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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幕后的故事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丁木

1962年第九期 《电影文学》 刊登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自有后来人》(又名 《红灯志》),作者沈默君、罗静。该剧本写的是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一个小镇上,有一家祖孙三代人为了给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递送“密电码”,演绎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感人故事。故事中的三代人不是真正的一家人,然而革命斗争却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牺牲了,“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终于把“密电码”送到了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

电影文学剧本 《自有后来人》 发表后,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借此良机,开始拍摄这个动人的故事,1963年,黑白故事影片 《自有后来人》 公映了,一时间全国争相观看。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根据该剧本编排了现代京剧 《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当地演出以后深受欢迎,以致连续上演了一百多场。其后,上海爱华沪剧团以这两戏为基础,改编成了现代沪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获得成功;中国京剧院一团也编演了现代京剧 《红灯记》;《红灯记》 连环画也出版了两个版本 (这是“文革”前的老版本连环画,不是“文革”中的“样板戏”同名连环画)。

“文革”当中,《红灯记》 被搞成“样板戏”,还拍了电影,使得这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遍神州大地,全国数以亿计的人学唱,各种地方戏争相“移植”,很多物品上也都有 《红灯记》 中的人物形象……“文革”过后,《红灯记》 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 《自有后来人》 复映,京剧 《红灯记》 作为红色经典再次登上舞台,就连当年出版的几种 《红灯记》连环画亦多次再版。

从1963年红灯第一次点亮,到今天跨越40余年,《红灯记》 的背后也承载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红灯记》 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地点是黑龙江小镇“龙潭”,这是个虚构的地名,是东北许许多多有地下交通员的小镇的缩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于9月18日悍然发动事变,很快便占领了东北全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甘屈辱,纷纷挺身而起,与来犯者进行殊死搏斗。为了赶走日军,保卫祖国,社会各界全都加入了抗日大军,他们先是拉起 “红枪会”、“黄枪会”,继而组建义勇军,再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下,组建了抗日游击队,最后联合社会各种力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 (简称抗联)。

抗联一般不与日军正面交锋,而是打游击战。他们昼伏夜出,突袭敌人,日军车站、铁道线、汽车队、粮库、弹药库、兵营乃至大桥、水电站等都是抗联袭击的目标。抗联游击队给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搞到准确的情报,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抗联培养了许多地下交通员,他们活动在城镇乡村,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式为抗联秘密递送情报。在 《红灯记》 里,李玉和家就是我党秘密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老少三代,还有跳车人、磨刀人都是交通员。一旦交通站或交通员出现意外,往往会给我党造成损失,所以交通员组织关系缜密,上下级联系明确。下面是1937年的“东北抗战交通组织机构图”: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海参崴职工处—各省委—特委交通局—县委交通部—救国会交通站—交通员

交通员的公开身份多种多样,商人、老板、道士、记者、猪倌……他们除了侦察与传递敌人活动的情报外,还有传递中共中央等机构的指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运送作战物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等任务。交通员都有不怕困难、不惜牺牲的特点,在传递情报时,他们将密件缝在衣服里、放到耳朵里、编在女人辫子里等等,按事先约好的地点、暗号进行单线联络。电影 《自有后来人》和后来多个版本的 《红灯记》 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举起红灯,与磨刀人接头时看见对方左手戴手套的典型的接头暗号和李玉和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急中生智将一碗粥倒进装密电码的饭盒的这一保护密件的行为都十分真实,这是因为编剧沈默君非常了解抗联交通员的对敌斗争手段。

在抗聯早期,指战员们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对于攻防也很不利。1936年,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让于保和去黑龙江通河县帽儿山的密营中建立抗联电信学校,那里有一个缴获来的日军电台。等到学员们来到时,又有几台苏联产的电台送了过来。

学员学成后,带着电台分配到各个军,抗联各军之间犹如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对作战极为有利。为了防止敌人截获,电台不能明码发报,只能把电码自制成密码。这写满密码的本子,也就是 《红灯记》 中所谓的密电码,必须送到配备电台的抗联部队去,用于发码和接收后的破译。密电码所承载的信息非常重要,保密性很强,敌人一旦获得,抗联轻则会遭到日军伏击,重则山里的密营会被发现,以致全军覆没。

密电码如此重要,它在敌后的传递就要非常隐秘,通常都把它写在一本书或字典中,用来迷惑敌人。对于密电码,交通员、报务员等都视其为自己的生命。1942年冬天,抗联二路军的女报务员陈玉华随小队行军,途中突然遭到日军围攻,小队被打散,身背发报机的陈玉华身负重伤。她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发报机砸碎,扔进深雪中,牺牲前,她又吞吃了密电码。

二?

电影 《自有后来人》 的编剧之一沈默君,曾是电影 《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 和 《海魂》 的编剧。1961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沈默君在黑龙江采访时,收集到许多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动人故事。第二年,沈默君正式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刚到不久,就接到一个厂里指派的任务,要他写 “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真亲”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剧本。

长春电影制片厂招待所是一座白色的小楼,人们都叫它小白楼,创作人员一有任务,都住进楼里潜心写作,沈默君在这里回想起在黑龙江收集的抗联交通员接头的真实故事:抗战期间,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从黑河来哈尔滨递送情报,住在道外一家小旅馆。接头的时间过去了三天,就是不见人来,这位交通员钱花光了可不敢走,靠喝水在床上躺了三天,等到接头人终于来到时,这位交通员都快要饿死了。

“文革”后,哈尔滨京剧团的梁一鸣以古稀之年重新登台献艺,云燕铭也以花甲之年赴沪演出。梁一鸣于1991年仙逝,享年89岁。年过八旬的云燕铭仍在不遗余力地辅导着新一代《红灯记》的演员。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没能看到“文革”结束,于1975年抑郁而死,年仅57岁,他的弟子浩亮当年奉江青之命顶替师傅演李玉和。90年代浩亮复出,演了几次 《红灯记》,后因患病停演,一直在家中修养。杜近芳在“文革”后期出演了革命现代京剧 《红色娘子军》 中的吴清华,但李铁梅她只演了一次,《红灯记》 复演时并没出来。中国京剧院的 《红灯记》 剧组中,只有扮演鸠山的净角袁世海和扮演李奶奶的旦角高玉倩躲过了劫难,90年代他们都出来重演 《红灯记》。高玉倩也已年过八旬,在家隐居;袁世海在2001年冬天去沈阳演出 《红灯记》 后,本想再去哈尔滨演出,谁料突然发病,回京后去世,享年87岁。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在排演 《红灯记》 时遭到了江青的非难,幸而身心没受多大伤害,今天,风采依旧的她不时出现在舞台和荧屏上。

电影 《自有后来人》 中的主要演员,都很有特色,赵联扮演的李玉和很有平民风格,这是党的地下交通员所必需的。印质明的叛徒表演得很到位,这是他第一次演反角;韩焱演的鸠山很中国化,十分老辣;车毅、齐桂荣扮演的李奶奶、李铁梅都有东北人的性格。

扮演李铁梅的年轻演员齐桂荣当年只有20岁,虽说也是东北人,可第一次试镜头时,却有些紧张。齐桂荣1958年便考入了鞍山话剧团,其后又分别去锦州话剧团和旅大话剧团,1962年冬天被长春电影制片厂 《自有后来人》 剧组选中。试镜时,演过话剧的齐桂荣,面对摄影机紧张得双腿发抖,可导演于彦夫还是看好了她。电影中的李玉和一家三代人其乐融融,银幕外三位演员也朝夕相处,亲如一家,齐桂荣不但演戏时叫他们“奶奶”“爹”,戏外也这么叫。

新世纪以来,京剧 《红灯记》 作为红色经典,频频复演,如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推出的经典现代京剧 《红灯记》,中国京剧院三团演出的《红灯记》 等,不但进行了全国巡演,还去宝岛台湾演出。有趣的是,有一场钢琴伴唱版 《红灯记》演出,不但请了钢琴家殷承宗、京剧名家刘长瑜两位当年的原奏、原唱,还寻找了当年观看过 《红灯记》 演出的观众。

一部 《红燈记》 背后承载着许许多多故事,红灯亮了四十余年,故事也讲了四十余年,而且还会讲下去。

(选自《屏幕之下》/刘未鸣 刘剑 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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