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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张学良辞职内幕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张天社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引咎辞职。关于张学良辞职经过,一般都采取王卓然在 《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 一文中的说法,认为蒋介石从南京北上,先让宋子文与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转达要求张学良辞职之意,说正如两人同在一条船上,目前风浪太大,必先下去一人,才能免遭灭顶之灾。然后蒋介石才与张学良见面,张即断然辞职。20世纪50年代,张学良在 《杂忆随感漫录》 中说:“我谒见蒋委员长于平汉路某车站,请训之下,我决定去职。连夜返平,将职务交付何敬之 (应钦)”。90年代初,他又对唐德刚说:“谁说我不愿意辞职呀,我这个人是扔就扔掉了,当然我不辞职他也没法子,我这个人向来是拿得起放得下,不是那回事。”但从近年公布的有关档案资料来看,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张学良不愿去职

1933年3月4日,日军轻取承德,热河失陷,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档案记载:“国人闻承德沦陷,群情骚然。”3月6日,《大公报》 创始人、时任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的吴鼎昌 (字达诠) 等来见蒋介石,要求从速下令撤销张学良职务,以平天下之愤。

由于张学良对舆论指责没有回应,蒋介石对撤张一事犹豫不决,遂决定先行北上,与张学良会晤,看情况再定。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仍希望张学良能反攻热河,以为最后之努力。

3月6日下午3时,在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陪同下,蒋介石从南昌乘飞机出发,5时抵达汉口,午夜乘专列沿北汉路 (即平汉线) 继续北行。

7日上午7时,蒋介石专列经过河南新店以北,蒋见当地山水明秀,很是喜爱。后经信阳稍住即行,晚10时到郑州,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说:“热河失守,东北沦陷,愿负全责,失地一日不复,抗日之责任一日不敢放弃,誓为国人前驱,图报党国,以慰军心之望。”当晚,蒋介石继续前行。

3月7日,国民党监察委员要求监察院弹劾汤玉麟、张学良。监察院即呈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要求“将违反命令失陷地方之汤玉麟、张学良等,尽快惩治,以肃国纪”。当天,行政院决议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免职查办。

同一天,张学良致电国民党中央请求辞职。电文大意是:热河失陷,是因为我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国家,下无以对国民,即使粉身碎骨,也对大局无益,所以请求免职,以示惩儆。

张学良此电一方面为应付当时国内舆论,另一方面也在试探国民党中央对他的态度。第二天,电文在天津 《大公报》 公开发表。

3月8日下午3时,蒋介石专列到达河北高邑,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次长杨杰、内政部长黄绍竑等来迎接,5时到石家庄。当晚,蒋介石与何应钦等商议处理北方军情办法,决定:(1) 准张学良辞职;(2) 取消北平军分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各部;(3) 设平津察戒严司令。

此后,蒋介石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同一天,国民政府明令缉拿汤玉麟。

9日上午,蒋介石与宋子文商议张学良辞职办法,决定先由宋子文到保定与张见面,转告蒋同意其辞职的意见,根据张的态度,再决定蒋与张见面谈话内容。下午,蒋介石致电张群,说明他到石家庄后,何应钦等都同意张学良辞职,他决定到保定,劝张辞职。因为张群时任外交部部长,正与日本在上海谈判,所以蒋介石还在电报中询问有无日本关于热河的消息。

张学良在接到蒋介石电召后,即乘专列从北平赶往保定。他对同行的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看来,张学良似乎根本没有辞职的打算,也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劝其辞职。

宋子文与张学良会面,转告蒋介石劝其辞职后,张学良很感意外。

下午3时,蒋介石由石家庄出发。7时到保定,与张学良相见,劝其辞职。蒋氏档案记载,张学良要求考虑后再作决定,并以处置后事相问,意思不想辞职。晚10时后,蒋介石由保定回石家庄。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商谈,子文以汉卿军队之安置为难,汉卿亦不愿去职。余坚劝其辞职离平,乃汉卿考虑二小时,犹未决定,故余之心亦甚觉为难。汉卿又以处置后事问余,余亦不能直说,心更觉难!”

最终,张学良迫不得已,答应辞职离开北平。蒋、宋离开后,张学良回到自己专列上,大哭了一场。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对刘鼎说,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很兴奋。“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以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些话再次说明张学良当时是被迫辞职的。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予以劝慰,说与张分别后,自己“公私交感,凄怆难言”,表示张辞职后,由何应钦暂代其原来的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其他“一如旧状,毫不变更”,戒严司令一职也不设立了,各机关照常办公,不做更张。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公私之间,令人为难,又恐汉卿之不能谅解,故不忍速其行也。”

同一天,张学良返回北平,随即召集东北军各将领,说明与蒋介石会见情形并决定辞职出洋。11日,张学良公开通电辞职,其中说:“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办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这则通电亦可隐约看出张学良被迫下野的情形。

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等乘飞机离开北平,下午抵达上海,准备戒毒并出国游历。

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张学良

为了不让张学良难堪,并安慰东北军将士,3月10日,蒋介石致电国民党中央,指明仅免去张学良北平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职务,并要求免职文字尽量写得客气一些,略述张学良以往拥护中央的“功绩”,说明其“一再引責请辞”,要求用语恳切、温言相慰,以“存其体面,安其军心”。同时蒋介石还致电张学良加以劝慰。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中央不但免除了张学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还打算免掉他的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要求予以查办和严惩。此举令蒋介石十分生气。

当时,日军进攻长城一线,蒋介石急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驰援,与东北军等展开长城抗战,他担心过分惩处张学良会引起东北军不满而影响前线作战,所以认为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严惩是“不明事实”,“令人处置为难”。他再次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中央秘书长叶楚伧,指出:对张学良的处理,仅限于免去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和军分会代委员长两职,不能涉及其他。“如众意不欲在令中叙述慰勉之词,最多亦只可以准免北平政务会常委及军分会代委员长各职一语了之,不可再加查办字样”。他希望南京要员能够理解他的“苦衷”。

在蒋介石的坚持下,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准免张学良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委及军分会代委员长两职,而不及其他。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明令:“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呈请辞职,应即准予免职。”其中虽然没有温言抚慰之词,但也没有涉及其他职务,更没有严加惩办之语。

同日晚,蒋介石再由石家庄进驻保定,安慰东北军及北方各部队,以免因为张学良的去职而给日本造成可乘之机。13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要求何慰问东北各部并在北平主持一切。至此,张学良辞职问题告一段落。

处理完张学良问题后,蒋介石又关心起南方“剿共”军事。3月13日,他致电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及福建省主席蒋光鼐、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蔡廷锴等,要求加紧“剿共”军事,同时述及北方情形。他说,热河失陷一事,经过撤张 (学良)惩汤 (玉麟) 才稍微平息了舆论。但在北方作战之际更换统帅,“虽不致有何变故,而东北各部军心,则尚不巩固”。原防长城各口的军队,多自动后退。中央军接防后,战事异常激烈,伤亡惨重。他希望南方各军能够加紧进攻,早日取得成效。

3月24日,蒋介石乘飞机抵达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并与何应钦、黄绍竑谈话,布置华北军事。当晚,蒋介石乘车回保定,在清河一带见东北军溃兵散乱、军纪松弛,遂叹道:“汉卿不自整饬,焉能使人不生心侵略耶。”

蒋介石指责张学良以怨报德

3月9日,蒋介石劝张学良辞职时,张即心怀不满。他乘车返回北平时,对王卓然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张学良总认为自己是代蒋受过,所以郁郁寡欢。他决心在上海戒毒后,即行出国。3月25日,反蒋派胡汉民派人到上海,劝张学良不要出国,说:“自热河失陷,吾兄去职,为人所乘,有怀莫白。”胡汉民显然有意离间蒋张关系。

张学良不了解国民党中央准备撤掉他全部职务并查办、严惩的经过,所以对蒋介石并不满意。对此,蒋介石于3月31日表示,张学良“尚未觉悟”,错怪自己,是“以怨报德”,但他不与之计较。同时,蒋介石称,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和张学良东北军“害政误国”,是以后军事问题的症结所在。

4月6日,张学良在上海戒毒成功,准备出国,特致电告知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督促“剿共”军事,至8日方才回电,对张学良戒毒成功表示欣慰,叮嘱其出国考察事项:“一、休养身体,早复健康。二、考察当以政治为重,军事为辅。三、多注意有志之士,物色人才以为国用。四、国内军事,弟当负全责,可勿累念,亦勿听信细言。”上述事项的重点,恐怕在于告诫张学良“勿听信细言”。

5月6日,张学良出国抵达罗马,电告蔣介石。蒋复电表示希望经常联系。

在欧洲期间,张学良虽不常对国内政治军事作出评论,但对蒋介石也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国民党驻外机构将其动向随时向国内汇报。

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转告张学良回国消息时说:“顷据确报,汉卿决于本月庚日由欧启程回国。闻彼言论间,对中有不满处。”“庚日”为韵目代日的8日。实际上,张学良从意大利威尼斯启程的时间为12月15日。

张学良回国引起蒋介石极大关注,他企图阻止,并加以防范。但1934年1月回国后,张学良高调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当初因辞职而对蒋心存不满、蒋指责其“以怨报德”的往事均成陈迹,从此开始了蒋张关系的第二个蜜月时期。

(选自《百年潮》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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