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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再无曾国藩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刘强

一、“苦人”曾国藩

夜读曾国藩,常常惶愧无地,汗不敢出。很多人读他,读出人生传奇,读出丰功伟绩,读出仕途经济,读出智术权谋,读出神秘命理,我读他,却读出了一个大写的“苦”字,不是一般小儿女的顾影自怜之苦,而是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的千般痛、万般苦。

“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曾国藩如是说。三百多年前,十余岁的王阳明也立志要做“天下第一等人”,却未曾说出如此话来。盖阳明乃天纵英才,犹如光风霁月,倜傥洒落,其一生虽迭遭廷杖之辱、徙边之厄、平叛之难、剿匪之役,而终究化险为夷,身名俱泰。尤其是,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之大道,更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其学问全自灵明顿悟中得来,一通百通,周流无碍;其一生功业,辉煌彪炳,“三不朽”之誉,殆无争议。就连对王学至明末堕入狂禅一路颇有微词的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可曾国藩自己呢?说来说去,总不离一个“苦”字。

曾国藩自小便饱受父亲庭训督学之苦。其所撰 《台洲墓表》自述云:“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召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作为长子,八岁的曾国藩已经承担了振兴家族的使命,所以从小庭训甚严,也养成了不怕苦、能耐烦的坚忍性格。

因为能吃苦,反而一路顺。曾国藩二十二岁考取秀才 (1832),二十四岁中举人 (1834),二十八岁中进士 (1838),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从此平步青云,打造了“十年内连升十级”的宦海传奇。别人做了高官,可能会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曾国藩却如同在砧板上,总是战战兢兢,直如刍豢待宰,饩羊待烹。读他做官以后的日记和家书,不仅读不出春风得意,反而读出了居安思危、戒慎恐惧!

可以说,做官以后的曾国藩几乎一直在“自讨苦吃”。且看其道光二十年 (1840) 十月的一则日记: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而不至佚而生淫。

这里的“日日自苦,而不至佚而生淫”,真是曾国藩一生写照。

因为要吃“第一等苦”,曾国藩终其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斗”。比如,年轻时他到友人家做客,未能做到“非礼勿视”,回来便在日记中写道:“是日,目屡斜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有时在内室中与妻子温存私语,过后又立即警醒,在日记中写道:“有用之岁月,半消磨于妻子”,“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曾國藩十七岁染上烟瘾,屡戒不能,及至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时,仍为“瘾君子”。忽一日,痛定思痛,自恨无极:“课续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从此曾国藩再未吸过一口烟!这就是坊间流传甚广的“曾国藩三戒”—— 戒烟、戒妄语、戒房闼不敬。用曾国藩的话说,“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与谁“血战一番”呢?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道光二十二年 (1842),也就是曾国藩痛下决心终于戒烟的这一年,是其一生修行的转捩点。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二岁,他在日记中为自己“量身定做”了著名的“日课十二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 这哪里是“日课”,分明是“戒律”。

中国历史上,像曾国藩这样笃信儒家圣贤之道到了宗教境界,犹如道教徒“首过”、佛教徒“持戒”、基督徒“忏悔”那样,每时每刻都能与“信仰”对话,与欲望“血战”,决不给自己的私心贪欲留任何“后路”,决不让自己的信念灵魂有片刻“松懈”的人,不说绝无仅有,亦可谓“多乎哉?不多也”。就此而言,曾国藩不唯是一理学家,他还是一彻头彻尾的儒教徒—— 不是教徒,绝无可能臻于此境也。

咸丰七年 (1857) 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短短一段话,全是对自己的不满、怨尤、悔恨!似乎上天生下一个曾国藩,就是要他和另一个曾国藩“斗”的。这一斗就是几十年,斗得毫不留情,斗得寸土不让,斗得惊世骇俗。直到临终前夕,还在斗。同治十年 (1871) 四月日记云:“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则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在室中反复自讼,不能治事。”

眼疾本是生理疾患,曾国藩却“反复自讼”,以为是由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似此“诛心之论”,遍布其日记书札,动心骇听,时如惊雷。其去世前几天日记云:“自上年定以每日读 《资治通鉴》,随笔录其大事,以备遗忘。是日以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辍笔。犹取 《宋元学案》、《理学宗传》 等书,披览大意,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

好一个“身心一日不能闲”,这不是“日日自苦”是什么!曾国藩曾说:“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这大概是他“日日自苦”的理论基础吧。

曾国藩的一生,就是跟自己“死磕”的一生。他似乎很早就已明白,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很多人把战胜太平天国当作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业,殊不知,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别的,而是最终战胜了他自己!

二、“庸人的楷模”

有人说,曾国藩是“庸人的楷模”,因为他家世一般,资质平庸,绝非天才,所以他的成功故事,对于出身卑微而不能“拼爹”,或天资有限、唯有勤能补拙的“庸人”而言,不啻一剂“十全大补”般的苦口良药。

曾国藩能摆脱平庸,一靠能吃苦,二靠能耐烦。所谓耐烦,其实也就是“坚忍”。他曾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

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成就大器,就是因为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不拔。换言之,资质驽钝绝不等于平庸,资质驽钝而又自暴自弃才是“庸人”。“前日记所云‘思诚则神钦者,不若云‘耐苦则神钦,盖必廉于取而俭于用,劳于身而困于心,而后为鬼神所钦伏,皆耐苦之事也”(庚午十月)。

“思诚”是“知”,“耐苦”是“行”;将“耐苦”取代“思诚”,足见曾国藩绝非空谈心性的狂禅派,而是“事上磨练”的实干家。

坊间流行一句励志格言:“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以前亦服膺此语,及读曾国藩,则发现大谬不然。曾国藩就是一个“立长志”之后又“常立志”的人。且看其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立志”前后的几则日记:

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壬寅十月)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使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壬寅十一月)

所以须日课者,以时时省过,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记,则所谓省察者安在?所谓自新者安在?吾谁欺乎?真甘为小人,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

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何以为子!(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所谓,可以为人乎!

今年忽忽已过两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颓,以至不如禽兽。昨夜痛自猛醒,以为自今日始,当崭然更新,不终小人之归,不谓今日云阶招与对弈,仍不克力却。日日如此,奈何?(癸卯三月)

其实,给自己定了“日课”的曾国藩,虽每每自责未能改过迁善,事实上却是行之有效、持之以恒。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诸弟书云:“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后一句“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不就是通常所说的“今日事今日毕”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可是,真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礼记·学记》 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曾国藩一生奉行为己、克己之学,故常自感不足;至其晚年,虽功成名就,众望所归,依然自视阙然,感叹自己“一无所成”:“余日衰老而学无一成,应作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奮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老迈如此,每日办官事尚不能毕,安能更著述邪?”(己巳五月)“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前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己巳八月)

打开曾国藩的日记、书札、杂著等文献,诸如“百无一成”、“一事无成”之类的话俯拾皆是,触目惊心。而且,你能分明感受到,他不是故作谦虚,而是真的“看不起”自己!

孟子说:“人之并于禽兽者几希!”意思是,人和禽兽的差别就那么一丁点儿。人欲一旦膨胀,以致泯灭了天理良知,立马就有可能变为禽兽!曾国藩说得更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经他这么一说,“禽兽”的可能性无限增大,除了希圣希贤,人类简直毫无退路!把两句话连起来看,似乎在曾国藩心目中,只要私欲复萌,贪名好利,甚至一旦“只问收获,不问耕耘”,好逸恶劳,饱食终日,无所事事,那也就和“禽兽”差不多了。要说曾国藩“看不起自己”,大概正是那个以“圣贤”为高标的自己,常常看不起那个偶尔也不免“禽兽”的自己吧。

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大概是很容易被追求个性、释放欲望的现代人所嗤笑的:“自苦自虐如此,何苦来哉?”殊不知,千千万万个“庸人”正是这样“炼成”的,而曾国藩却只有一个!

三、治兵先治心

读曾国藩,可能始终无法卒章终卷—— 至少于我而言是如此。别的不说,他的那些公文奏章、批牍评点、墓表诔文等,便非我所深喜。我最爱读的,是他的家书、诗文、日记以及名联,觉得最为切己有益。然,不喜欢的还是要读,哪怕是浏览,哪怕是跳读,也能窥斑知豹,沿波讨源。不读那些自己不感兴趣却又字字用心、句句诚慤的文字,就无法真正走进曾国藩。

比如,蔡锷后来所辑录的这部《曾胡治兵语录》,不少内容便出自那些奏章公文,有的写于军中帐下,有的写于病困无眠,真能设身处地、悬想逆测一番,方不辜负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教诲。

或问:曾国藩以一儒者之资,何以竟能治兵驭将、克敌制胜?窃以为原因有三:

一曰承先人之教。其所撰 《台洲墓表》 自述其父亲曾麟书“僻在穷乡,志存军国”,曾于咸丰二年 (1852) 太平军攻围长沙时,“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办团练,援剿湖北之后,父亲“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咸丰七年 (1857),曾麟书去世;第二年,曾国华殉难于三河;又四年,曾国葆病逝于金陵。故曾国藩说,自己和兄弟所以能克复失地,“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教,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曾国藩继承乃父之志,及至自己用兵,亦驱遣兄弟上阵。其有自箴名联曰:“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可以说,湖南湘乡曾氏,到了曾国藩这一代,才真正完成了由“乡儒”到“国士”的蜕变。

二曰能克己治心。前已言及,曾国藩虽自认“愚陋”,却反对“平庸”,更反对怠惰与傲慢。他的治兵格言中有一句最为警醒:“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曾国藩之所以能以文御武,屡建奇功,关键在于其能将修身克己之功夫用于治兵打仗之中。其“治心”功夫已见上文,再看他的“治兵语录”: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不可治哉?(咸丰六年六月初四日记)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悦之象。有欢悦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败而已矣。

一句话:欲治兵,先治心。蒋介石正是看到这一点,才特意在蔡锷辑录的十二章“治兵语录”之外,又增补 《治心》 一章,其中便有曾国藩力克“忮心”、“求心”的自陈:“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仿之际。”“将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所欲克去的“忮心”、“求心”,正是阳明所谓“心中贼”。此贼人人皆有,但未必人人能破,人人欲破。这也是曾国藩不同凡俗的地方。同治六年(1867) 正月初二,曾国藩在河南周口致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说: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从困顿中得来,曾国藩的“大悟”则从“大悔”中得来。这也是其一生“治心”所得,故能由内而外,成己成物。

三曰能知人善任。长期的学问积累和人生经验练就了曾国藩的一双“慧眼”和“法眼”。胡林翼曾说:“曾公素有知人之鉴,所识拔多贤将。”近人薛福成也说:“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连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也称其“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帥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民国相学家陈公笃则说:“国藩素拘谨,其才不如胡、左,而功倍之,独知人善用,是其特长。”这些众口一词的评价,信出真心,绝非溢美。

和历史上其他豪杰人物貌宽心非、嫉贤妒能不同,曾国藩是真能礼贤下士、虚己待人,其奖掖后进、荐举人才,真正做到了不遗余力,大公无私。他曾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条: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并且说到做到。其幕府中有刘蓉与郭嵩焘等高级智囊,帐下有罗泽南、李续宾、塔齐布、鲍超、刘铭传、彭玉麟等众多名将,而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亦曾为其所用,此诸人,皆为一时之选。论军事指挥能力,曾国藩并非天才,起先也吃过不少败仗,如无知人善任的本事,又焉能反败为胜,建立不世功勋?他有副名联曰:“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目光如炬,心胸宽广,与人为善,从善如流,正是曾国藩最具人格魅力之处。他不仅能用将,还能爱卒,不仅能爱卒,尤其能恤民。其所作 《得胜歌》、《爱民歌》 等军歌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深入人心,真非兼具智、仁、勇“三达德”者莫办。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上罕见的“三不朽”人物,却一生自处甚卑,谦逊之至。同治八年(1869) 八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这是他晚年对自己的评价,简直一无是处,一代伟人而自讼如此,细思极令人动容,今之大言不惭之辈又有何颜面自吹自擂。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溘然辞世,栋梁摧折,朝野震惊悲痛。百姓巷哭,绘像祀之;朝廷闻讯,辍朝三日。左宗棠与曾国藩素有嫌隙,晚年更是时加轻诋,闻听噩耗,亦挥毫写下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观此可知,二公不愧“名臣”、“国士”之目也!其门人李鸿章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选自《书屋》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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