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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任上的胡适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朱洪涛

“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

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一事,若条分缕析事件始末,颇有值得回思之处。此前北大校长由蒋梦麟接任,但蒋于1945年6月被征入政府,不克担任校长一职,更何况北大同人对蒋梦麟颇为不满,认为他政学两肩挑。选新校长一事,蒋介石有意让傅斯年担任,但是北大同人包括傅斯年本人都希望胡适就任,一来胡适为国际知名学者,能孚众望;二来胡适本人的形象以及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气象,有足为学界、教育界示范之作用;三来胡适人际关系良好,在政界高层有不错的人脉基础。北大同人瞩望胡适能中兴北大,再造辉煌。但胡适一直淹留美国,久假不归。因此,患有严重高血压症的傅斯年便被委以北京大学代校长一职,代行职事一年。

傅斯年以北大代校长行公文,可见于1945年9月14日傅呈报教育部的函电。傅斯年暂代一年期间,实际为胡适上任扫清了许多障碍,例如先修班问题。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就高等教育界而言,甄别教员、学生乃一大事,因为不少教员曾任伪职,甚至还为虎作伥,甄别一事不仅有惩戒的意义,还有正士习端风气的意味。傅斯年本来是民族情绪相当强烈之人,对于“下水之人”素来主张严惩,对任伪职之人毫不留情予以打击。傅在书信中称呼这干人时,习惯于姓氏后面着一“伪”字,可见其深恶痛绝之情。

对于甄别如此看重的傅斯年,实际也透露出他挥之不去的北大情结,这从一封电报即可窥见(该电报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封电报是傅斯年1945年11月21日拍给北平主管甄别工作的负责人的:“沈兼士先生转朱部长:郑毅生兄等来信,知伪北大学生多所要求,弟意处理伪北大应与处理伪中大同,不宜迁就,必求一致。部令必须贯彻,部中对彼等宜多劝导,解释各种办法皆等结束伪局,重视学业之故。若彼等期正式入北大,先闹风潮而有所得,以后学风不可复问,于是北大真亡矣!弟飞渝并闻傅斯年叩。”笔者推测此电可能是拍发给主持甄审工作的陈雪屏的,因为傅斯年对陈雪屏处理甄审一事不满,以为是“大妥协”,不利于新北大的开张,傅斯年想一举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傅斯年怕早先元气淋漓的北大亡于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伪人”之手,因此甄别工作在傅看来,势必要特别慎重。可以说,在甄别旧员、选聘新人方面,傅斯年为胡适打下了初步基础,他很明白胡适干不好这种事。傅曾私下对他的秘书邓广铭讲,“各学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尽量聘定,因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义者,对人没有严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请,那可能会弄得很糟糕的”。傅斯年谓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宋江者,胡适之谓也。

“扶病暂代”校长之职的傅斯年想保全真北大之精神,为公事心力耗费,而事情还不一定办得令各方满意。傅在给妻子俞大綵的私信中,多次表达自己身心俱疲之感,更关键的是,操劳还导致身体大坏,不得不出国休养。而彼时的胡适身居美国,日子甚是好过。关于此点,傅斯年对胡适也颇为不满,只是傅不在文字里明白道出,只在1946年3月5日给俞大綵信中说胡适过得“太舒服了”,催其速返。

作为夹板两面受气

胡适有全力振兴北大的信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相对于请教员、加强学术研究而言,胡适更要面对学潮的压力。但处理学潮是一个相当棘手又窝心的事情,傅斯年1945年赴西南聯大处理学潮,他自认是“跳火坑”,傅很明白此时的他除了代人受过,就是背负骂名,因此处理起来得格外小心。当时有北大政治系学生邓特遭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北大学生希望校长胡适能将其保释出来并主持公道,但胡适并没有做到,反而贻学生言行不一之讥。学生联合会1948年2月19日致书胡适,其中一段质问他:“昔者校长曾经拍击胸膛,作‘同学如果被捕,我进去保出来之语言,同学对校长保障同学安全之教育家气节无不额手称庆。不料诺言未几,校长即一反前言,缩小诺言范围于校内;如今更以面子问题为藉口,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试问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尚有何面子可言?”

字字逼问,胡适除了讷讷无言,实在无其它办法敷衍学生,只能发表些声明,作为着实有限。这一点在当时史学系青年学生罗荣渠的日记中看得相当清晰,其中关于胡适的记载与其它资料相映证,显得耐人寻味。日记中记录:当时北大校园内的学生情绪很容易被点燃,一点儿风吹草动就可能星火燎原。1947年6月2日这一天,北大发起“六·二运动”,以纪念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李公朴等人。国民政府高度关切此事,北大校园“整个地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以防出乱子。晚饭时分,北平市长何思源拜访胡适,视察校园,意图十分明显,还是怕出事。学生见到何思源,上前质问,“你一言,我一语,难免没有过激之处”,弄得何口拙语塞,窘态百出,胡适连忙护着他突出重围而去。日记这样记录后续发展:

何思源乘车走后……胡连忙下车来和同学们谈话,同学们悲愤地向胡哭诉委屈之情,有人疾呼:“打倒特务!”这时特务们还散在四角,这种口号实在险极,也许大家仗胡校长之势吧。同学们高呼:“胡校长保护我们!”胡适脸色发白,吞吞吐吐地说:“这是误会!”也许这是迫不得已的遁词吧?

胡适有心保护学生,但在这种局面下,他更要考虑上面的意思。胡适在第二天给何思源的道歉信里,只字未提学生的诉求,只说学生“不免情绪愤慨”,向何思源倾诉一肚子委屈时,“其中有极少数人出言不检点,侵及老兄”。胡适的行文口气,以息事宁人为准。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胡适只能作为夹板两面受气,在学校中得不到学生的拥护,早先积累的人望,也在学生心目中慢慢耗散。

胡适感觉自己作为北大校长转圜余地不大,发挥空间不大。胡对学生很明白地讲,他不过是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胡适想维持的就是不要“扯破脸”,否则不好看。但胡适这样的表态,学生并不买账,他们贴了一个表示反对的告示,表示“我们不是纸老虎”,骂胡适“滑头”“不负责任”,并对胡适的三个观点 (一、学校无治外法权;二、学生不是特殊身份;三、干革命工作应该自身负责) 逐条批驳。罗荣渠日记记载,胡适看了“非常生气,在接见自治会代表时把那封信退了回来,并且拍桌子大骂,叫同学以后不要再去见他了,还说这一定是‘自治会理事假借各系级的名义搞的”。一向以温文尔雅示人的胡适,在罗荣渠的日记里多次生气拍桌子,大事如此,小情亦然。有学生家长写信给胡适,声称自己儿子好久没有与家里联系,不知是自杀还是失踪了,“咬着要学校交人”,胡适看后同样气极。endprint

“吃饭”与“搞学术”

彼时的北大,除了学生的问题,还有更迫切的吃饭问题,此二者互相连带,相互影响。

所谓吃饭问题,还要从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改革失败,物价飞涨说起。连身在政府的王世杰 (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 都认为经济、财政前途十分黯淡,舆论、大众对政府咸失信心。这无疑是政府“无能”的表现,无能的后果就是公教人员吃了上顿没下顿,啼饥号寒之状,令人惨不忍睹,“有的弄到神经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胡适来往书信选》) 罗荣渠的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百物疯狂地涨!涨!涨!昨天五百九十万一袋的面粉,今天涨到六百五十万左右;前两天市府配给的面粉条在校内出让只卖十几万一张,昨天涨到四十五万一张,今天早晨我卖了我的一张是五十万元,但到中午就涨到六十万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又涨了十万 (七十万),真是涨得骇煞人。米卖二十几万一斤了,市场混乱得很,大家都囤货不卖,倒楣的自然还是穷小百姓。(1948年6月19日)

罗荣渠看望史学系教授杨人楩、韩寿萱二位先生,谈的都是具体吃饭事宜。韩寿萱把在国外积蓄的两千多美金都搭进去了,依然解决不了问题。罗荣渠还钱给朱光潜,朱光潜提醒罗,在这乱世要储蓄一些粮食为妙,罗荣渠口头称是,但心里暗想:谁不知道应该多买些东西囤积起来,但是要有钱呀!我的教授!

手无余钱,日子就不好过。就连经费一向充裕的燕京大学,亦有严重的断炊问题。时为史学系教授的邓之诚对学生言:“我教了三十年的书,然而书已卖了一半,如此生活,我们大家应该革命了。”(《燕京新闻》,1947年6月16日)因此,教员普遍罢教也就不稀奇了。1948年10月25日,北大教授正式罢教,宣布罢教三天,发布“罢教宣言”和“上胡适校长书”,要求学校当局在本周内借与各教授两月薪水,以维持生活,签名教授总共82人。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对这样的大事只字未写,只提:“‘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此语甚可喜,故记之。”谈的还是他的考据工作—— 相对普通教员而言,胡适当然无吃不饱饭之虞,因为胡适在银行界朋友甚多,可以保障薪水。据 《燕京新闻》 记述,胡适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声望吃饭签单,这都不是一般教授所可比拟的。

但胡适也不是对公教人员薪俸之低毫无察觉。胡在1947年10月14日与考古学家夏鼐闲聊时,说自己儿子胡祖望在上海一企业工作的薪俸,相当于他当校长收入的三倍。这其实说明,作为校长的胡适是没法解决问题的,他选择退避;作为学者的胡适,心存高远,希望学者们以学术为志业,但此想法却相当不现实。1947年9月23日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记录: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三个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功夫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胡適主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计划建议选出五所大学 (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优先发展。向达的话之所以令胡适特别生气,是因为他不留情面地批评该计划的不靠谱,其潜台词显然是—— 饭都吃不饱,哪有功夫搞学术?还有一个间接原因,是向达在与罗荣渠闲谈时认为,现代中国文化是不中不西的“买办文化”,其毒害国家民族之深,令人痛心,“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据向先生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语气至为沉痛,发人深思”。可以想见,胡适与普通教员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现实立脚点,其差距真不止以道里计。

把作为北大校长胡适的日记,与作为北大学生罗荣渠的日记对读,会让人怀疑胡适就是一只鸵鸟,遇事常以回旋为主,在总体局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胡适能做之事不多,可为之事只不过是向上面要钱维持学校运转。胡适曾与打算进入教育界任职的地质学家杨钟健戏言,他是沿门托钵乞人施舍的“叫花子”(意为大学校长难做),但这不应该是胡适逃避责任的借口。兹举一例,北大校园内争温饱、求生存的运动,实际不是北大一校的问题,各校都掀起罢教罢课行动,为前所未有的严重生活问题呼吁。“各界人士不分阶层,不论老幼,都一致热烈支持”,看政府能拿出何种办法解决之。1948年11月1日,这一天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北大大一学生向胡适请愿,但结果并不圆满。学生心中有相当重的怨气,罗荣渠评价道,“民犹是也,国犹是也,莘莘学子,巍巍教授,犹奔走呼号于五斗米之间,呜呼,谈什么教育!”这最后强烈的否定与质疑,仍是对胡适不解决实际问题而唱争取学术十年独立发展高调的反感。

胡适当日写信求助傅斯年,希望傅斯年与俞大维想想办法,最后结果怎样,不得而知。胡适当天日记记载:“第四院一年级学生无公费的居多,他们生活甚困苦,今日排队到松公府请愿。”因为一年级学生200多人中,有奖学金者仅80余人,大多数人处于水深火热中,故胡适有“学生无公费居多”的记录。但若不是他人日记中有大量吃不饱饭、罢课罢教的鲜活记载,单看胡适日记,估计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昔日的学术明星已落伍于时代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实有不情不愿之意,加之上任后棘手问题着实不少,光倚靠郑天挺一干人等,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胡适能做的只是撑持门面,使之不至于塌台,因此干起事来有时敷衍,有时周旋,有时认真,甚至既要认真还要虚以委蛇,这既是对上亦是对下,还有对自己。傅斯年就看得出来,胡适处理现下的北大局面是在“受苦”,可想其心力交瘁之感。胡适与夏鼐聊天时,谈及自己放心不下的仍是学术,希望傅斯年或蒋梦麟能代理校长一两年,让自己脱离行政职务,专心研究工作。胡适认为做校长远没有做教授舒服。校长任上的胡适谈学术时心情还是笃定的,讲台上胡适的魅力不减当年,其讲演场面颇吸引人,听众仍然很多,甚至被“挤得水泄不通”。此时他的讲演技巧更趋成熟,譬如讲到需要强调的地方,“有时还捏紧了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endprint

胡适尤为看重 《水经注》 的研究,花了相当大精力想弄清赵一清与戴震到底谁抄谁的公案,因此讲堂上自然少不了讲讲研究 《水经注》 疑案的心得。1948年11月16日,罗荣渠听胡适讲“历史研究法”一课,胡以 《水经注》 为例,“大谈特谈”。罗荣渠感觉胡适虽然把该项研究说得如何了不起,“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 自吹讲学法螺而已”。一个史学系高年级的学生竟有这样的观感,这自然不是胡适所希望的。其实罗所言,正是对胡适翻来覆去讲那一套所谓科学方法的讥讽—— 胡适的方法理论,终逃不掉教授小夫下士的清浅之境。

罗荣渠的反应,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北大学生对胡适的接受与反应:他们认为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无能,不负责任 (胡适经常不在校,飞来飞去处理与北大无关的其它事务);作为学者的胡适,已不再是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学术明星。此时的胡博士还能吸引人,但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他演说内容有多么博大精深,毋宁说是学子们好奇,想见识下这位当年红得发紫的胡适本尊而已。

据1947年4月7日的 《燕京新闻》 报道,胡适平日出入皆有汽车,在校时间又多深居办公室,许多学生来北大半年多还未见胡校长一面。胡适的学术影响力毫无疑问在衰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当年胡适极力推崇的大名鼎鼎的 《崔东壁遗书》 放在北大图书馆,居然没有人借阅过一次。世易时移,青年人的欣赏口味不再是考据,而变为爱读综合性且与当前社会问题有关之书。胡适思想多年不变,听众只能越来越少。胡适后来也自我反思一味钻到 《水经注》 研究中,而未在思想战场上努力,以致失了势。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胡适的反应与时代激变不对称。

受命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最好的意义恐怕是安定人心—— 北大同仁瞩望胡适重振北大的愿望肯定是落空了。平心而论,将学生、吃饭等问题一股脑推给胡适处理,也是难为他了。但若抛开时局和政治的关系、当时北大相对简单的行政架构不谈,单单评价作为校长的胡适的优长短板,似可下一断语:胡适确实不具备良好的行政才能,加之他担任校长本有“赶鸭子上架”的嫌疑,并且任职期间心猿意马,处理问题常信奉中庸之道,不开罪任何一方,面临突发事件显得沉着冷静不足,敷衍搪塞为多。所以然者,一是胡适确无良策予以应对,二是他性格的优柔寡断所致。

谈及北大“泪随声下”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坐专机飞离北平。胡适当时的心情很焦急,走的前一天,作为当事人的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记录胡适异常焦躁,说:“今天走不成,我就不走了。”胡临行前托汤用彤代理校长,“汤当场拒绝”。缘何拒绝,一来汤用彤本就不太愿意参与行政,据档案馆馆藏的汤用彤两封无具体落款日期的信件,其具体内容就是明确拒绝任大学行政领导事务,谓对于加重责于他,“实怕得非常”。二者,此时的北大已是乱成一锅粥,搁在谁身上都不愿意。三者,校长胡适就这样走了,临时委他人代理,大有甩包袱之意,这在同仁心中难免不满。

胡适所以能走是蒋介石派陈雪屏直接安排的。国民政府知道守不住了,便考虑将一批重要学人运走。1948年12月17日蒋介石发电报给傅作义,要求将62位学人分别疏导,“即日南下”。62人的大名单分为四类,一是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三是在平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譬如梅贻琦、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兰、叶企孙、贺麟、徐悲鸿、朱光潜、毛子水、杨振声、钱三强、沈从文、邓广铭等人。(转引自黄克武 《蒋介石与贺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7期) 可以想见,胡适的走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棋局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于胡适个人而言,他很明白离开北大后,不可能再回去了。因此他在日记里说,他是一个“逃兵”“难民”。并且胡适还多次强调对北大的深情厚谊,“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对北大自然有感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对数千出路不明朗的北大师生而言,胡适的走无疑令他们相当反感。季羡林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向达亦表示,“我们上了胡适的当”。有的教授主张给胡适写信,质问他走了还要不要照顾学校,要不要为文化古城北平说几句话。罗荣渠认为,胡适连熬过校庆的勇气都没有。

1948年12月17日,胡適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庆纪念会,顾颉刚日记记载,胡适谈及北大“泪随声下”。而这些,在罗荣渠眼里却是演戏,听说他以擅离职守故向教育部自请处分,果真如此的话,那真亏他做得出来了。大人物多是沐猴而冠,善于演戏者也!”

北大校长职上的胡适,是做得辛苦又得不到吆喝,自己还满腹委屈,后来者实在不应加以恶意揣测,然对其出处进退尚可作进一步探讨。大概来说,胡适此人相当聪敏,爱修饰自己,修饰意味遮蔽,常见手段是不明说,有时还放烟雾弹,因此需要摸索一番,才能定位其“坐标”,即在责任与担当方面,作为校长的胡适难辞其咎。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11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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