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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文艺奖评选始末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杨建民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段吸纳外来文学,延续古代文化,并在离析或融汇中曲折前行的发展期。其间理论纷纭,小说,散文,戏剧……创作此消彼长,呈现一派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可是,大约是传统所致,给这些作品评奖,却是颇为稀有的事。但在1936—1937 年间,在国内颇具影响的 《大公报》,却进行了一次公平、准确、高品质的文艺评奖。

這先得从该报的一次十年纪念说起。《大公报》,原来是由天津的一位天主教徒英敛之创办,时间是1902年。1926年,英敛之逝世。吴鼎昌出资,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将该报盘了过来,成立了一个“新记公司”进行经营。经过十年努力,到1936年时,《大公报》 已是全国颇有名气的报纸了。报纸有了名气,收益就好。再加上当年《大公报》 上海编辑部成立,4月1日《大公报》 上海版创刊发行。为打开销路,主事者胡政之社长希望有一些影响力大的动作,于是就想借接手该报十年纪念,搞一次活动造造声势。他首先瞄准了当时热热闹闹的“文艺”副刊版。

《大公报》 文艺版,最初由前辈学人杨振声及文学名家沈从文主持。在此过程中发现并推出了文学新人萧乾。待到大学毕业,萧乾便进了 《大公报》,参与“文艺”副刊编辑。杨、沈脱手后,这一个版,就萧乾一个人编辑完成。当时的 《大公报》 文艺副刊上,诗歌、散文、小说……样样齐备不说,萧乾还在这个版面上,把“书评”这个当时还颇不为人重视的门类,搞得红红火火。“文艺”副刊红火,当然得依靠一大批作家,而这些作家的名声和文章影响,又是当时报纸需要的,所以,纪念报纸十年之际,胡政之就与萧乾商量,想通过该版搞一次全国征文作为纪念。

一家报纸,搞全国性的征文,那得收多少稿子?可此版面编辑却只萧乾一人,肯定忙不过来;再说,征文裁判得有威望,总得请些名家吧;名家也各自忙,“征文”很难逐篇来看,即使能阅读一部分,这意见也很难集中到几篇上去。这个难题当时显然突出。

1936年,恰好也是开明书店创业十周年。开明书店搞的纪念活动,是以较高的稿酬,特约一些作家专题撰稿。这些稿件,出版成两本纪念集《十年》、《十年续集》。萧乾感到这种形式不错,因为他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名作家和一些有才华的作者。可常常有独到想法的社长胡政之不同意。他觉着人家“开明”已经搞了,自己跟着仿效,显得不能出新。

两种方式都不行,萧乾想起了在大学读书时了解到国外的一种形式,那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每年都评的普立兹 (今译“普利策”) 奖。普立兹奖的办法是发奖给已有定评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本报发表的,但却已经在国内产生影响。这样,评奖尺度较易把握,奖励也容易引起广泛效应。萧乾将普立兹奖情况介绍之后,胡政之觉着很合适,便立即决定下来,让萧乾马上拟定评选办法,并开列一个评选人名单。

报纸主事人对此事颇有兴致,是因为当时报纸办得好,收获也就颇丰,拿一点钱出来作奖金,完全是一件能够扩大影响的有益之事。因此,胡政之不仅同意搞文艺奖金,同时还要搞“科学奖金”。不仅一次评奖,还要仿效普立兹奖,一年一度,进行奖励。当时 《大公报》 馆决定每年拿出3000元:文艺奖金一千元,科学奖金两千元。文艺奖金自然是萧乾主持;“科学奖金”评选工作,则聘请生物学家秉志先生来主持。

“文艺奖金”这一块,根据主事人拟定,奖给一至三人。评委由萧乾约请。当时有一批著名作家与 《大公报》 有着密切联系,萧乾便借重他们的声誉,组成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十分权威的评委会:杨振声、朱光潜、叶圣陶、朱自清、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这十人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所以在一起开会很难,主要由萧乾负责来往信件,沟通协调。

从一些当事人的记录看,当时的评选还是十分认真、严谨的。虽然没有开过全体评委会,但评委比较集中的北平,还是召开过数次评委会。譬如评委之一的朱自清在其日记中描述过评选的情形。1937年1月24日:“早访杨君 (按:杨振声)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 《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 《日出》 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 《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从记述人名看,快人快语,对文学有颇深造诣,本人也是文学名家的林徽因也兴致颇浓地参加,并发表对作品看法;叶公超并非评委成员,他也许正在杨家做客或随他人而来,也参与发表意见。从这段对作品的评议看,优秀者说得出价值所在,问题也把脉得十分到位。“盛赞”《画梦录》,判断其为“中国最早之散文”云云,均非泛泛之论。这两部作品后来均获奖,与他们的高度评价不无关系。当时的这批文化人,品味不俗,识见颇高,令人感佩。

从朱自清日记还可看出,开会前,大约是有过沟通的,评委对备选作品,事先也经过阅读。此次评委会前两天的1月22日,朱自清日记中有这几句记载:“读完 《八月的乡村》,无甚新鲜材料。”第二天 (1月23日) 又有:“读 《日出》,极为倾倒。”这两部作品都是授奖作品候选的重点篇目,均在评委会讨论时出现过。可这次参会是哪几位,朱光潜、沈从文等参加没有?朱自清却没有注明。也许在他看来无需记,可后来查询者却无从着手了。不过日记中的一些记述,还是给了我们一些猜想的可能。此次评委会后不过两三天,朱自清前去朱光潜处商量事宜,并在那里吃饭,可见联系紧密。不多天后的2月25日,朱自清与几位友人逛长甸:“同行者有金甫 (杨振声)、从文、林徽因……”加上朱自清自己,北平的评委就有四位。想来,最低限度,这几位参加了前次评委会的。

不久,评委之一的杨振声还将曹禺的 《日出》及 《雷雨》 两个剧本,送给胡适看。当天是旧历除夕,胡适家客人极多。可到了晚上,胡适居然还有兴趣看了剧本,并在日记里记下观后感:“读曹禺 (万家宝的笔名) 的 《雷雨》、《日出》。杨金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 《日出》 很好,《雷雨》 实不成个东西。《雷雨》 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胡适还进一步分析:“《雷雨》 显系受了Ibsen、O'Neil(即易卜生、欧尼尔) 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也不是中国事。《日出》 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看来,在当时的著名学者群中,对《日出》 成就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第二天是春节,朱光潜夫妇来胡适家拜年,胡适还专门与朱谈起了曹禺的这两部戏,大约因为朱光潜也是此次文学奖评委之一的缘故吧。endprint

到了1937年3月,大约意见进一步集中,评委们继续阅读入选作品。3月5日朱自清日记中记有:“开始读 《江上》。”3月6日继续记述:“读《江上》。采用了新的手法,且表现形式也不似 《八月的乡村》 那样笨拙,已提高了不少。但除第三幕‘江上外,情节未充分展开。第四幕对随笔风格是相当的考验。”《江上》 是萧军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可不知朱自清为何用“第三幕”“第四幕”这样的字眼,是说第三篇或第四篇吗?“读两段萧军先生的 《羊》,萧军即前一本书的作者。《羊》 发表较早,但技巧颇成熟。”《羊》 也是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当时候选的获奖小说,似乎集中在萧军的作品上。当天下午,北平方面的评选结果出来了:“文学作品评奖委员会开会。我们评定《日出》、《画梦录》 与 《江上》 得奖。”

应该是后来其他意见不够统一,在3月27日这一天,朱自清“上午进城。与沈商谈,结果议定维持奖委原案。”“沈”即为沈从文。大约其他地区评委有其他看法,朱自清与沈从文商议后,代表北平评委,“议定维持奖委原案。”

在这次评奖中还出现有一段插曲。从后来发布的评选结果看,除曹禺 《日出》,何其芳 《画梦录》 登榜之外,萧军作品并未入选。对此,萧乾后来回忆说:“小说方面提的是田军的 《八月的乡村》。”(“田军”系萧军另一笔名)只此一句。看来,为何萧军作品未被入选,他似乎也不甚清楚。这个谜,还是后来被巴金的一封信揭开。1979年初,巴金读到萧乾的回忆文章后,就相关问题致函萧乾:“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萧军的 《羊》。你要我去问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萧军不愿,这才改给芦焚的 《谷》。芦焚得了奖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 (他到天台山去写文章)。”原来如此。萧军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大家集中看好其作品,授予其文艺奖,他却“不愿”接受。这在今天看来真不可思议,就在当年,也显得相当“执拗”。

看来,原来的备选小说,确实集中在萧军一人作品上。萧乾回忆是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巴金记忆是短篇集 《羊》,而朱自清日记却是短篇集 《江上》……虽各自回忆不统一,但皆为萧军作品却无疑。可这似乎也不算矛盾。这几部作品,在朱自清日记中均出现过,应该也被评委巴金阅读并发表过意见。萧乾在与评委们联系时也应当参与了意见,留有印象,只不过北平的几位评委评定为 《江上》 罢了。

当然,此时新文艺已取得相当成绩,一批成熟优秀作品相继出版,使评选相对容易。当时的评选思想,是以小说、散文、戏剧为主,最好各占其一。这样的结果,在当时反响强烈,并且确实有艺术水准的作品便被纳入视线,在经反复酝酿协商,最后发布的结果为:

小说:《谷》,作者芦焚;

戏剧:《日出》,作者曹禺;

散文:《画梦录》,作者何其芳。

评委们认为,各种体裁之间无高低之分,所以不搞等级,1000元奖金由三位作者均分。

这三部作品,曹禺的 《日出》,何其芳的 《画梦录》,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谷》 的作者芦焚,后来改了笔名,在文坛上以“师陀”知名。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在艺术方面,都各具千秋,是现代文学史上立得住的作品。当然,这次评奖也是颇为正规的,评选委员会对入选的三部作品分别予以如此评价:

一、《日出》 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二、《谷》 的作者蘆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揉和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三、《画梦录》 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 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此次文艺奖金评选结果发布之时,正值日寇全面侵华的前夜。故此,《大公报》 在 《本报文艺奖金发表》 的社评中,对严峻现实下作家、艺术家身负的责任,表达了极高的期望:“决心完成近代文坛前辈未完成之事业,把握现阶段救亡卫国之急需。共以义侠之精神、悲愤之态度,以进民德,以浚民智,以泯社会之不平,以除风俗之病态。庶几因个人与社会之一般进步,而促民族复兴之速成。至于文学家处世立言之道,应勇敢地保持其合法之著作自由,对一切问题为公诚地批评指导,勿颓唐、勿苦闷。以唤不文、不学之人,亦将努力学为诸君作品之理解者、同情者,以共扶翼中国文艺界之振兴。”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人性良知。

值得今天人们注意的,是十位评委均无作品参选。他们中有散文高手朱自清、叶圣陶、林徽因、凌叔华等,小说方面有沈从文、巴金等,以他们的作品成就,显然是可以入列的。可无一人被他人或自我提名,当然更无人获奖。由此反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规矩:评委不应同是裁判,又充当被裁判者。

此外,从朱自清日记看,这些评委,在工作之余,要读若干部小说 (还有长篇)、剧作、散文作品,还在私人家中集中开评委会数次,讨论、评定……这无疑将费去很多精力和时间。以今人的眼光看,他们一定获得不少报酬吧。没有!在评奖操作者萧乾那里,老板只给了一千块的奖金,由三位作者“平分”。至于各位评委,萧乾只说由他书信联系,反复“酝酿协商”,没有提及报酬。还可证明的有萧乾在1993年写的 《这不该也改一改?》文章回忆:“记得一九三六年我为上海《大公报》 经办‘文艺奖金时,老板总共就拨给我三千元。当时我可是一分不少地都奖给了三位获得者——芦焚、何其芳、曹禺。那时评委分散在上海、北平和武汉三地。我连个长途电话都没舍得打,全靠书信往来,交换意见,直到最后取得了一致的结果。”(萧乾文中所说的“三千元”,是文艺、科学两个奖项的全数。文艺奖一千元,科学奖二千元。) 这么看来,总数规定死了,奖金均分给了作者,评委们,当然是义务劳动!这篇文章中,萧乾所发议论,在于他了解到,当时 (1993年) 国内的一项评奖,“奖金占总额数的三分之一,评奖费用占三分之二。”而评奖费用,主要花在宾馆餐桌开销上。两两比较,使得萧乾在“吓一跳”之余,写出了自己评奖时全数奖金给了作者,自己,当然包括评委,一分未得的另一种评选方式。

可就这样,评选结果在1937年5月公布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点风波。不过并不是出现在几位评委中间,而是来自 《大公报》 经理部的一位主任。这位主任当时私人开了一家书店,出版的一部书听说得到推荐,但最终没有得奖。他便寻到主办者萧乾,大闹一场。在获奖一方,也有不自在的。譬如小说获奖者芦焚,虽然获奖,可知道萧军拒绝在前,而后转颁给他的,心里也不爽。他在当时给巴金、靳以的信里,这样描述心情:“关于大公报的事,虽是小事,倒真觉得左右为难,拒不对,受也不对,熟思的结果,觉得还是马虎了事比较圆满些。兹特附上致大公报的信,上海和北平近来如无特别不近情理的言论,就请代我投邮,否则请即情商文化生活社代拨三百四十元给大公报馆 (我想你们也许不怕我卷款潜逃)。我全凭你们办理,而责任决不会让你们负的。匆此颂好”。“拒也不对,受也不对”,可终于还是“马虎了事”地收下了。对于当时不宽裕的文人,这笔钱不多,可也不算少。

原本预设一年一度的 《大公报》 文艺评奖,随着日寇全面入侵中国而彻底烟消云散。笔者这些年研读现代文艺事件及人物,每每在这个时间节点,看到我国多项发展事业被阻断,深慨日寇行径,除去对我国人员、物资造成巨大损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尤为深切,无可弥补。这个奖项的未能继续,亦为其中之一。但是,从此次评奖本身的种种情形看,办事人 (萧乾) 与评委们,是秉承着忠实文学精神,从艺术创新及成熟角度,来对当时出现的作品予以客观评价的。评委的“无偿劳作”恰恰排开了其他非文学的影响;评委们的本身专业特长及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加之素朴清洁的个人品质,又使得这次评奖保证了高水准的客观公允。今天来看,他们当时的运作手段或许简单 (信件联系,连个电话也舍不得打),可由于程序、观念的确当,评委们的职业精神等因素,使得这次评奖成为当时中国稀有却精彩的一次文艺亮相。后来的多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这几部作品的评价,还常常借鉴 《大公报》 当时评奖的评语。这在评委和主持者,实在是一件可以长久欣慰的事。

(选自《文史天地》2017年第9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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