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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化史背后, 刘邦真的是一个流氓吗?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匡济

漢高祖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一个流氓。

一个流氓居然能在秦朝末年的战乱中,击败诸多强敌,一统天下,当上皇帝,创立一个延续两百余年的的强盛王朝,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那么,刘邦就是被抹黑了?

抹黑简史

史上抹黑刘邦第一人,不是写 《史记》 的司马迁,而是三国时期的阮籍。这位阮先生曾在某一天考察了当年刘邦与项羽对战过的古战场,然后发表了一番个人意见:“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大意为秦朝末年,天下没有出现真英雄,所以刘邦这样的家伙才得以成功。

看来他不仅瞧不起刘邦,还连带鄙视了项羽等秦末群雄,觉得这都是一群“矮子”,刘邦是从这群“矮子”里面拔出来的将军。

阮籍之后,元朝一位坊间艺术人士睢景臣,堪称刘邦抹黑史上一位里程碑般的人物,他写了一部名为 《哨遍·高祖还乡》 的元曲,将刘邦当上皇帝后回到故乡的所作所为描述了一番,当然,全是丑行,同时还借由曲中百姓之口,将刘邦微末之时的诸多劣迹,一一道出,比如偷乡邻东西、赖账不还、诈骗勒索……

睢景臣之后,比较有名的抹黑者当属民国时期的李宗吾,“厚黑学”的发明者,在其看来,刘邦此人可谓是脸皮够厚、心性够黑的“天纵之才”,而且还得了张良的几分功力:

“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历,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圮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圮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

再之后比较有名的接力者,当推活跃于上世纪中后期的柏杨先生,只不过他的抹黑,要“软”得多,因为他同时也在肯定刘邦的过人之处: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 (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然后就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信息泛滥、假货甚多的年代,抹黑刘邦之事,依然在继续,只不过抹黑的技术越发低下,相比于这一行的几位前辈,在水平上是大大不如了。

比如某位知名学者认为,刘邦是一个流氓,项羽则是一个贵族,因此项羽敌不过刘邦,因为贵族的手段对流氓无效,这位学者还为刘邦高喊:我是流氓我怕谁。

又有一位知名学者,对此说甚为赞同,与其遥相呼应,称:“史书上说,早年的刘邦好吃懒做,没啥本事,又不肯苦干,坐吃山空,是一个穷光蛋。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他还故作惊奇道,“在当年,能文能武的人不计其数,为什么无赖的刘邦最终成就了帝业?”

大圣之帝

后世对于刘邦之认识,最原始的材料,来自于司马迁所著 《史记》。所以,在刘邦是不是流氓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司马迁。

司马迁是怎么说的呢?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这是 《高祖本纪》,也就是刘邦传记中的司马迁之评语,其大意是从夏朝、商朝到周朝,其治天下之法的变化,都有吸取前朝教训,更正前朝错误的一面。但到了秦朝,其治天下之法,不仅未能纠正前朝之失,反而增添了许多更加错误的成分。汉朝建立后,在改正前朝错误这件事上,做得就很不错,可谓是符合天道。

这段评语看上去,并未直接评价刘邦其人如何,但从对于汉朝建立后治天下之法的肯定意见——“得天统矣”来看,司马迁无疑也就是在肯定这个王朝的建立者,也就是刘邦。

再来看看司马迁在 《秦楚之际月表》 中所言:

“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对起于乡野之间的刘邦,推翻秦朝统治,创立汉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称刘邦为“大圣”—— 各方面都极为杰出的伟大帝王。

那为什么后来那些人要骂刘邦为流氓?

大约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司马迁在 《史记》 中记载了刘邦发迹前,“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不参加生产劳动。刘邦出生于农户之家,又是男丁,按理说当早早下地干活,但他对此毫无兴趣,后来他当上皇帝,也曾拿此事和父亲开玩笑:“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以前父亲总埋怨我不种地干活,养家糊口,比不得大哥,现在我当皇帝了,父亲觉得是大哥的家产多,还是我的家产多?

第二,刘邦有好酒和好色的一面,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好酒及色”,这方面的事例可不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第三,刘邦不尊重知识分子,他不仅经常辱骂儒生,还有向儒生帽子里撒尿的行为。

第四,刘邦不讲亲情,他曾为了逃命,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下车,父親被项羽俘虏后,面临被人家煮了吃的危险,他还在大言:“分我一杯羹!”

第五,刘邦大杀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等等,后来都被他杀了。

第六,刘邦没有文化,是文盲,有反智倾向。

先来看第一点。

不参加生产劳动,这种人在当时被称为“无赖”,刘邦被戴上流氓的帽子,这个“无赖”可谓头号功臣。

无赖与流氓,在今天是近义词,但在两千多年前,两者区别还是比较大。当时“无赖”,主要是指不干活,不能给家里带来收入,成为家庭经济支柱。今天的“无赖”,则是蛮横无理的地痞流氓之意。

显然,刘邦距离地痞流氓的“境界”还差得远。

第二点,好酒好色,这是毛病,但不是大毛病,何况刘邦在关键时刻,总能以高度的自制力,压抑住这个毛病,不至于耽误了正事。如他进入秦国都城咸阳后,面对各种诱惑,就能管住自己的手脚,同时也管住自己手下那支军队,并未沉迷于酒色之中。

第三点,不尊重知识分子,这是表面现象,他不尊重的是那种只会空谈的“腐儒”,对于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则是极为推崇信赖,这一点,从他麾下人才济济就能看出来。陆贾、叔孙通等著名的儒生纷纷投入其麾下,并得到刘邦信赖与重用,也很能说明问题。

第四点,不讲亲情。刘邦推孩子下车,与“分我一杯羹”,这两件事,看上去是畜生所为,但实际上则是情非得已,理性使然。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领导人物经常要面临个人亲情与集团大局之取舍,他们往往会选择牺牲个人亲情,保全集团之大局。若刘邦选择讲个人之亲情,那么结局很可能就是他的丧命,以及这种丧命带来的集团毁灭,包括他的孩子与父亲,也不会幸存。尤其是在“分我一杯羹”中,刘邦知晓这是项羽的诡计,他反其道而行之,看似不顾父亲死活,实则是将不仁不义之罪名,弄到项羽头上,迫得他不敢加害其父,从而达到保全父亲性命的目的,是走了一招险棋。

第五点,大杀功臣,这条最经不起推敲,刘邦前后分封功臣35批,王侯总计有161位,其中“谋反被诛”者,有几位呢?

5位。

臧荼、韩信、陈豨、彭越、英布。

再加上两个被逼叛逃出境的—— 卢绾与韩王信。

一共7位。

封了161位功臣,迫害了其中7位,占比不到5%。其中韩信、彭越、英布、臧荼4人,在楚汉相争之时,便已表现出明显的逆反苗头和割据倾向,是大汉王朝统一安定局面的潜在威胁,可谓不得不杀。陈豨、韩王信则是两个投机分子,又多有不法行径,罪有应得。唯独卢绾,其乃高祖发小,一直忠心耿耿,却因对于汉初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是可惜。

第六点,刘邦是文盲,且反智。这是看书不认真或者根本就不看书犯的错误,司马迁明明在《史记》 中写了刘邦曾在幼年学习文化的事情,只不过没写在 《高祖本纪》 中,而是在 《韩信卢绾列传》 中。刘邦留给太子的遗训,其主要内容也是鞭策太子好学,并对自己早年不精于学问十分后悔,那表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只是不太高而已。至于他反智,更是胡说八道,他不仅不反智,还以善于驾驭他人,借其智谋为己所用而著称。

别有用心

司马迁没有说刘邦是流氓,他认为刘邦是“大圣”。

那么为何后来有如此多的人,要将刘邦往流氓这个角色上靠呢?

首要的原因,在于刘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帝王,他的形象与世俗价值标准中的“明君”相去太远,导致一些人很难接受。

礼贤下士、仁慈爱民、睿智深沉、严于律己……这些都是世俗价值标准中“明君”当具备的素质,符合这些素质的帝王,只有上古时代的黄帝、炎帝、尧、舜、禹,什么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都不够格。

刘邦更不够格,他在47岁之前,是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无名小卒,既无高贵出身,也无高深修养,是某些酸腐文人所鄙夷的山野村夫,这个山野村夫却当上了皇帝,统一了天下,这让那些挑剔的酸腐文人如何接受得了?于是便要骂他为流氓得势了。

更多的,则是别有用心。

如那位极尽丑化刘邦之能事的元朝艺术家睢景臣,他的本意,是要借骂汉高祖,来讽刺批判当权的元朝统治者。元朝实行两都制,每年九月至次年三月,皇帝和一班臣僚待在大都 (今北京),每年四月到八月,则回元朝发家之地—— 上都 (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 避暑。睢景臣是以骂刘邦回乡的方式,来暗讽元朝皇帝每年回上都之事。可惜的是,他所发明的巧妙暗语,需要高级别的政治智商才能理解,但偏偏其载体元曲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东西,普罗大众哪里知道他的意图,只知道他在大骂特骂刘邦了。

又如民国的李宗吾,他所发明的厚黑学,本身就是一种对国人“厚黑”的讽刺,其中所引刘邦等人的例子,也是他为了讽刺所需而故意歪解。不料他的厚黑学,却被许多国人当做了“厚黑真经”,刘邦等人也被当做了“厚黑大师”,实在令人无语。

远见卓识

凡事分阴阳,既然有抹黑者,自然也有崇拜者,有骂刘邦为流氓的人,也有推崇刘邦的人。

司马迁自不必说,在他之后,有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 《汉书》 中,对刘邦推崇备至: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 《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这段赞语大意是刘邦虽文化程度不高,却悟性过人,善于用人,虽在位时间不长,却做了许多长远的规划,对后世影响至深。

班固之后,东汉末年,有一位荀悦,乃曹魏名臣荀彧之族兄,他在其所著史书中,将刘邦赞为“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的雄俊之才。

荀悦之后,有一位石勒,是从奴隶做到皇帝的传奇人物,他在西晋末年的乱局中,打下一片江山,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权,称雄于一时。此人目不识丁,却好学不倦,他学习的方式,是让一些知识分子给他读史书。他是政治军事斗争的参与者,也是胜利者,对于历史人物之评判,自有他的标准,在他看来,刘邦雄才伟略,无人能及,他如果遇到刘邦,那么只有俯首称臣,遇到刘秀的话,那还可以争一争天下,曹操、司马懿之流则是只能搞阴谋诡计,令人鄙夷:

“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

唐太宗李世民,一位重量级的帝王,他对刘邦也是极为推崇:

“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刘邦极善用人,显然李世民也是在借题发挥,以赞刘邦用人来暗扬自己的众望所归,并以刘邦为自己的标杆,进行参照。

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也是刘邦的“粉丝”,他为自己取汉名为刘亿,以示仰慕刘邦之意,又赐姓外戚“萧”姓,以示萧何辅佐刘邦之意。

北宋文豪苏轼与他的兄弟苏辙,都对刘邦有颇高的评价,苏轼称刘邦为仁德之明君,苏辙则认为:“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最最崇拜劉邦的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他统治时期,刘邦之地位,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其所选定的古代十七位帝王祭祀名单中,刘邦仅次于三皇五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排在了东汉光武帝刘秀、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之前。

朱元璋本人则喜读 《汉书》,因为此书对刘邦赞扬甚多。他认为,刘邦是历代帝王中排第一号的人物:“惟汉高祖皇帝除嬴平项,宽仁大度,威加海内,年开四百。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爱屋及乌,朱元璋不仅推崇刘邦,还连带推崇刘邦的那些臣子,他将李善长比喻为自己的萧何,将刘伯温比喻自己的张良,将徐达比喻为韩信,当然韩信因为后来谋反的缘故,在比喻时比较含蓄,没有那么直接。

这个是萧何,那个是张良,那么朱元璋是什么呢?

是刘邦。

这便是朱元璋推崇刘邦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二人的经历,十分相似,都是出自于社会底层,在天下大乱中,以艰苦征战成为群雄之中的王者,进而荡平四海,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作为“后辈”,朱元璋将自己向刘邦靠拢,太正常了,当时就有人看出其中端倪——“太祖以汉高自期。”再考虑到朱元璋的文化水平,比刘邦还要差上许多,在涉猎历史范围不太大的情况下,刘邦更是成为了他主要的效仿对象,可谓是他的人生导师和政治楷模。

这种对刘邦的推崇和效仿,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许多大臣在参与政治事务时,经常要搬出刘邦时期的一些事例,来作为自己意见的支撑。如崇祯年间,一名为王象云的大臣,为了弹劾尸位素餐的首辅周延儒,就以当年萧何尽心尽力辅佐刘邦,搞好后勤为依据:“将谓钱谷非辅臣职耶?彼汉高帝经营天下,何以萧何运粮关中?”南明时期,权臣马士英一手遮天,学者张岱上书,将其指为比刘邦麾下拥兵自重的韩信、彭越还要恶劣之人——“较之韩、彭,其坐视更恶。”

最后我们来看一位国际友人对刘邦的评价:

“人类历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恺撒未能目睹罗马帝国的建立以及文明的兴起,便不幸遇刺身亡,而刘邦却亲手缔造了一个昌盛的时期,并以其极富远见的领导才能,为人类历史开创了新纪元!”

此人名为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他说得不错。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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