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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风景:旅苏游记与四十年代文化人的政治选择 (上)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刘奎

现代中国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异域游记,旅苏游记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东西文明的碰撞中,异域游记不只是看风景,往往寄托着旅行者的文明之思和政治意图,对国内思想文化界不无影响,如梁启超的 《欧游心影录》 就成为一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西方文明的先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惊奇,但中国再度面临十字路口的选择,此时可说是“前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已开始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在如何建国的问题上,思想文化界也存在走苏联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的分歧。在这个历史关头,文化人的旅苏游记显得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种亲历者的证词,引导人们去认识、去选择。其中以郭沫若的 《苏联纪行》 和茅盾的 《苏联见闻录》 最具代表性。本文所要探讨的是郭沫若等人旅苏游记的意识形态构造,即他们是如何观看和评价苏联的,以及他们的言论在四十年代中后期文化人的政治抉择中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蒋廷敝、丁文江、曹谷冰、胡愈之和邹韬奋等所构成的旅苏游记传统构成纵向参照;法国作家纪德、罗曼·罗兰的旅苏游记则构成横向对话。

一、进言与出走

1945年2月22日,《新华日报》 刊登了 《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该进言由郭沫若起草,得到312位知名文化人的签名支持。“进言”从“目前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的时局出发,历陈国内不团结、政治腐败、“文化教育受着重重扼制”等弊端,提出了六项具体主张,包括废除“审查检阅制度”,“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等。此时周恩来应美国赫尔利之邀,前往重庆谈判,商讨组织联合政府。郭沫若所组织的进言,可以看作是文化界对成立联合政府议案的声援。

进言的背景除了组织联合政府外,还有当时的民主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知识分子关注问题的重心便从“抗战”逐渐转移到了“建国”问题上来。各民主人士开始组党,纷纷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或宣言。至1945年,民主化潮流更为高涨,如郭沫若所说,“三十四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该年一月,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时局的进言,不久海外团体如北美十家华侨报纸通电全国,呼吁建立联合政府。

不过,郭沫若等人虽不用“宣言”,而用“进言”,还是引起当局的不满,据阳翰笙1945年2月25日日记所载:“自 《文化界对时局进言》 发表后,连日来,弄得满城风雨。有许多朋友都受到警告,大有大祸即将临头的样子。”国民党宣传人员曾动员签名者自行登报否认,还发起了另一个《文化界宣言》,都未能奏效。不久,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工委”被“裁撤”。

“文工委”被解散后,重庆文化人及时予以反击。《新华日报》 发表消息,对文工委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突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除此之外,文工委被裁撤的事件,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除“文协”等文化组织的声援外,重庆各党派及文化界人士还集体宴请郭沫若及“文工委”成员,以示慰问。青年党领袖左舜生表示,“郭先生过去的自由天地太狭,现在我们欢迎文化界的斗士回到更大的自由天地中来”;侯外庐在申述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之后,提倡另外设立民间研究所,这项提议得到了陶行知的支持,他希望郭沫若筹备一个“民主的研究院,或办一个新世界研究院”。邓初民、馬寅初、柳亚子等人也纷纷谴责当局“裁撤”“文工委”的举措,邓初民认为这“是要统制文化”,柳亚子认为此举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马寅初则说,“那解散文工委的是真空管!”而与郭沫若多有诗词来往的黄炎培虽然缺席,却托人朗诵了他写给郭沫若的文化诗三章,其一为:“天地不灭,文化不灭,人类不绝,文化不绝。或箝之口,或夺之笔,人削其名,我胜其实。”

共产党也借此谴责国民政府迫害文化人。此时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王若飞在致辞中,先是建议国民政府派郭沫若出任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如果这难以实现,则欢迎郭沫若到解放区。王若飞尤其强调这一提议的重要性,因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现已有一万万人口,九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民兵,一百二十万党员,这样大的地区和人民希望郭先生当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顾问,政府应该能接受”。可见,在一九四五年的民主运动中,共产党并不掩饰自己的实力,表明具有主导中国走向的资格,以争取文化人,并向当局施压以在民主运动中占据主动。

“文工委”被裁撤后,除重庆地区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慰问之外,还得到了昆明文化界的关注,闻一多、吴晗、李广田、罗隆基、李公朴乃至沈从文等五十余人,联名致信郭沫若以表慰问。在信中,他们认为“文工委”被解散,“是中国反民主势力又一政治罪恶的表演”,“它使这荒淫无耻的大后方仅有的几个庄严工作据点,又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但在当时民主之声高涨的热潮中,他们看到的是新的希望:“‘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让你和你的朋友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纛,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文工委”被裁撤这一政府行为,从而演变为各党派借以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

郭沫若并未如王若飞所建议的去解放区,而是继续留在重庆,其主要身份是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便前往苏联,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回来。他前往苏联的名义是应邀参加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同被邀请的还有物理学家丁西林。

二、制度的风最

旅苏期间,郭沫若记有详细的日记,以 《苏联纪行》 为题结集发表。据日记载,郭沫若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邵鲁诺夫同行,他们经昆明,取道印度、巴基斯坦、伊朗转莫斯科,因邵氏行李超重,每一次转机都要停留甚久,因而当郭沫若抵达苏联时,只赶上了纪念大会的闭幕式。在苏联的前十天,他作为科学院的客人,参加了科学院安排的文化考察活动,这包括参观列宁格勒郊区的战场、普希金宫,观赏歌舞和芭蕾舞剧《胡桃夹子》 等。还参加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各国学者举办的招待宴会。因科学院的活动倾向自然科学方面,郭沫若的领域属社会科学,于是,自7月4日起,郭沫若便转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 招待。对外文化协会特为他和其他几位学者,如著名的“红色主教”英国坎特伯雷主教约翰孙博士等,制定了一个月的参观计划,除莫斯科市区的博物馆以外,主要是到斯大林格勒和中亚的塔什干,参观苏联的工厂和集体农庄。那么,苏联在郭沫若的观感中,呈现出的是何种形象呢?

因战争刚刚结束,此次参观的很大部分便是苏联战场,如列宁格勒郊外的战场、斯大林保卫战战场等等。看着旧战场的焦土,听着导游的介绍,郭沫若除了赞叹红军的英勇外,感受到的还有一重焦虑,如在列宁格勒郊外的普尔珂夫山,郭沫若想到的却是中国的江南:“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这种心态,表明郭沫若在观看苏联时,问题意识却是本国的出路问题,但无论是他的心态还是立场都有些失衡,这对他此后观感起着潜在的制约作用。

观光初期,郭沫若主要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市区,参观名胜古迹或观赏戏剧。但他对普希金宫,也就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夏宫,这类古迹并未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反而对一些小事印象较深。如7月3日晚,他应邀去艺术剧院观剧,当他们到达戏院附近,发现“院外簇拥着不少的人”,而“一位中年妇人”看见他们手中的票,以为他们是倒票的,因而便向他们买票;而他们进门时,“又有工人模样的人也要抢买”;后来他们因走错路而误入一家食品店,那里的“一位红军军官”也要买票。陪同他游览的苏联太太,后来告诉他:“我们苏联人是极喜欢看戏的,莫斯科的剧场尽管多,但依然不够分配”。这对郭沫若触动很大,在他看来,苏联国民的生活简直达到了理想化的状态:

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愉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求正当的享受了。乐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只是现实。

苏联一开始呈现给他的是一个富裕、自由的乌托邦景觀,这种形象在此后的行程中变得更为完满,以更为细致的方式体现出来。而苏联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无疑是它的工业成就和集体农庄,这也是郭重点记述的部分。这表明郭沫若的眼光不是观光性的,而是政治性、社会性的,或者说是带着家国焦虑观看苏联的。

参观苏联的工业成就,是整个旅程的中心。他们的第一站便是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首先参观的景点是拖拉机工厂和红色十月工厂,前者在战时改为了坦克修理厂,后者是炼钢厂。郭沫若记录最为详尽的,则是斯大林纺织工厂。他不仅记述了该厂的规模,各附属工厂的结构和功能,工人的工作时间和流程,还记下了纺织机的新功能,如“纱线如断,电机即自行停止,有小红电球发光指示断处,结上,电机又自动运转”,对苏联的技术创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观赏了生产车间之后,他们还去参观了“工人村落”,郭沫若的观感是“工人的福利是照顾得很周到的。工厂之外有花园设备,树木繁茂,浑如公园”。同行的约翰孙博士也说:“工场内的设备,英美人可能办到,或许有的还要更加完善;工人村的设备便为英美人所无法企及。”或许是意犹未尽,在离开苏联前夕,郭沫若还曾去参观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汽车工厂。这可能是郭沫若所见规模最大的工厂,该厂共有三十二个部门,各自独立生产汽车零件,然后统一组装;而这里的工人村落设备也“甚为完善”,“有医院、戏院、电影院、音乐堂、浴池等”,各类设备无不自成一体。正因规模太大,郭沫若只参观了其中的三个部门,最后由该厂自产的小汽车送回,郭沫若也不忘描述他的乘车体验:“车颇结实,且亦十分新颖,比起美国汽车来并无逊色。”

工业是苏联的立国之基,而集体农庄则是苏联独有的景观。郭沫若一行参观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的一处集体农场,名为“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据引导参观的领导介绍,“该农场系一九三一年成立。共有一千二百人”,而“战时生产均超过了战前生产”,“今年计划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三百(即仅仅半年,已超过了一年计划的三倍)”。这里的物产较为丰盛,农民也很好客。他们在“棉田旁一小亭中休息”时,“农主们从田中摘取了无数的黄瓜和番茄送来,请客人食用解渴”,而当他们回到农场管理中心时,工作人员还送来家酿的葡萄酒,“用着大碗当茶喝”。在郭沫若看来,这无不显示出苏联的富足,以及集体农庄的优越性。这也激发了他的诗兴。在约翰孙发言之后,他朗诵了一首即兴诗:

党代表的集体农场,

真个是人间的天堂!

亲爱的人们

一个个和天神一样。

世界上再没有

这样好的地方!

……

乌拉,苏维埃人民!

乌拉,斯大林!

口号式的颂辞,大大激起了农人的好感。“大家都狂热起来了,同声高喊着‘乌拉,斯大林!”大家把郭沫若簇拥着,一位大汉还将郭沫若举到了空中。他们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农人甚至邀请他们在那儿过夜。当他们分乘三辆汽车离开时,人们多涌到郭沫若处,“依然翘举起大拇指”。故事的余声是,他们当晚在国立剧场听音乐演奏时,发现他们刚在集体农场见到过的一些主人,“差不多都在场欣赏”,这再度印证了郭沫若最初“乐天氏之民”的观感。

郭沫若从工业和农业看到的是经济的发达,这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经济基础;同时也看到了平等,尤其是工人农民所享受的平等,这是苏联的“主义”。这些政治理念都以制度和物质形态,进一步体现在他随后参观的医疗和教育机构领域。郭沫若参观了多所医院,除工厂的附属医院外,还有斯大林格勒的市立医院。在这里,郭沫若看到了苏联对女性的尊重,不仅因为这里的医生多为女性,还在于女性所享的优良医疗福利:“苏联的医药治疗本来一律都是公费,而产妇入院尤其有优先权,这是母性保护的绝好的善政。”除医疗外,郭沫若对苏联的教育印象更深。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主要工具,对于革命者来说,教育更是培养“新人” 的主要渠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中国现代旅苏文人游记中,都花费了大量的笔墨介绍苏联的教育,如胡愈之、邹韬奋、戈公振等。

郭沫若在苏联还看到了社会主义新人培育的全过程。首先是幼儿园。8月3日他由莫斯科市教育局人员陪同,前往电车工人幼稚园参观。这是战争期间新建的一所幼儿园,“园舍甚为整洁,一切设备也很周到”,学费低廉,“军人及儿女多者取费少”,“有病时全由公家疗养”,先生则教小孩劳动、游戏,秩序井然。郭沫若对苏联的小孩有着极好的印象,他在街头曾遇到一群小孩,发现这些孩子都非常天真,“对于外来的人并不感觉生疏”,郭沫若也将这种现象与苏联的社会环境作了勾连,将他们看作真正的“新人”。他们真好像是生在乐园里的天使一样。我爱他们。像这样在自由的天地中所陶养出来的第二代,应该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类的开始吧”。此外,他还参观了女子中学和莫斯科大学,但彼时正值暑假,所以他记载的多为学校规模和设备概况,相关信息也多得自校长等陪同人员的介绍。如他参观莫斯科大学时,便详细记载了他们的课程设置及奖学金等情况,无不展现出苏联对教育的重视。如果从“纪行”的文体谱系来看,无论是行程安排,还是郭沫若对这些制度机构的详细记述,都显得有些“破格”。较之传统的游记多为自然风景,他对社会机构的记录难免枯燥;较之现代旅欧行记多侧重人文景观,他对现代工业的兴趣,更是缺乏“诗意”。但无论是主办方,还是观察者郭沫若,这才是真正值得观赏的风景。将工厂、农场和学校等社会机构视为风景,并不是指观赏者将其风景化,正如威廉斯所批判的田园观光者对乡村的风景化一样,而是说,在苏联这些制度本身就是风景。无论是工厂还是学校,都是苏维埃制度的具体承载者和体现者。使之成为风景的,不仅在于设备、操作流程的美,更在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召唤出来的乌托邦视景,这无不赋予机械设备以“灵韵”,只是这不是本雅明所怀念的带有手工痕迹的“灵韵”,而是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在其他风景如博物馆和集体仪式中体现得更为隐晦,也更为到位。

博物馆展示的是民族的历史记忆,但在苏联,博物馆不是悼亡的场所,而是展示制度和主义、甚至是教育和传播主义的地方,因此,苏联在莫斯科等地区新设了各类博物馆。据邹韬奋记载,在三十年代初,仅莫斯科这一处“已有一百七十七个博物馆了”。他还指出了博物馆与苏联体制的关联:

博物馆在苏联也是游历者所必须看的一类重要的东西——比其他各国的更重要,这是因为其他各国的博物馆多为古文化的坟墓,而在苏联的博物馆却多和他们的现代生活—— 和现代生活有关系的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意义——联络起来。

在对外文化协会的安排下,郭沫若参观了各类博物馆,这包括列宁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还有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博物馆和故居。在列宁博物馆等场所,郭沫若直观地感受到了俄国革命的历程;而对于这类历史博物馆的教育意义,他更是心领神会:“这是绝好的历史教育。只须在半天之内,谈笑之间,便可以温习一遍国史或甚至人类史,苏联新爱国主义之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所展示的革命过程,为郭沫若等人展示了苏联模式可模仿的可能性。

较之革命博物馆对制度的展示,作家纪念馆则涉及新世界中文化人自身的命运和处镜。他先后参观了莱蒙托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前者在他看来,“是专制魔鬼们,摧残文化的一个标本”,后者则是“一切苦难的征服者”,凭着诗人的敏锐和泛政治的阅读,他将这两位分别处于俄国与苏联时代的作家,作了历史对照:

接连两天,看了两位作家的博物馆,真是绝好的对照。尤其是两种政治对于文艺家的态度,一种是唯恐文艺家不早死,一种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他多活一天。“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尽管有些沙皇的亚流,还昧着良心,倒黑为白。

与参观工厂、农场等地相比,作家纪念馆与郭沫若自身的问题联系更为密切,它直接关系到制度选择与文人的出路问题,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际会、苏联对文化人的尊重,让他看到了潜在的希望。苏联对文化人的尊重,还体现在他所参加的克里姆林宫的招待宴会上。在这次苏共高层参加的晚宴上,郭沫若详细观察并描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加里宁等人的言行。在宴会开始不久,与郭沫若同席的尼德罕便预言,斯大林“恐怕坐不了好一会就要退席的”,但结果是“斯大林和其他的领袖们,一直陪坐到了席散”,而此时已是深夜十二点过后;此外,莫洛托夫的致辞极为简短,“绝无长篇大套的‘训辞”“斯大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在郭沫若看来,“这是很愉快的事。一位大领袖倒不在乎每宴一次客,一定要来一套大演说的。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而斯大林虽然保持沉默,但对艺术表演却“似乎特别感觉兴趣”。除宴会的仪式以外,他还参观了8月12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体育节—— 一次“苏联人民的大检”。这类盛大的群众场面,郭沫若在抗战初期曾亲自组织过,因此也格外有好感。在他的描述中,这完全是一首未来派的诗作,“一切都在流动”(《苏联纪行》,《新华日报》,1946年1月20日,第四版),他再度赋诗一首,风格与他此前参观集体农庄的即兴诗一样。在节庆式的狂歡中,制度具有了美学外观。在红场盛大的群众游行中,诗人郭沫若发现了与他气质最贴合的风景。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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