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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新生事物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张勋祥

从1978年开始,发端于农村的改革逐渐纵深推向城市,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了神州大地,新的理念逐步形成,并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此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鲜事物,进一步加速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第一个领营业执照的“个体户”章华妹

改革开放初期,最有地位的依然是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正式员工,个体户是个贬义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个体户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做生意是件很丢脸的事,朋友、同学要是知道了都觉得很害臊,羞于跟你来往。

1979年秋天,温州姑娘章华妹家临街的一个小房成了她最初的店面,一张80厘米长、60厘米宽的板凳是柜台,卖毛线针、松紧带、纪念章、玩具手表之类小东西,一天赚一两块钱。一个国营企业的普通职工月工资20元左右,故章华妹的生意虽小却足够养家。店里最好卖的是印着西湖、六和塔、断桥等图案的杭州风景纪念章,最贵的则是塑胶做的玩具手表。她家所在的解放路上已有十几户摆摊经商,选择干个体完全是生活所迫。因家有7孩,而分配的工作名额仅一个,轮不到年龄最小的她,所以她19岁时便在父亲的授意下做起了生意,起码能为家里赚点钱。这在当时被列入投机倒把行为,轻则严词指责,重则没收货品。

后来,转机出现,温州市鼓楼工商所派人到章华妹店铺所在的片区宣传,“今后做生意合法了,可以来领一张营业执照”。这个执照有用吗?章华妹最初也和大部分温州生意人一样,本能地表示怀疑。晚上和家里人商量,阅历丰富的父亲说:去领一个来吧,总有好处的,也许以后我们做生意可以不用逃了呢!1979年底,她递交了申请表格,附带的资料包括一份待业证明及3张黑白大头照。之后,她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回去继续做她的小本生意。

1980年,章华妹收到了鼓楼工商所的通知:营业执照办好了。工商证字第10101号。这是第一份获批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如今,它的原本被存放在温州市工商局档案室。

随后,章华妹有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服装辅料公司,生意红火。温州地区与她同批领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不过100多人。但随后的日子里,个体户数量爆涨。1981年底,全国个体户首次突破100万户,到了1987年底已达1000万户。很多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波下海经商潮中发家致富,有的还成立了公司、集团,很多今天在温州甚至全国都叫得响的企业家都是当时下海经商的。20世纪90年代末,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非常繁荣。国家工商总局曾做过统计,1999年中国个体工商户约3160万户。

审批手续的改革也让个体户拿执照更加方便。1979年,办一张营业执照要等整整一年,如今,只要拿着身份证和经营场地证明到工商局,当天就能办出来。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个体户章华妹的经商历程,是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成长的一个缩影。过去个体经商被看成投机倒把,甚至被当作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烙印还在人们心中没有抹去。实践证明,个体、私营经济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扩大农村就业、活跃农村市场、满足农民多种需要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步鑫生“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打破“大锅饭”引发对国营企业改革的反思

1983年秋天,如何振奋全国人心,唤起改革的热情,让舆论重心再次回到发展的主轴上,需要一个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而步鑫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在步鑫生的领导下,扭亏为盈,但他的一些独特做法引起了争议。

1981年,他在厂里提出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打破“大锅饭”。而且他将做得不好的工人予以辞退,彻底打破了国营企业工人“铁饭碗”的传统。这在当时是大家都不敢想象的。他还做了很多当时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1981年就给厂里设计了厂徽、厂服和厂歌,而且四处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1982年,上海人民广场周边只有4个广告牌,其中就有海盐衬衫总厂生产的“三毛”儿童衬衣广告。他还在上海火车站的铁路沿线刷广告,用小汽车接送前来订货的客户,而当时,连海盐整个县委都只有一辆北京吉普。

这些做法,让步鑫生招来了很多非议。当时很多人都找到浙江省委告状,要求处理步鑫生。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将报道步鑫生的稿子写成内参,将对其好的坏的评价都写了上去。

1983年11月初,胡耀邦在稿子上作了批示,稿子公开发表。批示是:“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11月16日,《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 记步鑫生》 出现在了中国各个党报的版面上。此报道并未立即让步鑫生大红大紫,反而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很快,《工人日报》 浙江分社的一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 的內参再次送达胡耀邦案头,里面列举了步鑫生“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收买记者等等”14种行为。胡耀邦指示浙江省委进行调查。1984年,浙江省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海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步鑫生虽有缺陷但改革的事情并没错。随后,中央指示全国推广步鑫生的精神。2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浙江省委支持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报道,并配发“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长篇按语,肯定其改革创新精神。次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刊登题为 《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的改革创新精神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指出要积极支持敢于改革创新的干部》 的报道。

步鑫生“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打破“大锅饭”的国企改革,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改革的思考,国营企业打破“大锅饭”大势所趋。

马胜利搞承包,冲破“铁饭碗、铁交椅”,实行计件工资,再推国企改革

1984年,人们称之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国有骨干企业55位厂长的呼吁书 《请给我们松绑》 在 《福建日报》 全文刊登。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大门前贴出一张 《向领导班子表决心》 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落款“马胜利”,是当时该厂46岁的销售科科长。

大字报被贴出后,厂领导很反感,都拍桌子说他要“抢班夺权”“野心大暴露”,其销售科长职务马上被撤了……但工人们绝大多数拍手称快,说“老马好样的”。800多人的该造纸大厂的境况是: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说还得亏损10万。结果马胜利杀了出来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最后,市长王葆华等拍板鼓励他承包。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走马上任以后,主要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工夫。承包前厂里是工人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坏一个样,他冲破这种“铁饭碗、铁交椅”,实行计件工资。当时产品不适应市场,“产—供—销”的模式中,和市场最近的“销售”地位最低,他承包后变成“销—供—产”。以前的“物美价廉”已不能适应市场了,产品要“新、优、廉”才行:把造纸厂单一的“大卷子”家用卫生纸产品变成6种不同规格3种颜色及“带香味儿的纸巾”,制造了厨师戴的白色帽子、妇女用的卫生巾等很多新鲜的、以前没有的东西,研制防火纸,研制撕不烂的纸,提出“以纸代布、以纸代木、以纸代塑”,制造纸帽子、纸围裙、纸裤衩等。他还重奖创新的工程师。一系列的措施让厂子顿时有了活力。结果,一个多月后的6月初,造纸厂完成全年利润计划,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第二年盈利280万,第三年560万,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

1985年7月26日,中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 《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创造了国企“一包就灵”神话的马胜利,被称为“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先后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等400多个荣誉称号。1986年,马胜利在造纸厂门口竖起一个1.5米高的大铜标牌,上面刻着5个大字“厂长马胜利”。这几个字比厂名的字牌都大,当时市里的领导批评他太突出自己,他却认为这是品牌效益,他的名字值钱有影响力,也是对消费者负责,领导们名片上的名字也都比单位的名字大,凭什么不让他挂,为何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最后,他硬让工人挂上了,他还想把厂名改成马胜利造纸厂,甚至想把厂子买断,但政府没批。

截至1987年6月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占同类企业总数的63.9%。这项改革已从试点进入全面实行的新阶段。1987年8月,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

承包石家庄造纸厂成功后,全国几百个造纸厂来石家庄学习取经,都哭穷发不起工资,想让马胜利承包。1987年,马胜利首次跨省承包了山东菏泽的一家造纸厂,当时承包头月就盈利20多万。一看“一包就灵”,这下求着来承包的外地企业更多了。马胜利的眼光开始瞄准全国,一个“承包集团”的托拉斯梦想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他兼并了全国100多家濒临破产的造纸企业,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马胜利以“搞承包”掀开国企改革大幕,国企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关广梅搞“租赁”引发全社会关于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大讨论

关广梅,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自1985年连续租赁了8家副食品店,两年间为国家创利100万元,职工收入亦成倍增长,她1986年全部年收入44000元人民币,是当时中国平均收入的12倍。有人认为“关广梅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关广梅投书 《经济日报》,建议对租赁企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展开讨论。

1987年6月12日,《经济日報》 刊登了她的来信并作连续报道,引发全社会关于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关广梅现象”应运而生。

1984年,关广梅在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承包了消防副食商店。1985年4月与本溪市蔬菜公司签订租赁消防副食商店的合同时,年租金指标定在20万元,合同上明文写着差1万补1万。1986年8月,她又租赁了长期亏损濒临破产的光明商店和全市最大的副食品商店东明商场。1987年,组建东明租赁商业集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租赁商业集团,她的租赁集团扩大到8家,占本溪市零售总额的1/3。商场面积大约50平米左右,营业员被分成粮食组、蔬菜组、猪肉组,各自经营自己的岗位。关广梅采用薄利多销方式,把当年的商店做成了类似今天的“大卖场”。

她租赁的东明商场店门口张贴了密密麻麻的商品价格表,大部分货柜都敞开着,顾客买货看得见摸得着。商场门口还贴出公告说要实行新的物价管理办法,她商店里经营的烟、酒、糖果、罐头等120种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在合理加价率的基础上,一律回落2分钱,低于全市任何一家商店的价格。若顾客发现在她店里买到的东西高于其它商店同规格同产地商品价格的,商场除找给差价外还奖给价值1元的购货券。仅在承包消防副食商店的头年她就实现利润18万元。她始终实行善待顾客,对员工苛刻的要求。一次一个和顾客吵架的营业员就被扣了50元。其租赁得到蔬菜公司的支持,而被她租赁的商店并不买账。招标大会上,一家副食商店门市部主任和20多个班组长曾一起反对她租赁。虽有不同意见,但其得到蔬菜公司和本溪市政府的支持。

为实现租赁指标,她对领导体制、精简机构、调整劳动组织、扩大经营范围、分配制度、进货渠道等10项配套方案改革,拟定了45项486条规章制度。这些制度都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成为企业的法规,按法管理、按章行事每个职工都清楚。租赁当年,消防副食商店实现利润25.2万元,比上年增长40%,连续两年成为本溪市同行业首家达到省标的企业。

自1981年建店起连年亏损的本溪蔬菜公司光明副食商店,在1986年4月被关广梅租赁后焕发新姿。她利用消防副食商店的盈利修复了光明商店营业网点,重新培训新职工,经营一个月就扭亏为盈,到年末盈利3万元。承包本溪东明副食商场时她提出创“三个一流”,即一流店貌、一流服务、一流效益,至年末共经营5个月后就盈利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倍。她租赁的3家副食商场整体效益都明显提高,创造了商业改革的诸多第一:1984年第一个承包商店;1985年第一个租赁商店;1987年组建中国第一个租赁商业集团。

然而改革的阻力和麻烦还是伴随着商场和个人不断提高的经济收益到来。1986年,她個人租赁经营群体与以往计划经济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经营机制、领导机制、管理机制、分配方法、思想工作、社会效益的出现,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承包经营者和生产工人是何关系?若个人说了算﹐工人还能不能说是企业的主人?个人承包的模式是否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关广梅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改革人的思想,尤其是彻底消除改革开放初期“左”派思潮根深蒂固的影响,并非易事,但改革已让“左”的思想大坝打开一道豁口。

年广久“雇工”引发“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搞雇工”的争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投机倒把是一项不小的罪名。1963年,年广久因贩鱼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66年,因卖板栗,又被关了20多天。然而,牢狱之灾并没有让年广九“长记性”。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在经营中,“我卖瓜子的时候,别人买一包,我就会另抓一把给他,他要是不要,我就硬塞,所以别人都叫我‘傻子。后来我想给自己卖的瓜子取个名字,想来想去,干脆就叫‘傻子瓜子得了!”

年广久的生意越来越兴旺,瓜子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买瓜子的队伍最长的时候排过100米。“傻子瓜子”生意越来越好,年广九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之初,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雇帮工。1981年,他决定雇佣一些待业青年当帮手炒瓜子。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一统计,“傻子瓜子”已经有了12个雇员。

社会主义还能不能搞雇工?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对个体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松动,但在政治意识领域,人们对个体经济依旧保持着观望的警惕。年广久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作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对于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教育的中国公众来说,雇工问题确实敏感。为什么雇7个人就算个体户,而7人以上就是私营企业?谁说得清?于是,“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年广久是不是剥削分子”的争论、辩护、讨伐流于全国各地。一场带有浓郁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安徽省委也专程派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于是,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的方针,争论最终尘埃落定。年广久因为邓小平的“特殊眷顾”而幸运地“躲过一劫”。“傻子瓜子”很快从10多人的小作坊发展为上百人的工厂。1982年,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行为,进行严厉整肃和清理。加之阴雨连绵的时候,年广九藏在家里的钞票都发霉了,太阳一出来,他就不得不把装满钱的麻袋扛出来,一张张晾晒,花花绿绿的人民币铺满整个院子,甚至屋顶。有领导说他“胆子不小”。年广九是这样回答的:“我钱都发霉了,不晒怎么办?”

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开来。1983年底,有人把他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邓小平收到邓力群、王任重分别送来的涉及雇工问题的讲话稿和有关材料及信件后表态: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又讲:“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由于邓小平的点名,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更加名声大噪,个体户的雇工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1989年9月,年广久因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的经济问题而被审查。令人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再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早在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就提到现行政策不变,“比如雇工问题,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1992年初,他在南巡讲话中,又把“傻子瓜子”提高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再次指出:“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邓小平有关“傻子瓜子”的讲话,不仅让年广九起死回生,也给广大个体、私营经济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大量私营企业雇工问题得到了解决,为私营经济解决了劳动力问题,私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被激发出来。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国营企业承包制、商业企业承包租赁、雇工、技术转让、科技咨询,打破“大锅饭”,全面突破“姓资”“姓社”的喋喋不休的争论,打破了思想禁锢,因思想禁锢而被束缚的生产力也被释放了出来,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突破中获得了新生。

(选自《党史文汇》2018年第9期/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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