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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生平的孤胆风景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张冠生

胡愈之很少说自己。

一本 《胡愈之印象记》,众多友人作证。

陈翰笙说,“愈之生前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他干得多,干得非常出色,但从不夸耀自己。”

叶圣陶说,“他经常为朋友出主意,帮助朋友解决困难,……没听他诉说过自己的困难。”

胡绳说,“他为中国近代文化运动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

千家驹说,“他从不出风头,从不居功,……办成一件事后,……自己就退居幕后了。人们知道救国会的沈钧儒、‘七君子,文化供应社的陈劭先,知道国新社的范长江,知道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却不知道所有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的幕后都有胡愈之同志,而且愈之所花的心血比谁都多。”

吴觉农说:“在成功的事情上从不谈论自己,是愈之性格的特点。”

朋友们的印象,胡愈之的本相。

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胡愈之流亡南洋,写有小说 《少年航空兵》。其中有句话:“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

君子之道,一以贯之。从当年,到胡愈之去世前一两年,除了写一些追念亡友的文章,他极少写回忆文字,尤其不写自己。他经历的很多事,他在事中的担当,长期内只能自知,不宜他知。

20世纪80年代中期,胡愈之临近生命终点时,“为了明日”,终于要说说昨日。

1984年上半年,胡愈之口述《南洋杂忆》,约两万字。开篇处,他再次说起“几乎不写回忆文字”的老话。此时愿谈自身经历,是为“帮助青年人了解过去的生活和斗争”。

1985年下半年,胡愈之应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约,回忆个人经历,再作口述。知情者说,最初是“一份四万多字的自传”。

1990年夏,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胡愈之 《我的回忆》 一书。胡愈之头像几乎占滿封面。黑白影调,低首,蹙眉,闭目,绷嘴,不妨看作其回忆过程的典型瞬间,凝重,孤独,风云在胸。书中首篇是自传,自传首节是“走向革命”,首句说:“1896年9月9日(旧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城 (今为丰惠镇)的一个地主家庭。”“地主”一词本属中性,因意识形态因素,曾异化为具有强烈政治否定倾向的概念。胡愈之晚年,拜拨乱反正所赐,许多人说起出身,都恢复“书香世家”的说法。他坚持“地主”说法,当有深意。

胡愈之说,其少年时期,农民运动导致“地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部分地主坚持对农民的严厉镇压,而另一些地主则开始同情农民困苦的处境”。

胡愈之的父亲是一位清末民初维新派知识分子,受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在家乡办新学,传播新思想,也从自家经济下滑状态中感受到农民之苦、稼穑之难。他同情农民,肯管闲事,打抱不平,曾出手帮助一些贫苦农民和土豪劣绅抗争。这对幼年胡愈之有深刻影响。

自己没有耕地的农民,要维持正常生活,需得到外部条件,比如租用土地。

一般说,农民租地、缴租,是强迫还是自愿?毛泽东郑重地用过“情愿”一词。他出身农家,实际考察过农民运动,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知真情。

1945年夏,“国民六参政”访问延安。毛泽东和到访的黄炎培、傅斯年、冷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等多有长谈、畅谈,话题广泛,话头有味。黄炎培回到重庆,写 《延安归来》 记述见闻,轰动一时。其中,黄炎培和毛泽东谈出的“窑洞对”流传至今。毛泽东和黄炎培、冷遹说的另一段话,重要性和历史价值不在“窑洞对”之下,黄也记录于《延安归来》,却少有人提,如今已成遗珠。胡愈之和黄炎培是民盟同人,和毛泽东是中共同人,其时活跃于南洋媒体,或因政治,或缘于新闻传播,当有自然关注。

当时,毛泽东说起党内“觉悟到的种种错误”。说到农民,毛泽东说:“中国的贫农,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要求让他们种田。他们情愿缴租,苦的是租太重。至于自己有田,当然是很好,但是第二步的愿望。所以我们提倡减租。不反对田主收租,如果减租,可以保租。我们也不反对债主取息,但须减息。如果减息,可以保息。因为农民正要借钱应他们急需的缘故。”(见黄炎培 《八十年来》P142)

这段话,有对事实的承认、尊重,有合乎常识、常理的判断,和“打土豪、分田地”大相径庭。

从本本里出来,回到实际,看到了农民维持生活对租地的需求,也看到了债主收利息能缓解农民的一时困苦。这样去考虑农民政策,才可望得人心。

胡愈之的父亲同情、帮助农民,是一人之力,一家之力,共产党人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对农民的扶助,则是一党之力。他和父亲对农民的同情,可以在共产党内找到团队呼应。他早年信奉民主主义,后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应与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衷有关。

毛泽东同黄炎培、冷遹说起这段话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二十多年,胡愈之作“特别党员”已十多年。“本本”是否也影响到胡愈之?值得留意。

加入中共前,胡愈之有过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倾向。梅益写 《胡愈之与中国知识分子》 一文说,20世纪30年代初,胡愈之说过一句话:“我对于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失望了。知识分子不是给权贵帮闲,就只配当奴隶总管。”

梅益和胡愈之不是一般交往关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冒风险组织翻译出版 《西行漫记》,他们是密切的合作者。梅益记录的这句话,对后人了解、理解胡愈之有特殊价值。

胡愈之入党,有过一番曲折。他流亡欧洲前,在商务印书馆主持 《东方杂志》,与共产党人张闻天等有过接触。在欧洲期间,他曾系统研读 《资本论》 等著述。1931年2月底,他辗转苏联回到上海,对中国革命充满热情和信心,想找共产党组织,不知何处。直到他写的 《莫斯科印象记》 一版再版乃至五版,引起中共高层注意,遂得沈雁冰引导,重逢张闻天,才有机会当面表达对中共的看法和态度,参加相关活动。一次会议讨论中苏关系,胡愈之的主张和与会党员的“左”倾冒险主义意见不一致,成了他“不能很快入党的一个原因”。

1933年9月,经张庆孚介绍、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胡愈之成為“特别党员”,“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属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主要任务还是为党做情报工作”。(见胡愈之 《我的回忆》P26—27)

入党之前,胡愈之就切身领教了“左”倾思想的厉害。此后,他对“左”一直保持警惕。

吴觉农有“当代茶圣”之称。他与胡愈之是“总角之交”,曾写文章说:“愈之家离我家只一河之隔,我常去他家串门,至今印象清晰的是他父亲书房里的一幅大字:‘独坐防心,群居防口。”

胡愈之的“防心”“防口”功夫,其来有自,与其早年教育、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

书香门第,庭训不必多言,胡愈之进入中学后,父亲从绍兴为他找的国文教师薛朗轩,深刻影响了胡愈之的器识格局和思想方法。

薛朗轩和蔡元培同住一条街,两家皆贫,两人的父亲同为一个徐姓富人做工。徐家请一位名师到徐府授课,薛朗轩和蔡元培同为徐家子弟伴读 (当地风俗之一,富家可以请贫寒人家子弟到家中,和自家孩子一同受课,不收束脩,曰“伴读”)。因徐家赏识薛朗轩、蔡元培的聪慧和为人,后来徐家掌柜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薛、蔡。他俩先同工,后同学,再作连襟。一段佳话。

薛朗轩是个终老乡里的大知识分子,精通经学和舆地学,闻名浙东,主张格物致知,不求名利官禄。他的教书方法与众不同,对学生多作指导,少有灌输。应读什么书,读哪篇或哪节,由老师推荐,学生先作笔记,再向老师讲解。若笔记和讲解出错,老师加以纠正。

胡愈之回忆薛先生说:“一个经学老师不主张用古典,一个脱离现实世界、数十年埋头在故纸堆中的老先生,却主张文章不能脱离现实,一个极端保守派却教人不要学古人,摹仿古人。”“他的教学方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出入自如,对胡愈之后来的政治生涯太重要。他是中共党员,却长期不能以党员面目公开出现。他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但不宜加入群众革命团体。大半生中隐蔽特殊身份,“防心”“防口”至为关键。薛朗轩先生的教学方法,简直就是胡愈之后来特科工作的早期训练。其党员身份1979年公开时,距他入党已近半个世纪,胡愈之党内党外出入自如,薛先生有“授渔”之恩。

回忆胡愈之的文章中,不少人说到同一桩事,即胡愈之“文革”中的一次犯颜直谏。

此事发生在1972年。周彦瑜、楚泽涵、吴美潮联名的一篇回忆文章对这次上书言事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事情起因于毛泽东的湖南同窗周士钊。这位被毛称为“贤者与能者”“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1972年8月10日致信毛泽东,提出“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恢复尖端科学研究、开放书禁、恢复办大学、健全法制”等八个方面的主张。这是他同胡愈之多次议论的一些主张,成信后,提交前,胡愈之认为,一封信不宜提太多问题,最好归纳为三个方面:广开言路,发扬民主;教育问题;青年问题。

同年10月2日,周士钊见到毛泽东,说胡愈之等人希望面陈想法。毛泽东表示,可以给民主人士一点民主。后由汪东兴遵毛泽东所嘱,用两个下午当面听取胡愈之、周士钊、杨东莼三人进言。

得此机会,胡愈之直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之必要,并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活动,自己愿意出面筹办一份报纸或杂志,办成知识分子群言堂。这对疏导社会舆论、恢复文化秩序、疗治知识分子心殇,都会有积极作用。

类似“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往事,胡愈之还有不少。他被打成“走资派”后,若无其事。有人问及原因,胡愈之说:“我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谈不上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故不予理会。”《红都女皇》 事发,有人追查胡愈之与此事关系,要他检讨。胡愈之凛然道:“她与外国人私下谈话,外国人写了书在外国出版,自己出丑,与我何干?”话不多,豪气干云。

道义在胸自凛然。不该低头的事,压力再大,胡愈之不予理睬。自觉该作检讨、认错的,无人授意,他亦三省吾身,开诚布公。

胡愈之去世后,民盟中央前任主席楚图南写文章,说到一件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受到‘左的影响很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愈之同志代表盟中央作工作报告,主动承担了责任。愈之同志在谈到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问题时,离开稿子公开向在反右扩大化中遭到不公平对待的同志们表示道歉。” (《胡愈之印象记》P26)

李文宜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当时也在现场。说到同一事,她记得“许多同志都为愈老这种严于责己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不少同志都表示这些事哪能由愈老个人承担责任呢?”

楚图南把回忆胡愈之的文章命题为 《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字里行间,一个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一副孤直通达的文人风骨。

1948年4月,胡愈之经过八年南洋工作与生活,回到香港。5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号召。8月,胡愈之扮作华商,由“秘密交通线潜行”,经仁川、大连、荣成、潍坊、青州、德州到达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并先后向李维汉、李克农汇报工作。他感到“自己也解放了,可以干些我所爱好而又熟悉的新闻出版工作了”。

在西柏坡时,毛泽东曾向胡愈之谈过一个想法——“办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

恰逢其时,1949年5月14日,民盟总部第十一次会议确定,要尽快办起机关报 《光明日报》,任胡愈之为该报主编。

胡愈之十岁上下就显露过创办报刊的才华,由商务印书馆 《东方杂志》 介入社会媒体后,一直没有离开新闻出版界。国内的 《生活周刊》 《世界知识》……海外的 《南洋商报》 《风下》 周刊……更有 《西行漫记》 《鲁迅全集》 这类标志性的出版事功,一再显示出胡愈之的人文情怀、高超智慧和高妙策略。如今,他终于有机会干自己喜欢、熟悉的事情。

丰富的经验、巨大的热情集中释放,筹办工作顺风顺水。是年6月16日,《光明日报》 创刊号面世。胡愈之和党内同人、盟内同人、众多知识分子一起,以“光明”的名义,满怀憧憬,迎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展开。

是年9月,胡愈之被聘任新华书店总编辑。10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他为文教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11月,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胡愈之被增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他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常委。这些身份中,有政治任务,也有业务空间。

即便不能全力以赴于出版事业,胡愈之还是获得了半世纪生涯中大展鸿图的较好时代条件。

他开始全面调查全国出版工作状态;主持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作 《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推动成立中华世界语协会……这都是他喜欢的、擅长的、熟悉的事情。

这一“方向”上,他有太多事情想做。他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开幕词中说:“我们出版工作者,要从农村到城市到全国,准备迎接未来的文化建设高潮。我们的任务空前地艰巨。”

文化建设的艰巨程度,可能出现的曲折,有些可以设想,有些则很难设想。

胡愈之的主要工作机构,是民主党派和出版管理部门。国情中,这类机构具有特殊性质,在文化建设中的职能、定位、相互关系应该怎样,制度怎样设立,成效如何评价,皆须摸索,难免“交学费”。胡愈之在其中,居高处,历经“麻烦”,当有诸多见闻与体验,加剧了其艰巨感,却又不足与外人道。

麻烦再多,胡愈之流亡南洋时的“祖国梦”依然在念。1972年为“广开言路”冒险强谏,即为一证。虽无下文,心不死。待1979年改革开放,胡愈之旧话重提,于是年6月18日写信给孙起孟,再次呼吁“广开言路”,并加上“广开才路”和“广开财路”。

关于“才路”,胡愈之说:“民主党派要多发些议论才好,其中也确有一批人才,可挖掘潜力。”

关于“财路”,胡愈之说:“民主党派中有不少人可以著书立说,也有不少人长于经营管理。”

胡愈之主张,“应该把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财力、物力、智力集合起来。”顺着这一思路,他提出“兴办群言堂”的创议——“可以办一个杂志,也可以搞出版、印刷、装订”,“搞出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出力,出钱,出知识的,作为社员,自负盈亏,按劳分配,不向国家伸手,而能帮助国营经济的发展”。

孙起孟意识到,胡愈之所言是“致力于发扬民主的新颖构想”,即嘱其提出具体方案。

是年6月29日,胡愈之写出 《建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初步设想》,既有现实考量,又有深谋远虑。此事结果,孙起孟说:“虽经反映,由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得到足够的认真研究,搁置起来。”

胡愈之以口述文字留下 《我的回忆》,是在1985年。他本有条件完整地回顧一生,话题却在“新中国的诞生”处戛然而止。

他留下的一些空白,有不同版本的胡愈之传记、纪念文集作弥补。类似 《胡愈之印象记》 一书中大量回忆文字,弥补之余又有升华,包括他一生精进、功成不居的种种佳话。胡愈之缄默之处,亲属、朋友们出来说话,说了很多,众口成碑。

我们由此看到了胡愈之生平更多风景,看到了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或说奇观—— 他作暮年回忆文字,正逢中国社会拨乱返正、正本清源,其心则从未生乱,无须“拨”;其足未涉迷途,无须“返”;其“本”不见偏离,无须“正”;其“源”始终澄澈,无须“清”。如此人生,不多见。

多半生遭逢乱世,流离动荡,承平时日无多,胡愈之如此清正始终,及高位,享寿九十,是凭孤胆,尤须超群智慧。算算时间,胡愈之离世迄今逾三十春秋。其暮年创议“群言堂”事,还有行内人记得。沈公昌文提示,“似乎这里出版界很少有人注意及此”,“出了好几本关于这位老人的传记,但都讳言此事”。他不惮烦又说一次,并在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书中附录了胡愈之 《建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初步设想》 全文,存了文献,也存了先辈胆识。

(选自《博览群书》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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