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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司法故事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郝在今

土沟壑的延安,这天来了天上贵客。

1940年5月31日,南洋华侨总会会长陈嘉庚,飞来延安访问。华侨富商陈嘉庚,带头捐款支援抗战,从新加坡飞到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重庆访问结束本该返回南洋,这老先生却令人意外地非要看看延安。

这样的贵客来延安,毛泽东亲设家宴,隆重接待。陈嘉庚惊讶地看到,毛泽东的住处不过是“土洞”,黄土窑洞。窑洞门口的露天小院,摆上个木头方桌,方桌上加盖个圆桌面就成了圆桌,四张白纸铺上就是桌布。白菜、咸萝卜干,主菜是锅鸡汤,房东大娘杀了下蛋的母鸡。延安就这样接待贵宾,这会给陈嘉庚留下什么印象?

“雷公”事件:如何避免错案

陈嘉庚此行,就是要通过现地实感,了解国内抗战的实情。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从新加坡飞抵重庆,代表海外华侨慰问国内的抗战军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度重视陈嘉庚来访,特地拨出8万元接待费用。陈嘉庚住进豪华的嘉陵宾馆,却得知这里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私产,立即搬出。陈嘉庚又找了一处平房招待所,打开自己带来的帆布行军床。这陈嘉庚虽然是南洋首富,但自家财富都是辛苦打拼而来,见不得奢靡。第二天,重庆各报刊登陈嘉庚的声明:“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均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

重庆令人忧虑,延安现状如何?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劝阻,非要看看共产党怎么治理。看共产党当然要去“首席边区”陕甘宁。延安气象绝然不同。毛泽东陪同陈嘉庚在延安城里逛市场,沿路老百姓和毛泽东闲扯,并无警卫阻拦。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嘉庚来了,看见了。“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富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大中华民族”!陈嘉庚用词警心,这大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方此之时,全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眼望重庆和延安—— 无形中,重庆和延安在进行一场国家治理的竞赛。可惜,“重庆虚浮乏实黑暗腐败,国难当头仍灯红酒绿”,这让陈嘉庚深深忧虑。到了延安,却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陈嘉庚返回南洋后,在缅甸仰光华侨欢迎大会上振臂高呼:“中国希望在延安!”

重庆虽然在治理上竞争不过延安,但手中有钱。这年秋天,国民政府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资供应,禁止药物布匹等进入边区。边区如何生存?140万人口如何养育数十万人的部队和机关?共产党遭遇经济危机,陕甘宁边区面临弹尽粮绝。

越是缺粮越是需要多征粮。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干旱少雨的延安突然天降暴雨,一声巨响,雷电击中会议室,与会八人受伤,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当场死亡。民间向有天人感应之说,一次普通的自然灾害被老百姓传得沸沸扬扬:县长遭了天打雷劈,干了亏心事了!有人更说:老天爷不睁眼,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

这陕北不是寻常地方,当年李自成起义就是陕北灾民造反。边区保安处向来严密注意社会动向,听说攻击毛主席的言论,立即将其列为反革命案件,严肃追查。毛泽东得知此事,却并不惊讶,先问说话人有无政治背景。得知其人不过是个普通农民,毛泽东制止了保安處的追查。毛泽东又想了很多。一个农民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懂得农民不会无缘无故骂人。毛泽东判断:这说明我们工作中出了什么问题。

调查一番,发现农民的主要意见是征粮太多。保卫贫弱的边区需要强大的力量,而庞大的脱产队伍又会对贫弱的边区竭泽而渔,党内干部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悖论。没想到,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无党派参议员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精兵简政,精简的目标是军队和机关,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回顾民国历史,多少次搞军队整编,没有哪次成功。执政者谁肯放弃既得利益?

可是,毛泽东却十分欣赏李鼎铭的建议。边区政府立即成立编整委员会。1941年12月,边区政府政务会议决定大量缩减人员编制,1942年公粮只征收60万石,比上年减少4万石;公草只征收1600万斤,比上年减少1000万斤。一手节流,另一手开源,毛泽东又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全边区从主席到办事员个个劳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延安这支精干的队伍,居然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

政党如何执掌政权,政权如何为人民服务,延安作出了回答。一起“雷公”事件,引出诸多后果。保卫部门不仅避免了一次错案,而且学习着如何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如何对待公民。

接下来的1942年,边区党政部门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设立禁烟督察处、开始“延安整风”、部署乡参议员选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的首席边区,尽管不是人口最多,却是重要性最大—— 中共中央的驻地。中央驻地也有难处,脱产比例大,民众负担重;中央驻地更有好处,政策调整最得力。此时的陕甘宁边区尽管并非物质极大丰富,却也是有衣有食,活泼民主,治安案件更是非常少。

奇异的盗窃案

陕甘宁边区治理有效,刑事案件少而又少;对社会而言这当然是好事,但公安干部却少了破案实践。一旦出了案子,就发现本领不够。

这年陇东大旱,庆阳县政府拨出专款救济灾民,县民政科长李森浩只身带着六千元边币,回老家高迎村救灾。当晚,李森浩留宿区合作社,同住一孔窑洞的有区公署文书李和材、合作社王主任。第二天早上,王主任和李和材先后离去,李森浩起床时,却发现压在枕头下面的六千元不见了。合作社众人反复寻找未果。李森浩回忆,这天早晨王主任走后,钱还在。后来,自己上了一次厕所,回来又睡,起床时钱就没了,李和材也不在了。李森浩这样一讲,偷钱的嫌疑就落在李和材身上。

那李和材好抽大烟,50岁还没娶上老婆,自有疑点。可那人一向胆小怕事,又不像个敢偷钱的人。有人就议论,这李森浩也不是好货,过去巴结国民党欺压百姓,现在被共产党留用下来,狐假虎威,说不定是贼喊捉贼。endprint

李森浩先行回家,王主任和李和材还在琢磨:那人去完厕所钱就丢了,是不是把钱藏在厕所了?两人去厕所搜,果然找到了钱。可是一清点却只有四千元。两人又去李森浩家,从他弟弟手里诈出少下的两千元。

照说,此时案情已经了结。可两人一想,李森浩太坏,不能便宜他。不如将六千元藏起来,逼他赔偿。但李森浩非说这两千元是亲戚托他买大烟土的钱,反要李和材交出六千元来。

双方争持不下,案件难断。报到区公署,区公署断不了,报到县政府,县政府说数额巨大,又报到分区保安科。保安科一时也难做结论,于是将李森浩和李和材同時收押。

一天,庆阳县罗副县长突然找到陇东保安科长李甫山,递上一封信。李甫山摊开细看,不禁大吃一惊。那抬头的“兴隆兄”,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驻平凉头目的代号!信件的内容被烧得断断续续:“关于……的事……吃紧……保守秘密……我一定办……务必等待……切勿……”原来李森浩揭发,自己找李和材下棋,见他慌慌张张把一封信揉成一团塞进炕洞。后来李和材上厕所,自己乘机把信掏出来,已经烧成这样。

这显然是一封特务联络信件,虽然没有落款,却确是李和材笔迹。再联系王主任已经交代匿藏六千元的事实,更可认定是李和材盗窃全部钱款,企图破坏救灾。于是,陇东法院决定逮捕李和材,李森浩则无罪释放。

处理此案后,专署接到一些群众反映,说李和材是老实人,而李森浩与罗副县长是连襟,官向官,民向民,乌龟对着王八亲。还有人发牢骚,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也一样,还是向着当官的。

这时,边保的保卫部长布鲁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陇东巡视。听说边保领导来了,庆阳干部杜承先上门反映问题。布鲁找到李甫山,要过那封信,仔细琢磨。布鲁向来喜好钻研物证,这次拿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联络信件,更是爱不释手。反复观察,疑点不少,于是又找李和材核实。这抽不上大烟的李和材头脑混乱,承认这是自己的字,却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信。至于那六千元的事情,李和材承认自己藏起,准备报复李森浩之后交公。

案情复杂,布鲁把全部案卷调来,召集自己带来的一个小组与边保陇东外勤组一起讨论案情。布鲁有意引导大家争论,让吕璜代表李森浩,葛申代表李和材,各自辩护对质。随布鲁来陇东的保安处女干部吕璜毕业于七里铺,边保的“黄埔一期”,珍惜这个学习破案的机会。吕璜仔细研究了全部案卷,认为李和材偷钱属实,理由有四:一、李森浩叙述的丢钱过程可信。王主任离去后钱还在,李和材走后钱就没了,偷钱人只能是李和材。二、李和材说李森浩偷钱不可信。若是李森浩偷钱,为何不全部带走,反而留在厕所一部分?丢钱后,李和材立即从厕所找出这些钱,又很快从李森浩家中追出余款,顺利得像事先安排好的。三、李森浩给弟弟的钱,已经有人书面证明是别人托他买烟土的,与此案无关。四、李和材虽然否认密信是自己写的,却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亲笔字,这种顽固态度,恰恰说明他是个狡猾的特务。

初次接触复杂案情就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吕璜沾沾自喜地看看布鲁。没想到,这个训练班的老师却不动声色,只是示意别人发言。葛申虽然主管一个外派情报组的工作,却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这些日子,葛申随同布鲁到发案的高迎村实地调查,得出的看法恰恰与吕璜相反。葛申提出关键证据:从厕所找出的钱,与李森浩家中找出的钱,票面号码连号,必然是从银行一次提取。这证明:李森浩弟弟手中的钱不可能是李森浩亲戚给的。高迎村的群众还反映,李和材与李森浩有前嫌。李森浩依仗自己在县里当科长拖欠公粮,李和材带人到他家催粮,还吵了一架。这次可能是挟嫌报复。

葛申的分析令人信服。可是,对于本案的重要物证,那封密信,葛申也觉得不可思议。众人纷纷发言,讨论来讨论去,难点还是在那封密信上。

“红色福尔摩斯”

破案的重担,压在布鲁身上。在边区保安处的干部中,布鲁是少有的白区干部。布鲁在家乡海南岛秘密加入地下党,参加博鳌暴动。暴动失败后又转到南洋,任工人纠察队长。回国后在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工作,颇有秘密活动经验。布鲁还有个私人爱好—— 看福尔摩斯探案小说。

这次遇到复杂案件,布鲁潜心钻研,像福尔摩斯那样细心琢磨物证。布鲁把一个纸团扔进火盆。烧过的信件,焦处都是棱角,而那封密信的焦处竟然都是圆洞?布鲁试验用烟头烧去,果然出现同样的圆洞!如此判断,这密信很可能是李森浩制造出来的假信。可是那李森浩大字不识几个,能有这般高明?

布鲁手头正好有罗副县长写来的一封信:“布鲁同志,关于发现密信的经过情况,已经写出,请你审阅。是否面谈,请约定时间我再联系。”布鲁用烟头烧掉抬头与落款,又烧掉中间的一些字,让吕璜与葛申一看,那信变成:“……关于……情况……请你审阅……面谈……约定时间……再联系……”也像一封特务密信!

罗副县长看着这封经过加工的信,手都抖了。布鲁用烧红的火筷子给他点烟:“如果抬头换上国民党的名字,这不也是特务密信?这是我用你的亲笔信陷害你啊!”罗副县长哆嗦了,手里的香烟怎么也对不上布鲁手中火筷。李甫山突然大吼:“你听清了没有?”罗副县长浑身一震:“我交待!”

此案终于真相大白。那李森浩本想私吞六千元救济款,没想到反被李和材追出,两人同时成了嫌疑犯。于是想出一个狠招,诬陷李和材是国民党特务。利用同屋关押的机会,李森浩请李和材代笔写信,说是托一个叫“兴隆”的亲戚买大烟土,信中就有了“保守秘密”等字眼。信写好后,用烟头烧掉落款和一些字词,于是就成了特务联络密信。这高明的主意来自连襟罗副县长,罗副县长又学自老戏 《蒋干盗书》。

此案重新审理。李森浩和罗副县长被捕,李和材无罪释放。李和材年大体弱,出来不久就病逝了。陇东专署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公开追悼李和材。刚刚解放一年多的庆阳,群情激动,纷纷称赞共产党干部公正廉明。

搞保卫容易有个倾向,看案情复杂化,上纲上线,甚至把普通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边保此时正在纠正过去肃反的左倾错误,强调实事求是。布鲁此行陇东,主要任务是侦察“军统”特务案件,捎带又破了这个奇异的刑事案件。能破奇案的布鲁,在边区声名大振,人称“红色福尔摩斯”。endprint

“刘巧儿”和“马青天”

老百姓习惯把廉明的好官称为青天大老爷,陇东的好官姓马,所以有了马青天之说。其实,陇东的领导人有两个马,地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两人都是陕北人,都是陕甘宁边区的开创者,都在陇东长期任职。

马专员的执政方式和国民党的专员大不相同,经常扛着一把镢头下乡,走到哪里就帮群众干活。锄着地,聊着天,就把情况调查清楚了。马专员兼任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却绝少在庆阳城里升堂断案,马庭长的法庭常常设在案发地点,哪里有案子就到哪里同当事人座谈。

陇东华池县的农民封彦贵,有个女儿叫封捧儿。捧儿四岁时被父亲许配给张湾村农民张金财的次子张柏儿。封张两家是远亲,捧儿经常跟着奶奶去张湾串门,和张柏儿逐渐也有了感情。可是,待到女儿长成十八岁的大姑娘,封彦贵后悔当初订婚没收彩礼,于是教唆女儿以“婚姻自主”为借口提出解约,同时暗自把女儿许配给张宪芝之子,自己得了法币2400元,银洋48块。张金财家得知此事,向华池县政府告发。娃娃亲、买卖婚姻,都是民主政府禁止的封建婚姻,县司法处判处两次婚约都撤销。张金财家还是不服,封捧儿也舍不得张柏儿,两个青年人偷偷会面,封捧儿当面表示愿意与张柏儿结婚。对于女儿的选择,贪财的父亲说啥也不同意,又把女儿许配给地主朱寿昌,得了法币8000、银元20,还有四匹哔叽……想起陇东有个马专员断案明白,封捧儿于是独自步行80里,到庆阳告状。马锡五得知原委,第二天就走村串户调查实情,还特地征求封捧儿的意见。封捧儿坚定地说:“朱家有钱我不爱,我爱的是张柏儿老实忠厚劳动好,死也要和张柏儿结婚!”

农历四月十七,悦乐区召开三乡群众大会。主席台上,身穿粗布衣裳的马专员,协助华池县司法处,公开审理。当着上千群众,马专员逐个询问当事人,又征询在场群众的意见。而后,法庭当场宣判:一、封彦贵违反边区婚姻法,屡卖女儿,所得彩礼全部予以没收,并科以劳役半年,以示警诫。二、黑夜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碍社会秩序,判处为首者张金财徒刑半年,其他附和者给以严厉批评教育,以明法制。三、封捧儿和张柏儿基于自由恋爱而自愿结婚,按照边区婚姻法规定,准其婚姻有效。三条判决得到群众拥护,全场欢腾。马专员又当场给封捧儿和张柏儿发放结婚证书,表扬他们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婚姻自主,值得提倡。到场群众纷纷赞叹:“真是马青天啊!”

此案意义非同一般,当中创造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法,被马锡五用来解决多起民事纠纷。通过司法实践,马锡五逐步形成一套审判特点。一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轻信呈状和口供,而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清是非,量罪定刑。二是把审判同调解相结合,对一般民事案件尽量采用调解。三是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不一定坐堂审判,而是尽量深入基层方便群众。

中共中央及时总结推广马锡五的经验,《解放日报》 称之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由此,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司法工作又大进一步。

马锡五从此成了著名法官,1946年当选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54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封捧儿的真实故事,也于1945年被邊区保安处的秧歌队编成秦腔 《刘巧儿告状》,解放初期这出戏又被北京评剧院改编成评剧,风靡全国。封捧儿本人后来起了个大名封芝琴,加入共产党,当选为华池县人民代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回陇东视察,封芝琴在人丛中小声喊:“马专员!”马锡五一下认出:“你是封捧儿?不,应该叫你刘巧儿呀!”

延安时期形成了以调解方式解决一般民事纠纷的做法。法治历史悠久的西方国家,向来不注重调解方式,民事纠纷动辄上法庭,审不胜审。至今,到中国访问的一些外国司法界人士,也高度评价这个中国特色。

(选自《同舟共进》2017年第10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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