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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与得君:李鸿章与晚清官场生态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刘绪义

李鸿章一直被后人视为晚清的“国家重臣”,确实,看起来似乎内政外交都离不开他一力担当—— 对内领淮军,督直隶,办洋务,建北洋;对外战日本、战法国、战英国,几乎是哪里要签和约(《马关》 《辛丑》),哪里就有他。

然而,李鸿章真的很“重”吗?究竟又有多“重”?

论职务,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被朝野视为“北洋领袖”,被慈禧目为“再造玄黄之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论结果,他一生被保守派骂作汉奸,被清流党骂作汉奸,被义和团骂作汉奸,被清国子民骂为汉奸。

要分析李鸿章究竟有多“重”,不妨从传统的儒家政治道統来分析,也就是“得人”与“得君”这两个层面。

得人:李鸿章的无奈

“为政在得人”,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经典,《帝范·求贤》 云:“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这与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所说的意思一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

“丈夫只手把吴钩”,一生以敢任事著称的李鸿章也早早地留意人才,他能够在接过曾国藩之命后短短的时间内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淮军,即是因为延揽到张树声、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人。

然而,李鸿章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用人唯亲,只要出身淮军,稍有才干,足够忠诚,无论贤愚,都能得到李鸿章的青睐重用,即使出了事,也会得到其庇护。他不惜为僚属、旧部、同乡徇私枉法。淮军旧部杨宗濂被参革职后,李鸿章惜其才可用,指使他向醇亲王“报效二万金”,得以官复原职,“交北洋委用”。虽然在北洋武备学堂创办过程中,杨宗濂总其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择人不分贤否,李鸿章反过来受其所累。如 《清史稿》 就称他: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其女婿张佩纶也直白地说: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

毫无疑问,李鸿章能够在晚清官场上崛起,离不开其所得之人的帮助。然而,好用小人,志节之士不乐为用,这能说李鸿章得人吗?熟读经史的李鸿章不会忘记唐太宗对侍臣所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择官》)

好用小人,虽然与唐太宗重在得贤才的主张悬隔,倒也并非全错。倘若能做到太宗所言“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也不失其得人之法。换句话说,至少要像高泰进谏苻坚所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要对所用之人予以审举核真,否则志节之士自然远离。

刘邦得到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成就了大汉帝国。李鸿章不是刘邦,于得人方面甚至无法望其项背。对1890年代的中日战争,李鸿章的女婿兼幕僚张佩纶认为“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虽然甲午之败不能全然怪罪于李鸿章,但导致陆军无帅、海军无才的局面,他难辞其咎。

是否晚清没有人才?这一点,他的老师曾国藩早有论证:“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对于晚清的人才,袁世凯有“天下翰林三个半”之说,这三个分别是张佩纶、徐世昌、杨士骧,半个则是张謇。

张佩纶是晚清名气最大、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生平受清流党骂得最狠、也最厌清流的李鸿章独独不忌张佩纶。张于光绪年初入李鸿章幕,李鸿章非常喜爱张佩纶之才,先是让其参议天津海防,中法战争中署船政大臣,不料遭致全军覆没,被褫职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获释后,再入李鸿章幕,娶李鸿章小女儿菊藕为妻。甲午战争中,遭御史弹劾其干预公事,被勒令回籍。1901年,李鸿章保荐其随办和约,张佩纶再度北上入李幕。

三度入幕且成为女婿的张佩纶其实与李鸿章存在很大的分歧。除了他的清流身份树敌太多外,张佩纶还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在中俄交涉中也与李鸿章意见不一致。虽然李鸿章视其为奇才,多次延揽在身边,但对自己办事并无裨益。

另一个例子是袁世凯,袁世凯受恩于李鸿章,又出身淮军,甚至吴大瀓也在李鸿章面前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 (张佩纶) 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但李鸿章却未能得袁世凯之力,甲午战后,袁世凯改换门庭,谨事荣禄。

凭心而论,李鸿章的识才、惜才、得才之心,并不逊于曾国藩,即使是出身淮军,后来站到李鸿章的对立面—— 翁同龢阵营的张謇也心存感佩。1911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但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罗致人才的胸怀和眼光,也让张謇深为所动,他在 《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 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

对于栽培人才,李鸿章可谓用心。同治九年(1870年) 以秀才身份入李鸿章幕,协办洋务的盛宣怀,是一个奇才,李鸿章盛赞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他也没有辜负李鸿章,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京汉铁路、南洋公学 (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堂 (天津大学)、中国通商银行等,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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