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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楼芳华

时间:2021-01-1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孙文晔

中关村日新月异,但不是每一座楼都能跟上它的脚步。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很少有人注意到“科源社区”中心的13、14、15号三座小楼。这三座三层苏式建筑,除了太旧,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却被称为“特楼”。

曾几何时,这里大师云集,先后入住这三座小楼的有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汪德昭、郭永怀、童第周、贝时璋、罗常培、吕叔湘、顧准等60余人。他们绝大部分为中国最早的中科院院士,也有“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863”高科技计划的倡导者,几乎每一位都是某一领域的开山鼻祖。在这么小的范围里,云集着这么多“最强大脑”,不但在世界上不多,在中国更是少有。

三强一测定中关

作为中科院子弟,边东子是特楼的老住户,在他心中,中关村不是“中国硅谷”,也不是“宇宙中心”,而是“就等于科学院”。

在旁人眼中,中关村,是地名,科学城,则是雅号。那么新中国为什么把城建在了村里面?

原来,中科院成立后,要把分布在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迁到北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物色一块地,作为“永久院址”。

时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负责人的梁思成提出,把科学院建在位于北中轴线上的黄寺地区。在梁先生心中,只有最重要、最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才可以建在中轴线上,该选址方案也得到了北京市长彭真的批准,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事业的重视。

不过,在黄寺建科学院,拆迁施工量太大,对于急于发展壮大的中科院来说,实在是等不起,负责选址的领导们最后选定了还是一片荒地的中关村地区。

竺可桢等人的考虑是,这里靠近北大、清华和正在建设的“八大院校”,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条件。另外,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很容易形成一个科学中心,方便吸引人才和学术交流。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中央批准,1951年,北京市政府毫不吝啬地将大泥湾 (黄庄) 以北、成府以南的300公顷地一并划给了中国科学院,以“保留相当发展用地”。

北京市批地后,最先建起来的是近代物理所。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个楼为什么有优先权?这还得说到“赵忠尧事件”。

1946年,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群岛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国民政府派赵忠尧作为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中央研究院筹集五万美元,托赵忠尧在参观完毕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的器材。1950年9月,当赵忠尧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途经日本时,被驻日美军强行扣押,说他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机密等。经过一番抗争,赵忠尧出狱归国,经他之手购置的加速器部件和科研器材30余箱也先后运回北京。

这些设备要想派上用场,实验室是必须的。为此,刚上任的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亲自到一片荒野中测勘楼址,并建议在保福寺北侧动工。

1952年,在蜂蝶飞舞的菜地、蛙声鼓噪的稻田和坟冢隐没的荒野中,一座混凝土大楼破土而出,而且没有对外挂牌,统称“918信箱”,显得尤其神秘。这,就是后来人称共和国科学第一楼的“原子能楼”。

以此楼为标志,当时的“科学城”,现在的“中国硅谷”开始崛起。截至1966年,中国科学院直属机构118个,其中有22个集中在中关村。由于“原子能楼”领跑了中关村科学城的建设,因此有“三强一测定中关”之说。

1954年,在今天的中关村东区建起了一批住宅楼,其中三栋三层小楼,总共48户,因其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最好,安排高级知识分子居住,而被称为“特楼”。

很快,从南京、上海迁往北京的一批科学家住进了较早建成的14和15号楼,此外,新中国成立头两年来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像赵忠尧、叶渚沛等人也成了这里的住户。

1955年到1956年,掀起了一股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到科学院,并且大都住进了新落成的13号楼。于是,在中关村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说法,14、15号楼南方人多,13号楼里“留洋”的多。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4、15号楼的住户绝大多数也是“留洋”的,不过是早期“海归”而已。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选聘的172位学部委员 (不包括社会科学方面学部委员61位),从海外归国的科学家占到九成。

当时在中关村,还有社会科学的四个研究所。因此,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家也把家迁到了特楼,如吕叔湘、罗常培、陆志韦等。

特楼里还住过一些党政干部。他们大都是在党内文化水平高,能和科学家们打成一片的,如恽子强、卫一清、白介夫等,边东子的父亲边雪风就属于此列。

1955年,高中生柳怀祖随父亲柳大纲 (我国盐湖化学创始人) 住进15号楼,在他印象中,那时的中关村荒草长得比小孩高,南边有很多坟地,平房上还有白灰画的圈,一打听才知道,是防狼的“狼圈”。西山的狼竟然能跑到中关村,现在匪夷所思,当时却不得不严肃对待,保卫部门还为此专门配了卡宾枪。

“那时三座楼建成不久,洋气得很。”虽然厨房卫生间灰色的水泥墙上还裸露着纵横交错的管道,但在“一穷二白”的年月里,仅浴缸就足以证明它是高档住宅了。

更洋气的,是特楼里的住户。顾准的儿女回忆,他们一家刚从上海到北京时,感觉北京比较“土”,可在中关村的“海归”科学家们面前,他们就成了“土包子”。每天傍晚,楼上某家响起叮叮咚咚的钢琴声。清晨,楼上地板嗡嗡响,大人说这是“吸尘器”的声音。还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冰箱、电视机、进口自行车,这样的生活水平,比国人超前20年。

李佩屈就当村官

1955年11月,钱学森一家落户到14号楼201室。这套房当年在北京算是“豪宅”,虽然做饭还得烧煤,但已经有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爸爸妈妈都很愉快,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生活环境陡然变化,钱永刚和妹妹还有点不适应。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他俩不敢喝,因为在美国,人们基本喝不加热的牛奶。兄妹俩用英语讨论这是不是真牛奶,被在一旁的朱兆祥叔叔听到,引来大人们一阵大笑。

走进钱家,最显眼的是一架三角钢琴。特楼中不少家庭有钢琴,可是有三角钢琴的却寥寥无几。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歌唱家蒋英的结婚礼物,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曾扣押过此琴,经过一番波折,才要回来。路过14号楼,如果运气好,就能听到蒋英那优美的琴声和动人的歌声。

钱学森安家时,中关村到处是林立的脚手架和刚刚开挖的地基,而他也在为新中国的科学“打地基”—— 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规划,决定了我国重点发展的学科和项目,钱学森作为综合组组长,用他的远见卓识,把当时还非常神秘的计算机、导弹、原子能等列入其中。“两弹一星”甚至“神舟飞船”的发展,都是由此打下基础。

“向科学进军”的蓝图铺展开来,钱学森急不可待地致信康奈尔大学的郭永怀,邀请他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信中还提到了两家在特楼的住房: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有了钱学森的前车之鉴,郭永怀为了顺利回国,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笔记。同船的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则受到美国的严格审查,以至于船晚开了两个小时。同船的两家人,后来在特楼又成了邻居。

出任力学所副所长后,郭永怀一家入住13号楼。他的夫人李佩,本来被安排到中科院外事局工作,但为了就近照顾丈夫和5岁的女儿,就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当起了副主任。

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作为西南联大、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屈就当个“村官”,实在是大材小用。不过正是她特有的热心肠和高超的沟通才能,让中关村的日子有滋有味起来。

特楼刚建成时,周围仍是荒郊,配套设施大都没有。居民面临着许多困难,没有商业网点,没有幼儿园、学校和医院……

当时中关村正在大兴土木,这些事,有关部门一时也顾不过来。李佩没有等,而是把在国外的经验用到了中国。

在她的组织下,吕叔湘的夫人、赵忠尧的夫人、赵九章的夫人、邓叔群的夫人、梁树权的夫人组成了“家属委员会”,许多有关生活上的事,卫生、学习、安全、子女教育……都由她们担当了起来。这个全部由院士夫人组成的家属委员会,开社区自治的风气之先。

对妈妈们来说,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在各方努力下,中关村建起了幼儿园、还对名副其实的乡村小学——“保福寺小学”加以改造,现在名气很大的中关村第一、二、三小学都脱胎于此。让科学家给小学生上课这个传统,也是李佩那时开创的。

为解决缺医少药问题,李佩还请一位退休后住在女婿家的沈大夫建起了医务室。这位女婿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院士。直到1960年建立了中关村医院,中关村地区的医疗条件才有了很大改善。

科学家们对环境卫生和公益活动都很重视,那时,每周都有这样一个傍晚,平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科学家们,全家一道出现在楼前,不是开PARTY,而是出來打扫卫生、美化环境。这些学富五车的大科学家或包着头、或戴着口罩、或带着袖套,打扮得“土头土脑”的,来到楼前,或拿着扫帚、或挥着铁锹、或浇水、或撮土,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特楼周围的环境大为改观,13号楼前栽着一片重瓣桃花,每年春天争相吐艳,14号楼前是一个花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特楼的黄金十年

在特楼,即使是国宝级的泰斗,也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

在儿子钱思进眼里,父亲钱三强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好爷爷。在楼后的小副食店门口,他每天按时排队领取牛奶,一直到最后一次住院前;当女儿女婿不在家时,他常坐在床边给孙辈们讲故事,孩子睡熟之后,再继续他的工作。

钱三强的夫人、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常把头发随意一挽,对自己的衣着也毫不在意,但家人的毛衣都是她亲手织的。有网文说她晚年过得清苦,当过中科院办公厅主任的柳怀祖和请何泽慧审过稿的边东子,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说,人家不是缺钱,而是不爱钱,不讲究,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科学大咖们对孩子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吃饭时会给儿女出“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晚上会架起天文望远镜教他们看星星,出差还不忘买 《连环画报》 寄给爱画画的女儿。

当然,他们也会遭遇普通人的困境。杨承宗在国外用自己的存款为国家买了仪器和图书,回国后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不得不卖掉高级照相机、手表,甚至得借钱给孩子们添置过冬的棉衣。顾准被停职后,则常常背着粪篓四处拾粪,只为种好门前那一分多点的地。

柳怀祖记得,叔叔伯伯在楼梯上遇到,一般都“老张、老王、老李”地打着招呼。他们虽然不讲行政等级,但同事间的称呼还是大有学问的。

被称作“老师”的人,一定德高望重,比如赵忠尧,一来他以前是清华教授,二来很多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赵的学生钱三强和王淦昌则被称为“公”,即钱公、王公。也有被称作“先生”的,如何泽慧等。

孩子们不知道这些“大家”的分量,顶多知道他们是哪个所的。边东子经常看到楼上的郭永怀戴着鸭舌帽,迈着大步、低着头从他家的窗前走过,却不知道这位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大功臣。别说他只是郭芹的好朋友,就连郭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忙什么。

钱永刚说,那时爸爸经常出差很长时间,有时几个月看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上看过的爱斯基摩人”。

虽然这些大师为人平易,但相处久了,边东子也注意到了他们的非凡之处。

钱三强书房里挂着“从牛到爱”几个大字,外人常常不明所以。原来,这四个字是即将进入清华大学时,他的父亲钱玄同送他的。钱玄同说:“学物理嘛,就要像牛顿和爱因斯坦学习,做出成就来;其二嘛,学习就要像牛那样苦干,渐入佳境后,就会爱上这门学科。”

《中国植物志》 的主编林镕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午饭都是包子—— 原因是他去食堂排队总有人让位,他故意去晚,学生又把饭端到办公室。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他夏天吃凉包子,冬天把包子放在暖气上,以至于大家都知道“林伯母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蒸包子”。

1955年,选聘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 时,柳大纲先生曾经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候选名单中去掉,原因是“不够资格”。何泽慧在回答“您被选为院士后有什么感想”的问题时,以她特有的率真和质朴说:“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三座特楼里,有好几对夫妻科学家,有的还是上下级关系。陈世骧和谢蕴贞都在昆虫所工作,陈世骧任所长,留法归来的夫人谢蕴贞一直是六级副研究员,没有得到提升。陈世骧向孩子们解释,“我也觉得亏待了你妈,但是当了所长,自己的事就不能多想,这样才能使人信服,才能办好所。”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直至去世仍是副教授,也是因为有童第周这个“顶头上司”。

这么多“最强大脑”聚在一处,最大的好处是随时随地可以“头脑风暴”。那些参与国防的专家们“知道的不能说”,家人朋友“不知道的不能问”,因此很少私下谈论具体工作。但他们总能在花坛边、楼道里,找到相关学科的大咖,巧妙地聊出心里的困惑,听者也能心领神会,提出启发性的意见。

钱学森的兴趣广泛、视野广阔,另一个门洞搞生物的贝时璋,13号楼的化工专家郭慕孙,地理所的黄秉维,都能和他聊到一处,还曾经碰撞出火花来。

郭永怀和汪德昭住楼上楼下,夫人们也是旧识,一次聊天时说起铀235的分离问题,搞声学的汪德昭在既有方法之外,另辟蹊径,提出用超声波进行分离。力学和声学两个学科就在笑谈中有了交集。

聊得最畅快的,是我国第一个人造卫星研究机构——“581”组。这个组的组长、副组长都是这三座楼的住户。“581”组成立后,赵九章家经常宾客云集,专家们在一块小黑板前写写画画,阐述着自己的想法。讨论过后,赵九章的房间经常是孤灯一盏亮到天明。

李佩在口述史中说,归国后的十年,是一个黄金时期,对搞科研的来说,是真正能发挥他们才智的时候。

更难得的是,“我们这些家庭,多是从国外回来的,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小孩也差不多大,成天生活在一个楼里,大家相处都比较融洽,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李佩所住的“模范门栋”,一共六家,几乎每周都有聚会,一般是各家做几个菜,这周带到张家,下周带到李家,大人聊天,小孩一起玩。

走的走,搬的搬

特楼里这种温馨而忙碌的气氛,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打破了。

经济学家顾准被打成右派,一家人在特楼住不下去,1958年就搬到妻子汪璧在建筑工程部的住所。

“中科院专家躲过了这一劫,不能不感谢院长张劲夫。”柳怀祖说,反右运动刚兴起时,张劲夫就“斗胆”找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为国宝们讨“免死牌”。后来,文件下发到全国,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得益于张劲夫的力保,中科院鲜有科学家被划为右派的。

在14号楼时,钱学森主持研制的“东风一号”导弹冲天而起。为了方便他的工作,也为了加强安保,聂荣臻亲自安排了航天部大院中的一栋小楼,让钱学森搬家。

自从1960年10月搬出特楼,钱学森就再没挪过窝。2009年,前去吊唁的媒体记者惊讶地发现,“副国级”的科学家竟然住在不到100平方米的住房里,小小的门厅,最多只能站4个人。不是国家不给钱学森分房,而是他执意“不脱离群众”。

聂荣臻的远见,间接保护了钱学森。“文革”中,童第周等被赶出了特楼,仍住在特楼的,住房也大多被占用。本来五居室的格局,住进了另外三家或四家,一个厨房摆着五个灶,一到早上就抢厕所,自然极不方便。李佩为了让郭永怀的副手林鸿荪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就主动请林鸿荪和他的夫人杨友住到了自己家。

一位曾和科学家合住的小朋友,多年后愧疚地说,14号楼是木质地板,毛孩子们在里面跑起来“咚、咚”作响,很影响老人们休息,但是这些爷爷对孩子们却总是和蔼可亲。

无论待遇如何,只要还能工作,特楼里的科学家就能找到乐趣。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是边东子记忆里金色的一天。

全国激动万分的时刻,核武功臣杨承宗却在家里睡大觉。原来二机部的领导怕这些专家长期超负荷工作,承受不了突来的欢乐,就在前一天晚上拉着他们看电影。电影放了一部又一部,直到半夜,才把核武功臣们送回家,算是缓冲了一下。

乱世不乱心,还能保持幽默感,尤其难得。声学研究所所长汪德昭一度被安排扫厕所,在这种境况下,他仍有心开玩笑,还写了“请垂直入射”的纸条贴在马桶前。得知他们研制的某国防水声设施发生故障后,他和前去维修的人约定暗号,如果修好了,就发电“母病已愈”,否则就是“母病危”。

1968年12月5日,特楼里的气氛雪上加霜。郭永怀从青海基地乘机回京,飞机在北京机场不幸失事。当领导把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也未发一言,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此后,人们再没听她提起过“老郭的死”,只是有时见她站在阳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十年浩劫之后,特楼也铅华落尽,本就十分朴素的灰砖墙,斑驳破损,原来鲜艳的红色窗框,油漆剥落。门前那一片桃花源似的美丽景致,因为盖研究生楼和宿舍楼,不复存在。始终保留的,只剩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据说是郭沫若和钱三强一起栽的。

相对于建筑,历尽劫波的人,修复能力似乎更强。李佩白手起家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地理学家黄秉维发出豪言壮语:“把64岁当成46岁过,大干一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的高檔住宅,想让老院士们搬出已成“大杂院”的特楼,却引起很多人“不满”。屠善澄就对边东子说,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当时特楼里还流传一句话,叫做“乔迁之忧”。

1986年,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科技。这四位“863计划”的建议者中,王淦昌、杨嘉墀都曾住在特楼。

杨嘉墀的远见在特楼是出了名的,在我国还没有电视信号的年代,他就不嫌累赘地从美国背回了一台20寸电视机,后来成了孩子们“蹭电视”的最佳去处。提出“863计划”时,他家仍住三楼,杨嘉墀年纪大了,腰腿都不好,可从没抱怨过什么。

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楼里走的走,搬的搬,50年代的老住户越来越少,居住条件也越来越落后于时代。1994年冬,杨家雷回国探亲,发现楼里的暖气不热,却见老爹杨承宗掀起穿在外面的大棉袄,指着腰间的宽布带说:“这是我的发明,可以保持身体暖和。”这一年杨承宗已83岁。

1999年国庆节前夕,“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在特楼里住过的6位科学家获奖,但为研制核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杨承宗,却不是获奖者。有人为杨老感到不公,可他只是带着爽朗的笑声答道:“事情做出来就好。”

进入21世纪,特楼里的住户已经换了几批,但有几个“钉子户”,就是不肯走。边东子笑称何泽慧、李佩为“明钉”,贝时璋为“暗钉”。

中科院曾经几番动员,钱三强与何泽慧都执意不搬,他们甚至想出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实际上,新楼离图书馆还近些。

1992年5月底,首都科技界缅怀聂荣臻元帅。为了准备发言稿,钱三强前一天晚上在书房里一字一句地反复修改到深夜,第二天他又坚持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之后才回家休息,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一个月后,钱三强去世。

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何澤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无论谁劝她搬家,都会被“顶”回去:“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

直到今天,钱家的书房仍保持原样,写字台上,台历的日期还定格在30年前,书桌边,是何泽慧最喜欢的旧藤椅。只是,墙上挂着的照片,多了一张。

坚决不搬的还有中科院的“寿星院士”贝时璋,他不仅不换房,连保姆也是几十年都没换过的“李妈”。走进他家,就像到了“旧物陈列馆”,还能找到1954年迁到北京时公家配发的家具。他对人说:“我对这房子感情很深,住了几十年,知道什么地方能扶,东西在什么地方。”

2009年10月29日,107岁的贝先生在睡梦里安详辞世。去世前一天,他还在家里和六位研究人员谈创新。

随着100岁的杨承宗、107岁的贝时璋、97岁的何泽慧相继离去,连二代子弟也过了花甲之年,或出国或搬家,住在特楼里的老一辈只剩下李佩一位。

这里是科学院的根

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的陈春先参观硅谷,并决定在中国做类似的事,于是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研机构。不到20年,中国硅谷真的出现了,就在中关村。

商业大潮涌起,中关村寸土寸金,特楼也愈发“相形见绌”,拆除的传闻不绝于耳。

可李佩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呢?她的花在这,阳台在这,钢琴在这,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的画也在这。她曾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呆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离休后,李佩为了“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又重新投身于社区建设。在中关村,仅她义务组织、主持的系列知识讲座就有600余场。提起拆迁,她就说,你们看看窗外楼前那些树吧,我搬过来之前就已经种了,现在已经是五十年树龄的大树了。

84岁那年,李佩曾经从中关村坐公交车到中国科学院,当着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面,默默写下了特楼里居住的科学家的名字,她说:

“第一,要谈科学院,人家不会认为三里河的办公楼代表科学院,它代表不了科学院,能代表科学院的是我们这几幢楼,和最初住在这里的老科学家们。第二,我给你算一算住在这几幢楼里的老科学家,大概有80多位,这80多位里,有9位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32位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有8位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特楼6位,周边楼2位),怎么能随便就将这些楼拆掉呢?在国外,最有文化历史意义的老房子会保留起来,也许有新住户,但他们会在房子前镶一个铭牌:谁的故居。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嘛!”

一棵树摇动了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了另一朵云,特楼的第二代也行动起来。住在李佩家楼下的边东子,看到 《北京名人故居》 一书中竟然没有一位科学家,就写下了“发愤之作”《风干的记忆—— 中关村特楼的故事》;旅居海外的蔡恒胜在华人网站上连载自己的特楼记忆,他还联系其他特楼子女共同撰稿,出版了 《中关村回忆》 一书,柳怀祖欣然成为此书的编纂者之一。

除了亲情与爱意,让“小住户”们拿起笔的,是父辈身上的科学精神。“那时他们的热情特别高,他们粗茶淡饭,一袭布衣,却肩负起新中国科学崛起的重任,全力以赴地工作。”作为见证者,陈丹雅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传下去。

以收集回忆为契机,2008年特楼内的数十位“小住户”又聚到了一起。李佩跟他们说“中科院精神的根在这儿”。

2017年1月,李佩先生走了,享年99岁,但她的影响力,似乎仍在冥冥之中保护着特楼。

2019年6月底,特楼等429处建筑被公示为北京首批历史建筑。消息转到微信群,特楼的二代住户们一片欢腾,“特楼保住了”。

(选自《北京日报》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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