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 登陆 | 注册 | 留言 | 设首页 | 加收藏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读书文摘 > 文章 当前位置: 读书文摘 > 文章

晚清重臣的新旧之争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张守涛

洋务运动,本质上是晚清政府发起的一场改革自救。同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变法一样,洋务运动也面临着许多观念、利益等方面的阻挠、斗争,在三个事件上有鮮明体现。

京师同文馆之争

第一个事件便是京师同文馆之争,这是最早有代表性的洋务派和保守派之争,且是两派早期领袖的直接交锋。

京师同文馆是应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訢与大臣桂良、文祥等人奏请而创建,旨在培育外语、外交人才来应对日益繁多、重要的外交事务,“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情性……欲悉各国情形,必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其直接诱因,传说是巴夏礼事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州谈判中,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被清政府扣押。恭亲王奕訢让巴夏礼写信联系英法联军议和,中国通巴夏礼便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但信的末尾有几行英文。当时,奕訢身边没有人懂英文,怕这英文有啥阴谋诡计便不敢发出。等请到人来看了英文,才知道只是巴夏礼的签名和日期而已。因为这一耽搁,差点耽误了议和大事,奕訢认识到外语人才的重要性,从而于1861年初上奏请求创办外国语言学堂。

奕訢等人的奏折很快获得咸丰帝批准,经过一年多筹备,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7月11日正式开学。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总教习,初设英文、俄文、法文馆等外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刚开始,因为京师同文馆只是教教外语,并未引起太多反对。

直到1866年底,当时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奕訢不满足于京师同文馆只培育外语人才,计划将京师同文馆调整为教学外语和洋务并重,以培养适应时代的新型人才。于是,他上奏拟在京师同文馆讲授天文算学,并招取举人贡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奕訢的奏折立即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尤其是被保守派领袖、大学士、同治皇帝老师倭仁猛烈攻击。倭仁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大师”,一向看不惯外国人、西学及洋务派,从来不参与外交应酬。在奏折 《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 中,倭仁反对教授天文算学,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仁说得冠冕堂皇,似乎无可辩驳,但有一句话却出现漏洞,即他奏折中所言:“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便抓住了这句话,奏请让倭仁保荐“精其术者”,还让倭仁来主持京师同文馆。慈禧太后也知道这是个戏弄,便顺水推舟地批准了。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的倭仁这下傻眼了,他到哪里去找“精其术者”呢,遑论主持京师同文馆了。倭仁尴尬至极,只好称病辞职,还被朝廷一再不批,最后才被“准开一切差使,仍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

这次京师同文馆之争,最终以洋务派胜出,虽然因为保守派的大肆攻击,京师同文馆当时并未招到多少优质学生,但毕竟由此“改变了京师同文馆的语言学堂性质,确立了它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开创性地位”。

后来,京师同文馆除了讲授外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各国历史、地理、法律等课程,培养出了陆徵祥、严复、胡惟德、刘式训等不少人才,并成为晚清译书事业与西学传播的一大重镇。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戊戌变法时成立的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

铁路问题大论战

洋务运动遭遇的另一场激烈争议是修建铁路,这以洋务运动中后期领袖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早就认识到应该修建铁路,但他主张由国人自办铁路。早在1874年,李鸿章赴京面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时,便“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奕訢表示想法很好,但“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

吃了闭门羹后,李鸿章虽然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感叹“从此就想决口不谈这件事了”,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此事,而是走迂回路线,支持福建巡抚丁日昌在台湾试办铁路,并亲自为其募集款项。可丁日昌很快因病离任,在台湾修铁路又泡汤了。李鸿章继续耐心等待时机。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后,为了能更快捷地运输煤炭,在李鸿章的允准下,由开平矿务局自己出钱,偷偷地修建了一段全长11公里的铁路。由于当时朝廷明文规定铁路上不得使用蒸汽机车,李鸿章为求朝廷批准,特在奏折中声明由驴马来驮载,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国内第一条自办铁路唐胥铁路于1880年正式建成通车。

即便这条铁路刚开始由驴马驮载,并不多快,但当时反对修建铁路的声音还是很多很大,很快发生了有关铁路问题的大论战。1880年,淮军将领在李鸿章授意下,向朝廷递交了 《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详细论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重要性。刘铭传的奏折遭到内阁学士张家骧激烈抨击,他上奏指责刘铭传“莠言乱政”,指出建造铁轮会招致洋人觊觎,会引发民众不满,还会剥夺轮船招商局的利益。

对此,李鸿章上陈 《妥筹铁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铁路有调兵遣将、保卫京师、兴办商务、方便矿务、转移民俗等九大好处,是中国自强最重要的措施,但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通政使参议刘锡鸿等人上奏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则称在中国修铁路是“以洋人的一套来改变中国”,顺天府丞王家璧则说李鸿章“好像为外国人谋划不是为了清王朝利益着想”……由于遭到强烈的舆论反对,最终清廷对修建铁路问题批示为“着无庸议”。虽然在论战中落败,但李鸿章毫不气馁,先是悄悄地将唐胥铁路延长为唐芦铁路,接着又获得奕譞等人的支持,将唐芦铁路接连到天津,取名津沽铁路,全长130公里。

李鸿章还打算再建天津到通州的铁路,引起又一波激烈反对。反对派以内阁学士文治、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奎润等人为代表,支持派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江苏巡抚黄彭年等人为代表,两派围绕修建铁路是否扰民、是否剥夺民众生计、是否方便外敌入侵等展开激烈争论。最终,清廷同意了张之洞的妥协方案,暂停津通铁路的兴建,先修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

这次关于铁路的争论历经两大回合十余年,再次以洋务派胜出告终,清廷认为修筑铁路是“有利于国,无损于民”的举动。从此,修筑铁路名正言順,越来越多的铁路修筑完工,越来越快的火车行驶在神州大地,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得以加速。

汉阳铁厂筚路蓝缕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许多军事、民用工业。作为新兴事物,这些企业的创办几乎无一不筚路蓝缕,充满各种困难与斗争,以张之洞举办汉阳铁厂为例可略见一斑。张之洞是晚清后期的洋务领袖,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四局、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等几十家企业,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举办近代企业坚持最久的一个企业家”。

早在担任两江总督时,张之洞就奏请开办广东炼铁厂,计划“先筹官办,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但因为张之洞所奏的修筑卢汉铁路获得批准,他便被调任为湖广总督,主持该铁路的筹修。

修铁路需要大量钢铁,这让张之洞更想筹办铁厂,以使修路、炼铁相得益彰,“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筑,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当时很多人都对中国自办铁厂存疑,认为中国现有条件开不出矿、炼不出钢,连李鸿章都致电张之洞说:“炼铁至成钢轨、铁桥、机车,实非易事,日本铁路日增,至今工料皆用土产,唯钢轨等项仍购西洋,非得已也。”但张之洞铁了心要办中国自己的铁厂,“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

1890年,张之洞设置了专门机构“湖北铁政局”负责筹建铁厂,聘任精通英语、善办洋务的蔡锡勇“作为驻局总办”,还聘请了一些外国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张之洞对这个铁厂寄予厚望,希望它“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

经过蔡锡勇等人不断勘察,最终铁厂选址于汉阳大别山下。奏请朝廷后,张之洞将要兴建的铁厂命名为汉阳铁厂。接下来便是要购置机器。关于张之洞购置汉阳铁厂机器,一直有一个故事流传。这个故事大意是说,张之洞电告英国公使薛福成,请其帮助购买炼钢锅炉等机器。薛福成询问了英国一个工厂后,回电张之洞说应先将铁厂所用铁矿和焦炭样品寄给厂家化验,然后才能确定定购什么型号的设备。张之洞却回答说中国地大物博,何矿不有,还要什么样品,只管买来,结果所买的设备与办厂用矿的矿质不符。这个故事据一些学者考证乃伪造,汉阳铁厂当时已聘请了不少专业的外国匠师,不可能犯如此低级错误,不过这个故事倒反映了当时很多人在看张之洞的笑话。

1894年5月,汉阳铁厂正式投产,是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炼铁厂,比1901年投产的日本第一座钢铁厂要早7年。汉阳铁厂初期有两座高炉,一个昼夜能够产铁近百吨,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在参观过该厂后曾赞叹道:“这个企业是迄今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

但汉阳铁厂作为中国首家铁厂,也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是所需煤炭供应问题。为了供应铁厂煤炭,张之洞先后创办了王三石、马鞍山等煤矿,但王三石煤矿挖了三年最后挖出大水而告终,马鞍山煤矿的煤炭又不适合炼焦溶铁所用。汉阳铁厂只好购买远地甚至英德的煤炭,因此造成铁厂成本太高。再加上汉阳铁厂还是衙门作风、管理不善,许多闲职人员“终日酣嬉”,以及所生成的铁质量很差少人购买,使得汉阳铁厂“亏折甚巨”,经费困难成为最大问题。

兴办铁厂需要巨资,虽然海军衙门许诺每年拨给汉阳铁厂200万修筑铁路经费,但并没有实际兑现,张之洞只好自己四处筹集,或扣留应上缴的款项,或挪用其他地方的资金,或借用本地税费,先后投资汉阳铁厂580万。正当张之洞为筹款焦头烂额时,还有人参奏他,说他“议办铁厂,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幸亏奉旨查实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同为洋务派,体谅张之洞的困难,上奏朝廷说张之洞“似尚无浪掷情事”,还说张之洞“谋国公忠,励精图治”。

清廷虽然没有怪罪张之洞,但也没有帮张之洞解决所需经费问题,反而因为当时呼吁官办企业改为商办的舆论很大,最后颁旨令官办各局“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其中还特意点了汉阳铁厂的名字。山穷水尽的张之洞也对汉阳铁厂心灰意冷,决定甩掉这个烫手山芋。刚开始,他对中国商人没有信心,想把铁厂卖给外国人,但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去电张之洞说:“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再加上一时也没有外国商人来买,张之洞最后只好把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交给有经验、有财力的盛宣怀承办。盛宣怀接手后,投入巨资购买了大量先进设备,解决了铁厂燃料等问题,终于使得汉阳铁厂步入正轨。1908年,汉阳铁厂被并为汉冶萍公司,为现在重庆钢铁集团的前身。

汉阳铁厂虽然创建、经营上出现很多困难,但作为中国第一个钢铁企业,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不仅为重工业的发展埋下了第一块基石,对推动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振兴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它所面临的问题、艰难的发展,也是洋务运动步履蹒跚的一个剪影。

京师同文馆之争、铁路问题大争论、汉阳铁厂筚路蓝缕,这三个事件的当事人分别是洋务运动早期、中期、晚期领袖,反映出洋务运动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争斗,也说明任何改革都殊为不易。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10期)

上一篇:中国古代的贸易战

下一篇:50年一梦:知青岁月

推荐阅读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