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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与无情:那些文人故事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沈从文早年的教书生活

1928年初,沈从文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母亲和九妹也来同住。生计全靠他一人写稿,全年发表作品四十余篇,出书十余种,仍然入不敷出。为摆脱书店盘剥,也为了文学理想,他和胡也频、丁玲创办 《红黑》、《人间》 两个月刊,1929年1月问世;因不善经营,《人间》 只出三期、《红黑》 只出七期就停刊,三个年轻人的红黑出版处也倒闭。没赚到钱,反而背了一身债务。困窘时竟至于病床上的母亲也陷入挨饿情形。

为缓解沈从文的困境,1929年6月,徐志摩推荐他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8月,校长胡适聘请他为国文系讲师。沈从文和胡适上一年因《新月》的关系结识,两人私谊很好;但胡适之所以破格聘请沈从文,不只是因为他和徐志摩、沈从文的私谊,也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个人创作的欣赏,胡适有他自己办学的思路。这一点在他日后的日记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1934年2月14日日记:

偶捡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不过沈从文自己并不能够充分领受“受学生爱戴”的愉快,他那一时期的心绪一直恶劣不堪。大哥把母亲接回家乡,他在中公每月大概有一百七十元的薪水,按理说负担减轻不少,但还是常常钱不够花,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不断寄钱接济他。他才二十七岁,已经跟朋友这样说话:“际真,人老了没有用处,只有你可以懂我这个话。”还说,“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

学生们喜欢这位先生,却不能了解这位先生的苦恼:“学生天真烂漫地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以为我是先生,懂许多事,理解一切,高兴时就创作一篇小说,平时也非常舒畅,她们大胆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学生们不知道,“我单是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在昨天,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

在沈从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年轻学生之间,似乎非常之“隔”。这年冬天他爱上了外文系二年级的张兆和,却长期得不到回应,更让他觉得自己不会被这些年轻人理解。他一面抱怨大学生不读书,一面又劝他们好好地玩。一时说,“大学生全是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另一时又讲起,“写信时来了五个学生,三男二女,问我怎么样写文章。我看了一会这些春天来发红的脸,告他们应当好好的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总仍然不相信样子,逼到我开书目一纸走去了。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这糊涂欲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男女皆中毒,奇怪极了。”

也许因为是给朋友的信,沈从文有些夸大了他对教书的厌烦。他是因为写作不足以支撑生活,不得已才教书,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他性格上极其认真,一旦做这件事,就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他上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每周四个钟点,看起来应该是很轻松的,实际上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课程,编写讲义。他上的新文学课,第一个学期讲中国新诗,第二个学期讲现代小说,“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疼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查,且得提出许多熟人”。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学的需要,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他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兼了中国小说史的课,这对他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也认认真真去编讲义。他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写一篇出来,当作示范。

沈从文在中公只有一年时间,学生当中,受到他各种形式帮助,现在仍然能够举出名字来的,就有何其芳、刘宇、李连萃、吴春晗 (吴晗)、罗尔纲等。他的穷困,与此也有点关系。

1930年5月,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去校长一职。沈从文也打算辞职,他给胡适信里说:“一年来在中公不致为人赶走,莫非先生原因。”沈從文不想再待下去,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对张兆和单方面的恋爱无望结果,不如就此离开。8月正式辞去中公的教职。

多年后谈起中公时期,沈从文自然就平静了许多,也能够看得更清楚了:“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从文子集》、《甲集》、《虎雏》集中等等若干短篇,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见1950年12月写的《总结·传记部分》)

胡适、徐志摩给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西滢写信,推荐沈从文前去任教。从陈西滢给胡适的信来看,这事颇为不易:“从文事我早已提过几次,他们总以为他是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我极希望我们能聘从文,因为我们这里的中国文学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是考据家,个个都连语体文都不看的。”

好在最终还是成了,沈从文于1930年9月16日到达武昌。

沈从文教的课,与在中公差不多,还是新文学和习作,一周三小时,职称却只是助教。朋友中孙大雨也是新来任教,但孙大雨留美归来,是大教授。“因这卑微名分,到这官办学校,一切不合适也是自然的事。……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

沈从文在信里跟胡适说:“初到此地印象特坏,想不到中国内地如此吓人,街上是臭的,人是有病样子,各处有赃物如死鼠大便之类,各处是兵 (又黑又瘦又脏),学校则如一团防局,看来一切皆非常可怜。住处还是一同事让出,坏到比中公外边饭馆还不如,每天到学校去应当冒险经过一段有各样臭气的路,吃水在碗中少顷便成了黑色。到了这里,才知道中国是这样子可怕。”

还有更可怕的,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他告诉远在美国的王际真:“这里每天杀年青人,19岁,17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

时间倒是很多,到图书馆看书,“看的是关于金文一类书籍,因为在这方面我认得许多古文,想在将来做一本草字如何从篆籀变化的书。”“在此承通伯先生待得极好,在校无事做,常到叔华家看画,自己则日往旧书店买字帖玩。”

写字,随手画画,是沈从文的习惯,心情很坏的中公时期和武大时期也没有废掉这习惯。“我是在小时就非常爱写字 (可怜得很,我也只有机会成天写字!) 如今是觉得明白了这不是自己相宜的一种娱乐,所以写也是歪字,从不求它好的。”这还是在吴淞中公的时候给朋友信里的话。

这个学期一结束,沈从文就回到了上海,遇到事情耽误了返校日期,他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去,索性就结束了和武大的这段并不愉快的关系。

当年在武大的朱东润,1976年写自传,其中有一段描述沈从文 (1976年,沈从文这个名字还没“出土”呢):“值得记载的还有一位沈从文,青年作家,那时大约二十四五岁,小兵出身,但在写作上有些成就,武大请他担任写作教师。在写作技巧上,他是有锻炼的,但是上课的情况非常特别。第一天上课时,红涨了脸,话也说不出,只有在黑板上写上‘请待我十分钟。学生知道他是一位作家,也就照办了。十分钟时间过去了,可是沈从文还没有心定,因此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开讲了,但是始终对着黑板说话,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不久以后他离开武大,到过山东大学,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教书,是有些声望的。”

朱东润所描述的情境,通常讲沈从文的故事是出现在他在中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没想到,他到武大,又重复了一次。

沈从文回上海过寒假,在1931年元旦这天,得到两个消息:父亲头年11月在家乡病故;他的好友张采真在武汉被当局杀害。1月17日,胡也频被捕,身上穿的还是沈从文的绒袍。沈从文在上海、南京之间来回奔走,多方营救未果。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陪伴丁玲把遗孤送到湖南常德给丁玲母亲抚养。再回上海已经是4月。

8月,沈从文应聘任青岛大学国文系讲师,开设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本来,一年多前,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就曾邀沈从文前去任教,沈从文接受了路费,却未能成行,而去了武汉大学。

9月开学,11月13日致信徐志摩,托他为刚离开青岛到北平去的方令孺介绍工作,还说,“我这里留到一份礼物……等到你五十岁时,好好的印一本书,作为你五十大寿的礼仪。”21日和朋友们在杨振声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急电,告知徐志摩十九日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沈从文连夜赶往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

几个朋友接连的不测,反倒使沈从文硬朗起来。吴淞中公时期那种自我哀怜和感伤的情绪大大减弱;工作的氛围、同事的关系,也可以说不错;再加上“此地海水真极美”,对特别敏感于自然、善于从自然获得教育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难得的。

1932年暑假,沈从文做了两件人生中有转折意义的事:一是去苏州看望大学刚毕业的张兆和,此行使得本来无望的爱情忽然出现转机;二是用三个星期写了 《从文自传》,通过追索自己生命的来历,三十岁的他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找到和确认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他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1933年5月4日,沈从文给胡适写信说:“多久不给您写信,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因为我已经订了婚。人就是在中公读书那个张家女孩子,近来也在这边作点小事,两人每次谈到过去一些日子的事情时,总觉得应当感谢的是适之先生:‘若不是那么一个校长,怎么会请到一个那么蹩脚的先生?在这里生活倒很好,8月7月也许还得过北平,因为在这边学校教书,读书太少,我总觉得十分惭愧,恐怕对不起学生。只希望简简单单过一阵日子,好好地来读一些书。”

8月,沈从文辞去教职,应杨振声之邀到北平参加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工作。杨振声是头年九月青岛大学改名山东大学时辞去校长职务,到北平主持此项工作的。一同编书的还有朱自清、吴晗等。

沈從文早年的教书生活就此结束。六年之后,在昆明,沈从文又任教西南联大,那是另一段生活了。

钱锺书挖苦胡适

钱锺书读大学的时候写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书评,批评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来分派,说“诗”是“诗”,“文”是“文”,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可以并行不悖,无所谓两“派”。虽然是极短小的文章,还是讲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的道理。

《中国诗与中国画》 旧话重提,却不耐烦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多作辨析,而是打了个比方: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相互并不矛盾;你把它变成“顿顿都喝稀饭”与“一日三餐全吃面”,或者“两口都上北京”与“双双同去上海”,就是相互排除的命题了。这个比方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这一简化,就挖苦了。好像周作人连一个人可以早点喝稀饭、午餐吃面也不懂,非得要么是顿顿喝稀饭,要么是三餐全吃面。

讲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也不必提文学批评史上的问题,钱锺书在这里是举个例子,说明对传统不够理解,会发生矛盾的错觉。既是举例,当然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偏偏举这个例子,或许多少可以见出“耿耿于怀”的“偏爱”。

但这被我不恰当地称为“耿耿于怀”的“偏爱”,并非只是针对周作人的,“载道”、“言志”两派对立的说法成了常谈,新文学家尤其喜欢以此为据阐发主张。对新文学家,特别是新文学家的主将 (一般的新文学家当然不在眼里),钱锺书真是不够客气。

以 《七缀集》 挖苦胡适为例。《七缀集》 所谈,基本与新文学无关,胡适本来可以不提;事实上,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和《林纾的翻译》 两篇文章,在 《旧文四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的版本里都没有提到胡适,到 《七缀集》 就加上去了。

《中国诗与中国画》 第一部分讲到旧传统和新风气,提到周作人,《旧文四篇》 版本里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到 《七缀集》 的版本,拉上胡适,这一段文字就不仅仅是多个例子了:“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 《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 《新文学源流》 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 (prefiguration retroactive) 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

接下去说这样做会影响创作,也改造传统;但抢眼的,还是“野孩子”、“暴发户”、“封建大官僚”并排而来的比喻,仿佛一个不够,两个也不足(《旧文四篇》 版本里只“暴发户”和“野孩子”),非要一口气并排三个才算圆满。

当年亚东书局标点重印 《醒世姻缘传》,胡适隆重其事,费时费力做 《〈醒世姻缘传〉考证》,写后记,还在自己家里把徐志摩关了四天写长序。《林纾的翻译》 讲到林纾的“古文义法”,引李葆恂《旧学盦笔记》 里关于 《儒林外史》 的评价,钱锺书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由 《儒林外史》 说到 《醒世姻缘传》,引李氏对? 《醒世姻缘传》 的评价之外,又引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补》、黄公度 《与梁任公论小说书》 里对该书的推崇之言,然后说:“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

林纾翻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有一段原文二百十一个字,林纾只用十二个字来译:“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媰,妇人妊身也。胡适在他的名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里抓林纾的把柄,却错引了,《七缀集》 版的 《林纾的翻译》 因此多了这么一条注释:“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 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钱锺书年轻时即卓尔不群,赢得声名,他父亲钱基博在三十年代初给他的信里多有训诫:“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贤人为愧!”还曾特别说过:“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早春日记中的人与事

两个晚上读完 《早春三年日记 (1982—1984)》 (大象出版社,2005年4月版)。这本书的印行,使得贾植芳先生的日记从1979年出到了1987年。此前,1979—1981的“平反日记”,收在《解冻时节》 一书中;1985—1987“退休前后”的日记,收在四卷本文集的书信日记卷内。

早春日记中的贾先生,已经是慢慢接近七十岁的人了,却是感奋而忙碌,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展开。1982年元旦,收到日本学者今富正巳寄来的 《北方土语辞典》,这是贾师母任敏解放初期编撰的,东京翻译出版是1971年,那时贾师母在山西务农,贾先生在上海劳改。现在已经不同。2月5日日记写:“过了一个忙碌的年,这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夫妇两人过得最好的一个年。”所说的“最好”,也就是“正常”了。

接下来,贾先生的旧译 《契诃夫手记》 校订出版,而且出乎意料地受欢迎,出版社一印再印。报载,中国社科院各所在北京王府井设立咨询台,答复群众问题,唐对学习写作的青年说,要读《契诃夫手记》。又有出版社愿意出贾先生的创作集,他自己的存书早就全部失去,图书馆也找不全,但这样的困难还是在兴奋中克服了,《贾植芳小说选》 终于印出。其间的1983年3月10日,他很动情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全力投入校改舊作品的工作,我年青时代特有的那种诗意和激情今天仍然使我感到新鲜、亲切,仿佛那就是我的‘哗哗地流着的血液的响声。”

这一时期贾先生的主要精力被两套大型资料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牵扯,光是做“责任编委”审稿,就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另一项费神费力的工作是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贾先生的工作,可用“拼命”这样的词来形容:“全力编 《契诃夫年谱》,通宵达旦”(1983年3月30日),“昨晚译书至晨六时始寝”(1983年10月24日),“未出门,今日五时始寝,赶译论文”(1983年11月1日),这样的记载屡见。能够工作,在贾先生,已经是“最好”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先生工作的间隙,注意到屋外的雪还在落,“仿佛听出雪花落地的声音……”(1984年1月18日)

贾先生喜欢说自己是社会中人,他的日记就不仅仅是个人日记,其中有非常丰富的社会信息,人与事的信息。

譬如说,我在这一段时期的日记里看到了曹白:一个因为木刻与鲁迅有过直接接触、受到鲁迅教诲和关怀的青年,一个因为创作而得到胡风帮助的作家。曹白到贾先生家,从贾先生那里“带去代他借的旧作 《呼吸》,此书1943年由胡公在桂林新版印行,是‘七月文丛之一,曹白自己还未见过。”(1982年3月2日) 贾先生是热心人,为 《呼吸》 重版多方努力。曹白自己从文坛消失得太久了,人们不知道他,他好像也不知道别的人。1982年贾先生回山西参加赵树理的研讨会,回来后收到曹白信,“问我和赵树理谈得如何”,引发贾先生感慨“这位仁兄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了。”(9月17日)“七月派”最重要的小说家路翎平反后创作了大量作品,却大都无法发表,此一时期贾先生日记中记载为路翎推荐作品已成常事。直到路翎去世后,九十年代中期,我还在贾先生那里看见过路翎写在稿纸上的诗。

陈子展先生和贾先生来往频繁,一些记叙很有意思。1982年5月15日,“陈子展来,他说昨天不适几乎翘了辫子,下午来访,想哈哈一笑,因叩门声太轻,你们不开未能进来,所以今天又来。”7月14日,“晚饭后,去看子展先生,他足病加胃病,谈到俄国的肖斯塔科维奇,他引了肖在遗嘱中说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是‘一双靴子胜过莎士比亚。”1984年12月9日,“早上陈子展先生来访,他为自己的著作 (有关楚辞的) 被出版社胡乱改动,弄得面目全非,大为光火。为此,找我来诉苦,大骂现代出版界不尊重作者的流氓行为。”

贾先生青年时期就喜读尼采,到老依然。在他的日记中,不时会抄录尼采的句子,是那种孤零零的抄录,没有上下文的衔接。这种抄录方式,只是针对尼采一个人。“神已死亡。”“我在人间比在禽兽里更危险。”这两句,重复出现了好几次。还有一次,抄的是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里的一段:“谁不愿在人堆里渴死,他必须学会以各种杯子喝水的方法;谁愿意弄干净身子在人堆里走,他必须学会洗濯,甚至于拿污水洗。”显然,这不是作读书笔记。

(选自《有情: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 张新颖 著 / 黄山书社 / 201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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