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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与他的良师益友们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胡适

胡适 (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早年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与我外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外公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深受胡适的影响,其之所以能够走上文学之路,与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初三日(1918年3月15日) 作文未就。先后晤以亨、子清,赠吴近照一张。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晤吴、王二先生。归翻稿一张,十二时睡”。所记“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说的就是去听胡适的课。刚进学校的时候,外公在黄侃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周邦彦的“清真词”,他对词学研究深厚的功底,得益于黄侃先生的教诲。然而,1917年当胡适在 《新青年》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后,外公也像许多青年一样,把胡适当成仰慕的导师,就参加了“小说研究会”,把小说作为研究的课题。但他对小说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有 《花匠》 《炉景》 等,但都不如他后来写的新诗那么有影响。外公引起胡适的重视,应当是从他寄给 《新青年》 的文稿 《白话诗的三个条件》 那个时候开始的,胡适看到这个年仅19岁的大学生的文章后,十分高兴,立刻在 《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并附有他的信:“我对俞君所举的三条,都极赞成……俞君这信里我所最佩服的两句话是‘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近来我看见俞君自己做的诗,知道俞君是能实行这个道理的。”胡适对他的白话诗 《春水船》 所表现出的那种“朴素真实的情景”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后无论是他与傅斯年同去英国,还是他提前回国以后,都受到胡适的关注。这之中,傅斯年在外公提前回国后写给胡适的信,对我外公此后在胡适引导下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输入新知的机会虽断,‘整理国故的机会未绝。旧文学的根底如他,在现在学生中颇不多。况且‘整理国故也是现在很重要的事。如果先生能常常对他有所劝勉,有所引导,他受益当不少的,否则不免可虑。”说本来是想通过让我外公出去留学,把先进的西方文化带回国,但他既然已经回去了,“整理国故”也很重要,更何况他的旧文学功底是那么好,那就全靠先生引导了。字里行间体现了傅斯年对我外公的殷切期望与关怀。傅斯年的话当然会引起胡适的高度重视,于是邀请我外公到北京参与 《尝试集》 第四版的删定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使他回到胡适的身边,更从此开始了他与顾颉刚对 《红楼梦》 的讨论,实现了傅斯年寄希望于他“整理国故”的愿望。他的 《红楼梦辨》 与胡适在1921年所著 《红楼梦考证》 无疑是“新红学”崛起的里程碑。

顾颉刚先生为 《红楼梦辨》 所作的序言,记述了这段历史经过:“1921年3月下旬,适之先生的 《红楼梦考证》 初稿作成。但曹雪芹的事迹和他的家庭状况依然知道的很少。那时候,北京的国立学校正是为着索薪的事罢课,使我常有工夫到图书馆里做考察的事。果然,曹寅的著作找到了,曹家的世系也找到了。平伯向来喜欢读 《红楼梦》,这时又在北京,所以常到我的寓所,探询我们找到的材料,就把这些做谈话的材料。”

“我对于 《红楼梦》 原来是不熟的,但处在适之先生和平伯的中间,就给他们逼上了这一条路。我所希望的辩论学问的乐趣,到这时居然实现。我们三人的信件交错往来,各人见到什么就互相传语,在几天内大家都知道了。适之先生常有新的材料发现;但我和平伯都没有找到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 《红楼梦》 的文本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鹗的续书。”

外公在他的 《红楼梦辨》 的“引论”中也有记述:“欧游归来的明年—— 1921年—— 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表他底 《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 《红楼梦》 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我在那年四月间给顾颉刚一信,开始作讨论文字。从四月到七月这个夏季,我们俩底来往信札不断,是兴会最好的时候。这书有一半材料,大半是从那些信稿中采来的。”从他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他写 《红楼梦辨》 与胡适和顾颉刚有着密切的关联。

1958年2月,外公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部分。当胡适在台湾看到这部著作后,曾有过如下的评价:

“我觉得俞平伯的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在今日还是第一善本。你若没有细看,请你找来一校,便知此本真不愧为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结果。”

1962年,外公的 《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出版,此时胡适先生已经谢世,未得见。外公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这或可从他的1963年为 《别后日记》 所写的“后记”中找到一些线索:

记中诸师长,今犹在京者只知堂师,年将八十。余如遏先、申叔、季刚、玄同、瞿安诸师,仲甫、适之两先生俱久已谢世……所从受业诸先生皆学府前辈,文苑耆英也,同游诸君亦一时之隽也,今皆古人也……戊午年为“五四”运动之前一年,记中载晤陈独秀、胡适,又言阅读 《新青年》,盖新文学已在萌芽矣。

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对胡适先生以及其他师长的怀念。

当然,因他与胡适有着这一层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在1954年掀起的对 《红楼梦研究》 的批判运动中,强加在他身上的诸多罪名中,又多了“胡适”这一笔,说他是“胡适幽灵”。这场运动,名为批俞,实为批胡,是显而易见的,他成了“批判胡适”的替罪羊。1954年,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由两个单位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在周扬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发言中,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对俞平伯在 《紅楼梦研究》 及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是又一次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斗争,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投降主义的斗争……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 《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俞平伯先生的考证和评价 《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何况他与胡适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身在海外的胡适,对这场运动的始末十分清楚,对我外公因他而受牵连,那更是心知肚明。1954年胡适在台北文艺学会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报告的时候,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前几年大陆上清算我,一九五一年就清算我,五二年、五四年、五五年大规模的清算我,先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清算起,俞平伯大家都知道是我的学生,北大的学生,好好先生一个。俞平伯绝对是最可怜的学者,绝对不是什么危险分子,他们是清楚的,俞平伯是最可怜啊!一清算就说俞平伯的东西都是从胡适来的,结果第二就变成清算胡适的幽灵—— 胡适的鬼。”

的确如此,“俞平伯是最可怜的啊!”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批判,他一无所知,待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已经是1967年5月27日 《人民日报》 公开发表的时候。因此为什么要批判他,这批判是如何引起的,当年的他完全是“丈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多年后,我的外婆在与我的谈话中回忆说:“那时我和你外公都很慌,也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往日的朋友都很少走动。我很为他担心。但总算还好,过去了。”当年的情景,用“门可罗雀”形容绝不过分。这场批判对于外公来说,真是太冤枉了。

“俞平伯是最可怜的”,从“敌伪”时期到1954年的“批红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大半生的时间他几乎都处在风口浪尖上,基本没踏实过。而等到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正式为他“平反”时,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他也因第一次中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在庆祝会上,胡绳先生称他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在祝词中说:“俞平伯先生以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建树,使自己成为‘五四运动以来为数不多的学者、作家、批评家兼诗人……俞平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劳动态度会更广泛地影响我们学术界。”

然而这一切已经引不起他的激动,实际上那时他的心早已“死”了。

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2岁。

周作人

周作人 (1885—1967),字星杓,号启明、知堂等。书房名“苦雨斋”。鲁迅的二弟。现代散文家、翻译家、诗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影响我外公一生学术成就的重要人物。

九月十三日九时进城谒苦雨斋……

九月廿七日朝霞,九时,偕环进城,余至苦雨斋,废名继至……

十月五日灯下作废名书,约其迟日随知堂来也……

十月九日陈来。知堂、废名、静希来,启无后到……

十月十一日十时到苦雨斋,午,启师命餐于西安门外之香积园,同座废名、启无、静希及傅君。饭罢仍至斋小坐……

仅从 《秋荔亭日记 (二)》 的文字记载中,便不难看出,外公与周作人先生往来之密切,这也是有原因的。

周作人“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并参加了 《新青年》 的编辑工作。参与成立“文学研究会”,曾发表过 《平民文学》 《人的文学》 《思想革命》 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翻译和推荐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周作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 《语丝》 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幽雅。“他的散文风格,极大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俞平伯、废名,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也是很有威望的流派”。

191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外公是他的学生,也是周作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得意门生”之一。很多评论将他与废名并列为周作人的“传人”,大多是从他们的散文受到周作人的影响而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传人”的评价并不过分。但周作人自己只承认他们之间是朋友,而非师生的关系,他说: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此后,外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同事,亦师亦友的关系使他们更加亲近。

除日常交往之外,外公与周作人的通信更为频繁,1996年6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收录他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往来信件就有353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信札193封,俞平伯致周作人信札160封。更为可贵的是,这些信札皆为二人手迹,实在是太珍贵了。外公对这些信件非常重视,他将之装裱成3册,并请周作人作跋语,以便于永久保存。也正因如此,方才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化史料。

岂明师所赐书翰出没其间殆五年,虽缺脱未免,而犹裒然可以成帙。盖有大幸焉欤?今春偶尔涉念,知其久而必失也,遂检理而付装池。

不知何年何月写了这些纸,平伯又要裱成一册,随手涂抹,殃及装池,其可三乎?因新制六行书,平伯责令写一张裱入,亦旧债也,无可抵赖。但我想古槐书屋尺牘之整理,盖亦不可缓矣。

他们最早的通信,当是在1920年10月间。周作人虽是他的老师,但在他们的通信中,并不摆出师道尊严的架势,他们的书信往来涉及到方方面面,或评论诗文,或赏析书画,或互赠诗词,谈出游、约会、赴宴……情趣盎然。在学术的探讨上,他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留在信纸上的文字,极具学术价值,于今日的研究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

平伯兄:

读 《野有死麇》 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 的老话,照旧说贞女希望男子以礼来求婚,这才说得通,若作私情讲似乎可笑,吉士既然照例拿了鹿肉来,女家都是知道,当然是公开的了,还怕什么狗叫?这也是求甚解之病。但是死鹿白茅究竟什么意思,与这私情诗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不能臆说,只是觉得旧说都不很对而已。匆匆,不尽。

作人 十八日

知堂师:

许久未修笺候,春来维起居康宴。顷奉赐书,谈及 《红楼》,如得晤对,欣慰欣慰。官版 《石头记》殊未惬人望,诚如尊言。事实上且未规规矩矩照录程乙本,实用的亚东本而涂上一些程乙的色彩耳。做工作者为湖畔诗人汪静之,渠对北地言语风俗毫不了解,自属难怪,唯有些注本来不错的却改错了,未免说不下去。其说明中关于作者卒年及族籍采用“华宗”汝昌之说,亦系错误的。在《光明日报》 明日始刊的“文学遗产”周刊,平及所中敝同寅王佩璋女士均将有文论列,未知能邀鉴否。“旧时真本”《红楼》 的系续书之一,决非原作。《续阅微笔记》 殆非纪氏手书,所示甚是。汝昌君亦好奇之过耳。平前作 《红楼梦辨》 行世以来殊为寥落,惟闻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国博士功名,尚属有用。于五〇年友人绍介改名“研究”出版后,忽销行至两万许,诚非始愿所及。其中论证强半陈旧,殊不敢以尘尊览。蒙扰反愧甚。近作 《红楼梦随笔》多则,即应 《大公报》 潘君之属。如他年汇成小册,当以呈正。

匆覆,敬候

著安

学生平伯启上 二月廿八日

翻阅周作人与我外公往来书信,不难看出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谈话更是不拘一格,随意且亲切,严谨之中又不乏幽默和情趣。

到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周作人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这是周作人一生很不光彩的一页。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师生殊途。外公反日的态度是十分堅决的,这可从他给胡适的信中得到一些线索:“今日之事,人人皆毅然以救国自在,吾辈之业唯笔与舌,真欲荷戈出塞,又岂可得乎!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令人利用,即惭惭冷却终于驰惰,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征候则一也。故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之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不可,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真欲荷戈出塞”便是他的态度,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他对胡适的信任和推崇。

尽管如此,1945年抗战胜利,当周作人因“汉奸案”被捕,面临审判的时候,我外公又致信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周作人说情:“……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若知堂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先生之知最深,固无待平言矣……平此书拟作多日期矣,以身微言轻,无益于事,辄用徘徊。徐而思之,知知堂者莫如先生,知之而敢于民言、可与之言者尤奠如先生。若夫深知旧交之中,可望其肯为、能为政府人民公言之者,九州纵大,先生一人而已。此平所始欲言,中徘徊,而终乃上书于先生也,乞垂清听焉。”

从这封“说情信”能看出外公为人坦诚,或者说是天真吧。两层意思他说得明白:“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是前提,“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九州纵大,先生一人而已”,这里面就有着一份我外公对周作人先生的尊重与敬仰的情谊了。到底要不要写这封信给胡适,他也是想了又想徘徊着,但最终还是写了。照说他的胆子也真是够大,但他就是他个直来直去,从来不会掩盖喜怒哀乐的性情中人。

周作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罪上加罪,让他吃尽苦头,胃本来就不好,“造反派”却只给他吃玉米面粗粮,雪上加霜,加重了他的病情。当他被人发现死在屋里时,他是趴在床上,一条腿耷在地下。想要爬起来干什么去呢?也就这样地去了。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逝世,享年82岁。

(选自《布衣本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韦柰 著/海天出版社/ 201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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