买醋,回头率不低于小姑娘”。老年的张允和体质较单薄,清瘦,装了心脏起搏器,但精神尚好,特别健谈,出语幽默。她装的是一口假牙,自嘲“无耻 (齿) 之徒”。偶尔掩口一笑,周有光说“妩媚极了”。

记得那次闲聊,我们是在周有光先生那七八平米的小书房内,周老送我一本刚出版的 《文字浅说》,允和马上抢风头,“我也有!”恰值那天她的 《张家旧事》 再版样书送到,我马上说:“我要,我要。”坐在沙发上的允和向周有光先生招招手,周老从桌上递过一本 《张家旧事》,允和将书悬在手中签起名来。那几年她连出了两本书,又上电视,自豪地对我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我打趣说:“那我为您拍张风光的照片吧。”就是此幅。

在我结识的亦师亦友的文学前贤中,真正说得上“忘年交”的大概也要数允和先生了。新千年前后,我們之间音问最频、互动最勤快。倒不全是如允和先生所说的“我们是同乡、同宗,一笔写不出两个张”,也不全是我曾做过她的书稿 《多情人不老》 的责任编辑。从我来说,我是为老人的睿智、幽默和那炙人的亲和力所深深吸引。我总爱到她府上拜访,没有一点拘束,见茶吃茶,遇饭吃饭,从不言谢;有时突然带三四个朋友去叩访,说话也很随意,很有点倚小卖小“没大没小”的样子,她一点也不介意,有时还拖周有光先生当陪客。有一次我们三人对坐,耳背的周有光抢着与我讲话。允和调侃说:“不能跟他讲悄悄话,隔壁邻居都听到了,他还没听见!”允和先生智慧、豁达。“文革”时,北大红卫兵杀上门来,要她揭发北大教授张芝联 (她在上海教书时的校长) 的历史问题,面对小将哄吓诈骗,她只招三个字:“不知道!”有小将趁机拿走她家中“好玩的”东西,她也不恼不怒宽容他们,说:“就像我儿子孙子跟我‘斗猴,我才不生气呢。”又说:“我才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呢!”endprint

张允和先生对我也不见外。一段时间内常常早上六点钟就打电话给我,第一句总是:“张昌华,吵了你吧。我年纪大了,早上睡不着,就给你打电话……”我存有她给我的二十余通手札,长短不一,写在大小不同的各种纸片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什么都写。允和先生豪爽,有客造访,她常以书赠之,因此汇款请我代她购书就有七八次之多。因我常到她家蹭饭,又源源获赠她的家庭杂志 《水》,受惠颇多,无以为报,记得某次她汇款买书,我乘机便将她的购书款退给了她。她来信抱怨我“你真是”,又云“我的儿子周晓平八九岁的时候,整天让记者们带他到处吃喝玩乐,我说记者们吃四方,我儿子吃八方,现在我也成了吃十方了”。我说作者是编辑的上帝,为你跑腿是天经地义的,如有不周全的地方,可以打屁股。她在来信中说:“不打你,你是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读此信真让我乐得不轻。我和允和先生之间的友谊,就是在这种世俗的人情往来中增进和加深的。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允和先生便对我说“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说来辛酸,尽管她也喝过洋墨水,有较深的文学、历史素养,但上世纪50年代初“三反”“五反”时,天上掉下一顶“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她便成了家庭妇女,放下笔杆操起锅铲,围着锅台围着周有光转了一辈子。

张家四姐妹都是昆曲迷,被誉为“张氏四兰”。

1949年后北京成立昆曲研习社,俞平伯任社长,张允和是副社长兼秘书长。俞平伯先生过世后由她继任。她有一部五十万言的 《昆曲日记》,自1956年昆曲研习社初创起,至1985年末止(“文革”间中断),记录了1949年后中国昆曲界乃至世界昆曲界的重大活动,是一部活的当代中国昆曲兴衰史。这部由当事人写的日记,无疑有不可或缺的史料价值。1999年我们闲聊中,她隐隐约约向我提及,说这部书稿正在整理中,当时我没有在意。后来想想,老人家大概是在投石问路吧。我一度曾想主动接下书稿,又担心此选题赔钱出版社通不过;但于心难安,我遂向浙江某出版社掌有一定实权的朋友推荐。这位朋友有兴趣,也很热心,一段时间后,我问允和先生书稿出版的事浙江方面有否进展。老人摇头。我理解那位朋友的难处,他也不是一把手。时下不是一把手说话都难算数的。2001年,世界教科文组织把昆曲列为人类口头与精神文化遗产名录后,国人兴奋。江苏是昆曲的故乡,当时报纸上正在大肆宣传江苏要建文化大省。允和先生心动了,打电话给我,说她想把 《昆曲日记》 在江苏出版。很有意思,平时直言的允和先生,这次打电话时的第一句话便声明:是周有光叫她给我打这个电话的,“周有光说请张昌华想办法 (指出书)”。面对两位老人的信任和诚恳,我很感动,也无退路,当即承诺了。两日后,《昆曲日记》 以特快专递飞到我的案头。我通读后作了简约的编辑处理,正式向社里写了份“报告”。孰料在选题讨论会上打不开绿灯。我傻了,枉受老人重托。为了向允和先生交账 (如此境界,实在羞愧),我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决定走上层路线“曲线救国”。打通“关节”后,我想请允和先生直接给某公写封信即可。但我又想,要让九十岁老人写这样的信,实在有诸多不便。于是,我以她的名义拟了稿打印好,只留下签名,并附信详说原委和操作程序。不意允和接到信后,立即给我打电话。一感谢我的美意,二表示她与周有光都不愿这样做。我听了心中十分难过,由于我的自作聪明,不经意中伤了老人的自尊。

十分遗憾,张允和的 《昆曲日记》 不知在多少家出版社旅行过,仅我经手的就有江、浙、鲁、沪四家出版社,都被视为“鸡肋”“割爱”了。以致张允和告别人世时未能一闻 《昆曲日记》 的书香。最后还是由她相濡以沫七十年的老伴、时年百岁的周有光先生帮她圆了出版的梦。《昆曲日记》 出版后,周有光在赠我的书上幽默地写了四个大字:“好事多磨”。

黄苗子 (1913—2012)

2006年11月6日,北京兴华公寓

在我的印象中,“二流堂”文人都是性格随和的雅士;而苗子先生或是最亲切、最蔼然的长者。

我为苗子先生留影较多,这是我见他留下的最后一幅,是时他已九十四矣。那纯是礼节性的探望,在京公干时,忽闻郁风先生病了,未及电话预约,我便貿然登门。那是冬日的下午,暖阳照在先生宽敞的大客厅里,有种春天的味道。主雅客勤。我去时,恰遇已退隐的 《人民日报》 副刊部主任袁鹰与先生在聊天。都是熟人,寒暄后我问郁风先生呢,先生说住院了。我说我想去看看,先生说不必了,昨天刚刚看过她,状况还好。我奉上刚出的新书,先生饶有兴趣地翻了翻后说:“你来得正巧,我也有新书。”说着先生从柜中一下捧出四本“三联”版 《茶酒闲聊》 《文人琐屑》 《雪泥爪印》和 《世说新篇》来,笑着问“要不要签名?”先生说着自己也笑了,因为他的签名笔已拿在手中。他知道我是乐此道的。他坐在沙发里,潇洒地写起来,我乘机拍了这张小照。

苗子先生为我留墨甚多,在南京,在北京,最值得一记的是在澳大利亚写的那幅。那时 (1992)我还不认识他,是托吴祖光先生或冯亦代先生转请的。一家出版社约请我编一本 《中国现代名人手迹》,苗子当是首选之一。先生书的是“墨池飞出北溟鱼”(李白诗) 七个大字,亦篆亦隶,似文似图,古色古香,堪称典型的“苗子风格”。十分遗憾,上款没按我的要求题写,书的是“应某某出版社之命而作”,将原定的书名易为出版社名。我以为是先生疏忽,拆信始知他是故意而为之:“嘱上款贵书 《中国现代名人手迹》,因涉及个人标榜(冒充名人),所以写了社名上款,请谅。”这个广东小老头 (谑称自己“矬子”) 的形象,刹那间在我眼前高大起来。令我尴尬的是这部书稿因社长易人,胎死腹中,害得我多年不敢提及。1997年,我再见先生细说原委时,先生轻轻一笑:“早忘了。”

苗子先生擅画,幽默是他的特色。他的画作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妙;善书,书中有画,画中有诗;亦长文,文有“天机性的自闲”;还兼“画论”。先生是杂家中的大家,而他自谦自己“只是艺术门边的小票友”。郁风曾对我说过,他俩从不卖字画。其实他们的字画在坊间流传最多,都是送人的。endprint

我为苗子、郁风编过夫妇合集 《陌上花》,我请他写序。他在序文中将俗语“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点化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除了吵架的时候”。然后潇洒地说“还是先看郁风的文章吧”。他的那篇小品文《遗嘱》 已成绝唱:说生前与好友们相约,各人带上自己为朋友作的挽联或漫画,某日相聚大家掏出展示欣赏。大概是朋友们活着曾为住房困扰过,《遗嘱》 中令家人:“用空玻璃瓶作‘寝宫,又突发奇想,说告别仪式是‘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马桶边默哀毕,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幽默得令人捧腹。“二流堂”老友丁聪,还真的为他画了一幅苗子写遗嘱漫画。

苗子重义重情,哪怕是像我这样关系不怎么近的晚辈去拜访,他都“不亦乐乎”。我每每代友人求字,他无一拒绝。苗子、郁风夫妇致我函札十数通。闲暇无事,我用毛笔将其抄录在一线装宣纸簿上,复制了一份副本。2000年夏,我去拜访时将副本“回赠”给先生。先生很高兴,叫我把正本给他,他立即伏案,在我原作扉页上题上一段感人肺腑的话,给我作纪念。跋云:“张昌华兄手抄愚夫妇自九三年至二千年函札若干成帙编者作者之间充满情谊文字了不足存然昌华兄之敬业精神为可贵耳二千年八月二十八日苗子记。”

苗子享期颐寿。晚年一度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是不是、非不非”的“问题”纠缠,谅或烦恼过、苦闷过、无可奈何过。然他坦然处之。雅士也。

清者自清。

王世襄 (1914—2009)

1996年12月27日,北京芳嘉园小院

我结识先生,是陈小滢介绍的。我为小滢父母陈西滢、凌叔华编散文集 《双佳楼梦影》,书名本拟请小滢自题。小滢说她自幼到国外,汉字写得能吓死人,遂推荐王世襄,因王先生与她母亲有交往。1995年我登门拜访先生,即令我这个“生客”不请自来,世襄先生仍热情接待。先生很爽气,立马题写两幅,横式竖式各一,还说“不满意,可不用”。谦逊,是他们那辈人的共同特质。

对王世襄其人其事的了解,始于读郁风的《王世襄和他的芳嘉园小院》。

芳嘉园小院,是个富有诗意又温馨的名字。那是父辈的遗产。据说,当年院内花木扶疏,乱石几丛,藤萝、葫芦满架,晨有鸟啼,暮有虫鸣。幽静,怡淡。海棠和核桃树交映,给人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之感。1957年,“右派”的王世襄是不能独享其院的,他又不愿租与他人,遂将画家张正宇、黄苗子两家人请入结邻。“文革”岁月,苗子入狱,王世襄入“牛棚”,小院一夜间来了五户“不速之客”。再以后落实政策,屋归原主。1995年我第一次到小院拜访时,满园风景不再,院内满拉着铁丝绳晒被子、晾衣服,墙角堆着杂物。记得先生居最东边一套。绿色纱窗,门帘低垂。那是冬天,先生穿的是件黑色的对襟老棉袄,戴顶猴头帽。质朴得像尊陶俑,土气大于书卷气。我的第一印象是屋内略显杂乱,客厅像是一个大作坊,旧式大方桌上摊满各色书报、图片、胶水、剪刀之类。盖夫人袁荃猷 (1920—2003) 正在编纂 《中国音乐古代史图鉴》。记得陈小滢告诉我,说她母亲凌叔华在北京去世时,政治大环境还不宽松,追悼会上很冷清。灵堂上唯一一副挽联是王世襄先生送的,并由他亲自挂上去。我请王世襄为“梦影”题签时谈起此事,他宽厚一笑。我说我将来写凌叔华小传时想用上,问那挽联的内容。先生随手拿起一张纸片为我写上:“叶落枫丹归故土,谷空兰谢有余馨”。

后来听说王世襄在写文化随笔 《锦灰堆》,我专程去了一次,想请他给我供职的出版社出版。先生笑了,说“三联”有约在先,已拿去部分文稿。我对书名颇不理解,问为何叫这么个名字。先生说,他自认为这些文字是“琐屑芜杂”“食余剥剩,无用当弃者”。印象中,他家小院入口处墙边立着一个硕大无比的“王世襄信箱”,质粗状大,大得像只小立柜。那是先生自己的“作品”。先生幽默,在老友丁聪所绘的王世襄肖像上,题自嘲的打油诗:“鄙貌不扬很难画,使我满意少办法。不怨画师艺不高,只怨天生不潇洒。”

那时月,报刊上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文章介绍他。我只读过郁风的文章,说他是“柜中人”。讲1976年大地震,政府号召搬到空地上去住。他不肯,想与他收藏的明清家具共存亡,睡在柜中……我对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一篇《王世襄,京城第一大玩家》。我将草稿寄请先生指正,力避错谬。先生通览后删去两句“过誉”的话,退我。该文后来发在 《名人传记》 上,旋为权威的 《新华文摘》 转载。我告知先生,他十分高兴,回信说他还跑到报摊上买了一本作纪念。再次拜访时,我带了本册页,请先生留墨。大概是为了鼓励我做好编辑工作,他题了这句“编者往往比作者更重要”。

晚年的王世襄,将他收藏的古琴、铜炉、佛像、家具、竹雕、木刻、匏器143件文物拍卖,成交额达6300万元人民币。他还将79件明式家具以半卖半送的方式送上海博物馆。2003年他获“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后,把奖金10万欧元全部捐赠福建武夷山,建立一所中荷友谊小学。

杨宪益有诗赞曰:

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

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丁聪 (1916—2009)

1997年4月20日,南京东南大学榴园宾馆

文稿是联络作者与编者的桥梁,我与丁聪先生缺少这根纽带。1997年,三联书店在南京设立销售分部。是年春,三联退休的“老总”范用先生陪同丁聪到南京签售他的 《我画你写—— 文化人肖像集》,下榻在榴园宾馆 (即东南大学原“中大”校园内),恰与我的成贤寓所一步之遙。

是日上午,我去宾馆看望范用。范用说丁聪住隔壁,要不要见见?当然。这是我第一次见丁聪、沈峻夫妇。寒暄后,丁聪在我的册页上留墨:“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我说中午我做东道主,请大家小聚一下。丁聪说他们夫妇早已有约,饭局已定。我们遂分道。我陪范用拜访陈白尘夫人金玲和戈宝权。次日在签售现场,丁聪又为我签了几本他的漫画集。新千年,我自己设计印制了一批贺卡,一大一小,分赠师友。大的送对方,小的请他们签字后返赠与我。我做得比较“绝”,对长者,我都写好回信信封,贴上邮票,大有“强迫”的意味,回收率自然是百分之百。我致丁聪的信中亦请沈峻签名。丁聪的复信是夫人代笔的。沈峻说丁聪懒,最怕写信,故由她代复。又云:她不是名人,不敢签名。准确地说,沈峻的复信是张小便条,写在废弃的半张印刷品的背面。令我觉得有趣的是,丁聪在返还我的贺卡上签的字也是那句“愿听”、“不作”。他之所以重复,大概是他对“不听逆耳之言,喜作违心之论”的世风感受太深吧。丁聪过世四年后我访沈峻。她送我一本 《永远的小丁》,始知丁聪的一生,是漫画的一生。他四岁便发表处女作 《京剧人物》,截至九十一岁绝笔 《看病难》,凡八十七年。1943年他在香港作的一幅宣传抗日漫画 《逃亡》,宋庆龄很喜欢,作为“保卫中国同盟”招贴画广为宣传;宋庆龄与丁聪合影,还用上海话打趣问丁聪:“阿可以卖把我伲?”

丁聪后来的日子令人鼻酸。爱国爱民、守时勤政、努力工作的他,1957年莫名其妙地成为“人民的敌人”,戴上“右派”的帽子。新婚不久,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文革”中,因漫画“攻击”罪加“二流堂”成员,而在劫难逃。漫画家丁聪,他快乐,他苦恼,他迷茫。他曾说:“30年代,我画漫画,骂国民党腐败,我敢骂是我有后台,我的后台是共产党。”新千年后又说:“有一次,一位大领导请我们几位漫画家吃饭,席间号召大家拿起笔来揭露腐败,说他来给我们撑腰,可没多久,他却因腐败倒台了,这叫我怎么画?”

丁聪走后,我曾到他的“云斋”去叩访夫人沈峻,参观他的小书房。沈峻告诉我:“一切原样。”——那张塑料板拼成的简陋的写字台上,堆满画稿和信札,剪刀叉开着,胶水瓶盖还未拧上,三角尺压在未经画毕的板样纸上。我想把他的杂乱、忙碌变为永恒,特拍了一张 《人去案不空》。

2009年5月26日,一代漫画 (思想) 家在此停止了思考。

(选自《我为他们照过相》/张昌华 著/商务印书馆/ 2017年9月版/本文有删节)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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