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 登陆 | 注册 | 留言 | 设首页 | 加收藏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读书文摘 > 文章 当前位置: 读书文摘 > 文章

商务“被难”与书林“志痛”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张稷 张人凤 陈先行 周武 陈小文

在2018年末商务印书馆一年一度的好书评选中,一套与商务印书馆历史相关的大部头书,以其厚重而典雅的质感,牢牢吸引了众人眼光,它后来也进入了商务印书馆本年度的十大好书之列。参与评选的学者解玺璋评价说:“商务今年大部头的书特别多,而且都很重要,像 《涵芬楼烬余书录》 这个书其实非常重要。日本对文化的摧残是有实证的,而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一本见证史实、深藏文化价值的好书,它是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

《涵芬楼烬余书录》 由商务前辈张元济先生所著,张菊老曾自序谓“题曰‘烬余,所以志痛”者也;顾廷龙先生后序称,发表 《涵录》,“不仅烬余之书有一详细之纪载,亦且示举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励后人作勿替之爱护也”。

一本版本目录学专著,为什么如此重要?一个“烬”字,又带出怎样的历史之痛?这本书2018年在上海书展所做的一次现场活动中,专家学者对此做了充分解读。

—— 原编者

张稷 (主持人):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总编辑

张人凤:张元济嫡孙,商务印书馆馆史专家

陈先行:上海图书馆研究员,《涵芬楼烬余书录》 整理者

周武:历史学家,研究课题之一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历史

陈小文:商务印书馆副总编

壹 以幸存的547部善本,做成这本“烬余书”

主持人:今天我们带来一套新出的图书与大家见面: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 《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书的写作,前后历经18年。今天的对谈,就围绕这部图书,先请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介绍一下背景情况。

陈小文:大家都知道,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始地是上海,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为亚洲最大的出版社,同时在世界也能排到前三。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回到这儿,一方面有家的亲切感,一方面又有家的荣耀感,真的每次都非常高兴。

这场活动是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专家对谈会,对于这本书的缘起,我想接着主持人的话再讲一下。书中说的“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的藏书楼,当时收集图书是解决编辑用书的问题,后来收藏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各种图书,最后达51万本。这个时候扩充创立了东方图书馆,到1924年建成时,超过了当时国有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藏书总数。涵芬楼则成为东方图书馆中专门珍藏善本古籍的宝库。书名中的“烬”字意为“志痛”,日本人炸毁了东方图书馆,将一大批珍贵藏书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是文化单位,是和平单位,日本侵略军有预谋地投下了六个炸弹,把厂房、編译所、印刷厂炸了,又派人到东方图书馆纵火。他们认为,文献古籍没有了,会断绝中华文脉,造成毁灭性打击。当时51万册图书化为灰烬,纸灰飘扬几十里。

“余书”体现了张元济先生的智慧,张元济先生事先把涵芬楼原来保存的珍本古籍,优中选优,将其中547部移存银行保管柜,这幸存的547部善本成为“烬余书”。我们实际上是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来做这本影印的 《涵芬楼烬余书录》。

我还想说一说张元济先生的大智慧。张先生收藏古籍不是为了升值,他是希望通过出版,把这些书介绍给中国人。我学生时代读 《庄子》,书中说“藏舟于壑,藏山于泽”,都有可能被偷走。但是“藏天下于天下”,谁也不能动。张元济先生通过收集善本整理出版以后,让中国每个人读到这本书,他实际上藏天下于天下,不仅仅中国人,而且世界上的人,每个人都能读到这本书。这也是我们商务印书馆的宗旨: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我们今天谈涵芬楼与烬余书录,不仅仅回顾惨痛的经历,而且要看到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尤其张菊老救国救民、开启民智的精神。

贰 善本中有一部分,因为移存在银行,免于被毁

主持人:一本小小的书目,价值到底是什么?原稿本是从哪里到了上海图书馆?原来这里有一个渊源:因为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是张元济先生的弟子,所以张元济很多东西都通过这个路径传下来了。事隔多年,为什么上图又把它整理出来?我想请陈先生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张元济为什么要这样悉心地去整理这个书目?

陈先行:今天我们影印出版这本书,是为了不忘近代文化史上的这场大灾难,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我们蒙受了这样巨大的文化损失。所谓的烬余书,不只是说“一·二八事变”那场大火烧剩下来的书。之前张老真的很有远见,涵芬楼是收藏善本的藏书处,应该有3000或4000部的善本,张老在善本当中又挑了500多部,我自己认为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一二级文物性质的古籍,移存在上海金城银行,因为有这样的动作,使这一批古籍免于遭难。“一·二八事变”以后张老要为留在金城银行这批善本编写类似藏书志的目录,介绍给世人。也就是说商务影印古籍,所以就去收藏了这样一批书,但是因为有了那场灾难,张元济就希望把留存的部分,介绍给世人。

张元济工作非常忙碌,所以前后断断续续写了18年,一直到1951年,方才正式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铅印本。

出版之前顾廷龙先生配合做了不少工作。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张元济是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当时创办者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张元济,一个是叶景葵先生,还有一个陈陶遗先生。在出版烬余书录的时候,上图还是合众图书馆,所以书稿就放在了合众图书馆。到了1953年,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会在张元济主持下,决定把合众图书馆捐给公家,也把涵芬楼的藏书代表商务印书馆捐给公家。

合众图书馆1953年捐给公家以后,1955年改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到了1958年和其他三家图书馆合并成为新的上海图书馆,所以这个书稿一直由上海图书馆珍藏。然而学术界对这部书稿不是太了解,因为一般都是用1951年的排印本,稿本几乎没有人做过比较研究。当我们提出这个影印选题,好像还是张人凤先生说,为了纪念商务、纪念张元济,我才把稿本和排印本从头至尾做了校阅,我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纪念,也不仅仅是一个志痛,这部稿本在版本学、版本目录方面,是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的。

叁 为什么张元济要通过建图书馆的方式收集善本古籍

主持人:刚才陈老师谈了书稿在上海图书馆的来龙去脉,以及上图与其前身合众图书馆的关系。这涉及到了一个时代大背景,就是近代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过渡,传统藏书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过渡。张元济先生参与了这个过程,成为现代出版与现代图书馆事业重要的发起缔造人之一。我想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下,张元济为什么会投身到图书馆事业,为什么用建图书馆的方式搜购中外图书和善本古籍?

周武:张元济先生很年轻的时候,即在北京办通艺学堂时,就开始他的图书馆事业。当时通艺学堂就有图书室,而且制定了阅览规则,这也是近代图书馆最早的阅览规则。张元济先生到上海加盟商务之后是编译所所长,当时出版社跟我们现在概念是不一样的,很多书由出版社自己编辑出版,编译所要编书,就得要有很多参考资料,收集各种各样的图书最初是作为编辑编书的参考,所以设立了图书室,1919年把图书室正式命名为涵芬楼。他做了一些区分,普通的读本作为参考书放在图书馆,涵芬楼慢慢发展成为收藏善本古籍的图书室。

张元济先生后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就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学习西方的浪潮。但是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能把中国自身的东西扔掉,所以他有意识收集古籍,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的时候,建立东方图书馆,他把涵芬楼放到东方图书馆里面,变成古籍部,专门收集这方面的书。

正如陈先生所讲,他非常有远见,他觉得这些善本要有妥善的保存,放在涵芬楼不是很安全,所以就把收集来的善本当中最好的、最佳的、最重要的版本,单独移存银行,这些烬余书就是金城银行保存的一批。所以这个书跟 “一·二八事变”是联系在一起。是要让大家记住,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劫难。

肆 张元济整理、写作这本书十八年中的一些回忆

主持人:张人凤先生,这本书写作的时间特别漫长,在您记忆当中,有没有张元济先生整理、写作 《涵芬楼烬余书录》 这本书的相关情景?

张人凤:我有记忆的时候,我的祖父张元济先生年纪很大了。他当时做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做一点又做一点。“七七事变”以前,他主要在商务主编两部大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续编三编,还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所以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抽时间做起来的,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有文字记录的应该是1933年就开始了,他给商务丁英桂先生的信里提到做 《涵芬楼烬余书录》。大体上初步定稿大约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请江苏常熟的大藏书家瞿启甲老先生写了一篇后记,一部书大体上初步有眉目了,才会写后记,后来这本书又有修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这547部书当时是寄存在金城银行的保险库里。金城银行当年在江西中路200号,现在是交通银行的总部。那时是一家股份制的银行,叫金城银行,下面有很大的保险柜、保险库。

但是放在保险库里也有一定的危险,因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古籍是很关注的,他们想要。一旦他们下手的话,我们就很难抗拒了。所以商务印书馆有几个董事私下商议,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出来,放在各个董事家里,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秘密,不让外面知道,特别是不能有消息走漏给日本人或者汉奸。那么在我们家里也会有一点转移过来。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把这些书又集中起来,清点归回到保险库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张元济先生抽空再看看书,再修改一点,补充一点,来做这个目录。到抗战胜利以后,有好几种张元济批注了可以发排,就是可以定稿发排了。

但还有几种要做进一步修订,1949年,张元济先生中风,事情又中断了,后来50年代初他的身体稍微好一点,商务印书馆老前辈李拔可先生又请顾廷龙先生帮助他,一起最后定稿。我记得比较清楚,1950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午,顾廷龙先生都到我家里来,张元济先生中风,左边不能动,瘫痪了坐在床上,摆在床上有一个矮桌,在上面吃饭写字,顾先生坐在他旁边,两个人谈。大概每天三点多钟,老先生睡个午觉醒来,顾先生就来了。合众图书馆离我们家很近,在富民路和长乐路拐角上,西北角这个楼还在,楼底下还有顾廷龙先生纪念馆。我们家在淮海路常熟路,十来分钟就走到了,每天下午顾先生来了,我在门口招呼,顾先生那个时候穿长袍,他们两个就坐在一起谈书稿的事情。很快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线装的六册排印本。

主持人:张人凤老师讲的这些故事特别生动,我相信这样的画面会一直陪伴着我们,让我们体会张元济先生写这部书的艰难。张元济先生加入商务之际,正值社会大转型大变动之时,中华文化存亡绝续的关键时期,张元济就依托商务印书馆的雄厚实力,有系统地抢救性整理出版中华传统典籍。这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古籍抢救运动。张元济先生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成就非常大,他的工作影响了我们今天看待古籍、整理古籍、保存古籍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化的留存,与那一代人的努力分不开。那么,这些古籍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张人凤先生,您有没有听到前辈们谈到过搜集珍本古籍创建涵芬楼的故事?

张人凤:这段历史很长了。涵芬楼的成立是这样,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最开始是搞印刷,创办人夏瑞芳主要搞印刷,后来夏瑞芳决定做出版,出版含金量更高,所以他請到张元济先生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商务自己要建立一个编译所,要请一批知识分子在那儿编书,1903年初编译所成立,张元济那个时候加入商务印书馆正式创立编译所,创立以后第二年,即1904年张元济编了很多图书,编译要参考很多图书,所以张先生特别重视版本,版本不好,里面内容不正确的话,反而贻误很多,所以一定要收集好的版本,这个时候商务经营得到发展,资金多起来了。最好的版本第一批是蔡元培先生介绍的,绍兴有一家姓徐的藏书家,他的藏书要卖出,蔡元培是绍兴人,跟他们相熟,介绍到商务,商务涵芬楼第一批书就买了绍兴徐家的书,一共50大柜买来了。

然后陆陆续续购藏很多,由于张元济先生自己对版本比较熟悉也喜欢,有一些老专家,像缪荃孙这样的版本目录学大师,京师图书馆和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给予了他指点。后来又认识了北京的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从民国初年开始,我们能够看到张元济和傅增湘的通信,民国元年 (1912年) 两个人通信200多封,加起来共有五六百封信。他们讲怎么样收购书,因为那个时候是社会的大变动时代,清朝结束,民国建立,整个社会变动很大,很多藏书家也变故很多,有一些藏书楼的书就慢慢散佚出来,所以借这个机会,张元济先生想利用商务印书馆的资金,把这些书买下来。

这些是有利条件,老一辈专家的指点,有北京的好朋友也是专家的帮助。同时反过来,也碰到一些使他很痛心的事情,比如说江南湖州有一个叫皕宋楼,有200本宋版书,其主人陆氏要把这批书卖掉,日本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来买到日本去了,张元济想截留留不住。

主持人:这确实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在现代图书馆事业未成规模的时候,日本人盯上了中国的古籍,此时又爆发了“一·二八事变”。请周武老师介绍“一·二八事变”及其对商务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周武:“一·二八事变”对商务来讲,可以说是空前的灾难,商务到20年代、30年代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一·二八事变”毁掉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剩下一些小厂,生产能力已经不行了,到2月1日的时候,日本人又把东方图书馆纵火焚烧了。张元济先生自己讲,其他东西都可以恢复,但是这些书恢复不了,40多万册图书都被毁掉,这是中国图书史上空前的大浩劫。这些书包括2600多部的地方志。地方志当时没有转移到别的地方,都在涵芬楼所在的东方图书馆,张元济对此痛心地说,如果我不辛苦地把地方志收藏在一起,恐怕不会被毁掉,他非常自责。

伍 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

主持人:所以,这部书首先是志痛,但如何志痛?张元济是以传承学问。陈先行先生整理的时候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请陈先生从专业角度,关于这部书对于中国古籍的传承,尤其对中国版本目录学传承做一个介绍,另外也介绍下这些书现在的保存情况。

陈先行:《涵芬楼烬余书录》,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把那批没有烧的书编个目录而已,其实不然。从版本学角度简单介绍一下,有人把 《涵芬楼烬余书录》 看成旧社会最后一批藏书目录,我看成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因为在正式出版不久,这批书就捐给了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张元济先生是一个在民国时期、一直到50年代中国学界的一位版本学大家。刚才张人凤先生讲了傅增湘,北京有傅增湘,南方有张元济。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不是简单记录,是一部不输给日本人对汉籍的研究的书,是我心目当中第一部藏书志。这部藏书志,实际上对当时和以前中国的版本学成就做了总结,是一部很重要的版本学、版本目录著作。我在前言里面对 《涵芬楼烬余书录》 的特点做了粗浅的揭示,讲到版本学过去只重“刻”而不重“本”。一般我们比较注重一部书是哪个年代的,是宋刻还是元刻,但是不注意印本的区别。在这一点上,张元济先生对推动版本学发展是很有成就的,我们学习张元济,应该把这个特点传承下来。所以,今天影印这部书,学术方面是很有意义的。

需要强调一下,这部书是一个稿本,与1951年排印本须区分开来。稿本和排印本有什么区别?稿本里面有很多张元济做的版本校记。因为过程太烦琐,删掉了,所以排印本是没有的,只能从稿本当中看到张元济当时是如何研究版本的。这个很重要。尤其从事文科研究,这本书不可或缺。商务不惜工本把这部稿本影印出来,为学术界对稿本和排印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第二点,说实话这套书印得非常精美,本身我觉得也有非常大的收藏价值。

主持人:中国是文物大国,典籍大国,古往今来通过文物和典籍的形式传承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印刷业兴起之前,这种文物的流传和保存的过程,要通过许多人的抄录和刻印,会产生偏差,出现真伪,版本目录学鉴别这些古籍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好的,哪些版本在排版和装帧上是美的,所以我说,版本目录学保证了我们古籍流传的“真、善、美”。

最后,我想请他们用一句话就这本书给读者送一句寄语,先请陈先生。

陈先行:还是讲这个书吧!我觉得 《涵芬楼烬余书录》 是对中国版本学的总结,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总结,我们研究版本学,研究版本目录学绕不过 《涵芬楼烬余书录》。《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著作的歷史意义,需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研究和付诸实践,才会慢慢地体现出来,或者说不断地体现出来。

张人凤:这部书读了以后,除了陈先生讲的很深刻的专业知识以外,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一方面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古代到近代到今天。同时读了这部书可以看到,一代代中国的学人,怎么样在各种艰难环境下面,把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他们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应该借鉴。

周武:我理解这本书,是张元济向中国文化致敬,他其实怀着非常大的敬意来编撰这本书,看这个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虽然是“志痛”,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把他的敬意也都化入到书里面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花了整整18年的时间,而且最后瘫痪在病榻上面最终完成这部书稿,了结了他此生最大的心结。他对在近代大背景底下,如何延续中华文脉的传承,事实上寄予了非常大的关怀。

(选自《北京晚报》2018年11月22日)

上一篇:“末代皇帝”溥仪的户口簿

下一篇:书人书事(四题)

推荐阅读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